梁启超生日这天,我们跟随许知远的笔触回到茶坑村

梁启超生日这天,我们跟随许知远的笔触回到茶坑村

2021年02月23日 09:53:08
来源:凤凰网读书

#许知远有文化的吐槽#冲上微博热搜,他似乎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红。他自己曾说,“做视频节目,我只花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神在写一本新书,关于梁启超。”

许知远写梁启超,与其说他试图挖掘梁启超的“反叛精神“,不如说他在寻觅并确认自己与这个时代之间的“反叛”与认同。

在此前与我们的对谈中(许知远:我都网红了,还格格不入吗?),许知远说“梁启超也是那个时代的网红”,那么在梁启超生日的这一天,让我们来看看“网红”许知远如何书写“网红”梁启超。

本文摘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第一章。

01

对于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

《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按照中国人出生即为一岁的习俗,梁启超恰好三十岁,倘若孔夫子的教诲没错,他该进入一个言行恰当、懂得礼数的人生阶段。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尽管他犯了个错误:意大利于1871年迁都罗马,而不是1873年建国。

当梁启超在1873年2月23日出生时,这样想象时间与空间几乎没有可能。他的出生被严格限制于中国的农历纪年方式,癸酉年正月二十六日,这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暗示着不管是个人轨迹还是历史变迁,都是无往不复的。时间也遵循着政治权力的节奏,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国正逐渐从巨大的内乱中恢复过来,与西方外来者达成了暂时平衡,史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兴”来形容这个时刻。梁启超就诞生于这个短暂的、相对平静的中兴时代。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同样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点。茶坑村是熊子乡的五个村庄之一,整个乡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岛。它所在的新会县位于广州西南部,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与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会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区域,充斥着瘴气、怪兽与野人,离中原文明遥远之至。它的辖区与名字随着朝代更迭变化,在隋代与唐代,还曾短暂得名冈州,是中央政权从中原不断向南扩展的明证。不过,真正塑造了此地的两个历史事件都与宋王朝的崩溃有关。

1273年,相传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获救于一个商人,藏身于广东北部南雄的珠玑巷。朝廷要派兵缉拿的传闻造成大量居民南迁,新会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于此,包括茶坑的梁氏。

这座小村庄横跨梅岭关口,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广东的珠玑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被很多人视作家族的起源。这半神话半真实的族谱也象征中国历史的最坚韧之处,凭借流动的家族力量,南宋得以对抗外族入侵、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另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于五年后,末代皇帝赵昺率20万军民驻扎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败后,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这两个事件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逃亡,这段不无夸张的虚构历史给予本地人一种特别的身份感——尽管身处帝国的边缘,却以中国正统自诩。

涌入的人口也改变了这里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大胆猜想,蒙古军队的入侵导致北部山区被抛荒,加速了土地被侵蚀,将更多的泥沙通过北江送入珠三角区域。这一进程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景象颇有些类似,地中海山区的土地被抛弃、腐蚀后,山岭退化,泥土也逐渐沉淀到低地区域。

移民们不断填海造田,种植稻米、桑树,原来的沼泽、湿地、森林变成沙田。扩展的田地与不断繁衍的人口相互促进,催生出一个越来越繁荣的珠三角区域。这个进程在16世纪中叶陡然增强了,因为广州、长崎、马尼拉贸易圈的形成,加上欧洲人对茶叶和蚕丝的大量需求,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地区也迅速商业化。

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

新会县正建于这块仍在不断扩展的冲积平原上。它离广州110公里,西江纵贯新会全境,潭江横穿其西部,它们在入海口处汇成银洲湖,南海就此展现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筑造小堤基,最初种植稻谷,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兴起,茶叶、蚕桑、红烟、蔬菜、蒲葵与甜橙成为主要的种植物——后两种尤为著名,它们是明清两代的贡品,还远销周边的省份。到了清代,新会已经是广东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尽管跟临近的佛山、顺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1873年经过新会,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过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连接着市镇与乡村,比起辽阔的平原与水域,这些城镇与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里的豌豆”。一位叫托马斯(R. D. Thomas)的旅行者1903年途经西江流域,看到成片的稻田,果树、鱼塘、桑树一眼看不到头。在繁荣市镇里,他看到祖祠前竖着旗杆,石墩上刻着获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村中还有为风水而建的石碑与宝塔。

茶坑村就是这图景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如今一条大道连接着村口与县城,捞沙填海早已让城郊连成一片,但在19世纪后半叶,西江、潭江与银洲湖汇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点缀其中,茶坑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而梁启超,就像他自己宣称的,是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岛民。

02

茶坑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初,也就是明代初期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的年代,除了篡夺侄儿的皇位,他以派遣郑和出海闻名。梁姓与袁姓依山而居,在溪水旁种茶树,茶坑村便因此得名。这个孤岛因岛上的熊子山著名,山顶矗立着七层高的凌云塔,修建于1609年,离这个王朝的崩溃为时不远。围绕着凌云塔有两个传说,一个说它是为了压制山下有毒的三脚鱼,另一个则是因为此地文风不盛,而它将带来好运气。塔尖设计如葫芦,中空,有大小孔眼排列,一有风吹过,就会发出动人的声响。

凌云塔

梁启超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此居住了超过十五代。梁家声称来自南雄的珠玑里,再向前则追溯到福州。可考的绍祖是1134年进士,曾任福建知府,以孝著称,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造芦草屋守孝,还在周围种植松柏,修建亭子,据说苏东坡为此赋诗给他,并书其亭为“甘露亭”。但接下来,梁家似乎再未产生与之媲美的人物。

梁启超这一支是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定居茶坑村的。村中梁氏分为大井里、羁马里、南兴里、嘉亨里四个不同的宗族,梁启超属于嘉亨里。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清晰可考的祖先是梁毅轩,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年,直到二十七岁才生下唯一的儿子梁寅斋,从推崇多子多福的传统看来,这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寅斋给家族增添了新的希望,一连生下八个儿子,其中老二梁维清是梁启超的祖父。

生于1815年的梁维清给家族带来了起色。这个勤奋的读书人分家时仅得到几分田地、一间砖房,却充满了上进心。他苦练唐代柳公权的书法,最终也考取了秀才,尽管只是科举功名中最低的一等,却已经足以变成士绅阶层的一员,跻身村里的领导人物行列。

在梁启超的描述中,梁维清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一个儒生的作为。他同时肩负知识与道德权力,在村中参与公共事务,将土路修成石路,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他粗通医术,替行人看病时从不计较诊金。在特别的危急时刻,他还卷入平定叛乱、保卫家园的活动中。1854年,陈开、李文茂的红巾军围攻广州,新会的陈松年、吕萃晋起兵响应,围攻会城。各县成立“保良局”来应对叛乱,各乡推选有功名或年长者担任“保良会”会长。茶坑村也陷入骚动不安,“无赖者辄思逞”,梁维清在熊子山下的四个自然村设立保良会,“以故一乡无乱民”。数百年来,整个帝国秩序正是依赖一个个这样的本地士绅艰难维持。

梁启超

梁启超也愿意强调祖父的美德,用千篇一律的文辞来形容他:勤俭朴实,行为缜密,忠厚仁慈,待人周到,治家严格。有桩事迹的确可以多少证明这一点:父亲去世后,梁维清作为一家之主,把财产平分给兄弟,其中一些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梁维清娶了一位官宦之后。妻子黎氏的父亲曾高中乾隆四十六年的探花,死在广西提督的任上,她嫁到茶坑村,多少像是家道迅速衰落的结果。黎氏为梁家生下三个儿子,梁宝瑛最年幼(或许也最聪颖),梁维清宠爱他,竭力传授他读书。比起父亲,梁宝瑛的科举之路更不平坦,甚至连秀才都没考取。不过,生活还不算糟糕,梁维清将二十多亩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梁宝瑛分到六七亩,自耕自种。他没放弃书本,成为乡间教书先生,自称“舌耕为业”。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说明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失意文人的选择。

梁宝瑛娶了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赵氏出身书香人家,祖父曾高中举人。她以贤良孝顺著称,不仅善于女红,而且识字——当时读书是男孩的特权——让她显得很不寻常。她的品德让很多人折服,族中女孩愿意跟随她学习女红,据说村中儿女婚配时,只要女方曾跟随她学过女红,就会赢得“德性必佳”的信任。不难理解,她也是梁维清最钟爱的儿媳。

03

梁启超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满足与希望,他是这个小家庭的第一个男孩,也是长孙,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注定肩负起与宗族其他支脉竞争的任务。

如同所有孩子一样,母亲在他生活中扮演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赵氏性格活泼、灵巧而富有艺术感,梁启超日后的情感充沛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她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者,教他牙牙学语、读书识字。日后,梁启超批评中国女学不兴,致使儿童们不过在灶膛、闺房这些地方厮混成长,无法自幼学习文化与知识,而他的母亲肯定不属于这个行列。赵氏有一种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意识,梁启超记得自己童年时,不知因何事说谎,终日含笑的母亲突然盛怒,鞭打他数十下,警告他再说谎会变成盗贼与乞丐。这不无诅咒的训诫影响了梁启超一生,以至于他多年后还记忆清晰,始终保持诚实,对他人与自我有一种难得的坦诚。

父亲则是严厉得多的角色。“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梁启超日后说父亲尤通“淑身与济物”之道——“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

在仅存的一张合照上,梁宝瑛脸颊消瘦,额头宽阔,颧骨颇高,有一种随年龄而来的镇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日后,他东渡日本,向流亡中的梁启超索要钱款购置产业,甚至以死相威胁,直到梁的学生集资1200银圆,让他得以回去继续购买田产。多年后,梁启超还在劝父亲不要着迷于田产,声称自己宁可买鸡吃,也不买田产。

梁启超

在儒家伦理支配的家庭秩序中,父子关系常陷入紧张与拘谨。梁宝瑛经常因外出教书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还要刻意保持父亲的威严。亲密感反而发生于祖父与孙子之间。梁维清是梁启超最有力的童年塑造者,这个不算得志的秀才把诸多期望都寄托在长孙身上,从三个儿子中选择到幼子家居住,好与长孙朝夕相伴,把自己的学问、感受传授下去。他最初教授的启蒙课本大概是俗称的“三百千”。

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三字经》是大约五百个汉字构成的初级识字课本,三字一行,便于记忆,涉及的内容包括读书、伦理、数目、家畜、五谷诸方面,最初的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中国人对人性最基础的看法。《百家姓》用472个汉字列举出中国最常见的姓氏,其中梁姓排在第128位。《千字文》通常是很多人的第一本教科书,里面包含一千个各不相同的汉字,四字一韵,包括自然现象、历代名人、帝王朝廷、为人处世、农耕、饮食、园林、祭祀等方方面面。这三本书大约两千个汉字,构成了一个儿童最初的文化世界。

充满期待的祖父不满足于只给梁启超看这些启蒙读物。梁启超不过四五岁,就已经开始听祖父讲解《诗经》与“四书”了。教育不仅存于书本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祖父会带孙子们去看庙宇里的古画,给他们讲解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的故事,并指点着墙壁上的画作,说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又是岳飞出师北征——它们都传达着中国读书人最爱的忠义道理。在北帝庙中,祖父还写有一幅长联: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算,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展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

梁维清尤其喜欢讲述南宋、晚明之事。每年清明,全家从村子里乘舟来崖山扫墓——他们的高祖葬于此地——沿西江而下时,会路过一块高约数丈的巨石,突出在江面上,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79年的春季,南宋与元做最后的决战,二十万军队卷入其中,战斗持续了二十三天,它的结束与高潮同时到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赵昺从江中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这充满象征的一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谢幕,在后世很多人看来也是某种文明形态的结束。据说文天祥被囚禁在蒙古战船上,目睹了这场天崩式的失败。汉人张弘范投靠蒙古,成为这一悲剧的催生者之一。

梁启超

晚明与南宋分享着相似的悲怆。船过巨石时,梁维清喜欢吟诵陈元孝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以遗民自居,认定“满族人”就像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都意味着华夏文明被野蛮力量吞噬。每当吟诵时,祖父还会提高声调,声音中充满悲壮。清王朝的统治已近两百年,这样公开地感慨华夷之分不无反叛的意味。

梁启超日后也喜欢把崖山视作故乡新会最光荣的一刻,“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很有可能,流亡中的梁启超因“排满”需要夸大了这种回忆,不过这的确是岭南特有的传统,这里的文人们执着于宋明理学,对忠诚、气节尤其迷恋,始终与某种反叛性相连。

本文节选自

《青年变革者》

作者: 许知远

出版社: 活字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副标题: 梁启超(1873—1898)

出版年: 2019-5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