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研究的再出发

胡适在“ 五四” 时期曾揭橥“输⼊学理” 的⼝号，然⽽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 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原载《粤海风》2006年第3期

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 ⼈⽂” 的范围如此⼴阔，我的知识⼜极其有限，真有“⼀部⼗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的惶恐。我想从⼀百年来⻄⽅⼈⽂研究的⼤趋势开始，然后归结到中国的现状。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的⼈⽂处境是由⻄⽅⽂化⼊侵开始的，潮流必须探源。

⼀、回顾 20世纪科学典范下的⼈⽂研究

科学⾰命虽早始于17世纪，但科学主宰⼈类的⽣活，从局部到全⾯，则是 20 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的实⽤技术今天已经由⻄⽅传布⾄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 的基本动⼒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配现代⽣活这⼀事实，然后才能对⼈⽂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1900年发现了量⼦学说的蒲朗克（Ｍax Ｐlanck）⾃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家，毫⽆争议。但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出⽣在⼀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和亲戚并不⿎励他去学物理，甚⾄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是⽐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式。

到了 20 世纪中期，⼈⽂与科学之间的相对⽐重已发⽣巨⼤的变化。1959 年英国剑桥⼤学所爆发的“两种⽂化” 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C. P. Snow）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说，同时⼜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他去⺟校演讲，题⽬是“两个⽂化与科学⾰命”。他将英国知识⼈分为两类，⼀类是⼈⽂，⼀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体上掌握在⼈⽂知识⼈的⼿上，他们在⼤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学，但对科学却⼀窍不通。在他看来，20 世纪才是真正科学⾰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物等，都出现在 20 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另⼀⽅⾯，他也批评科学知识⼈缺少⼈⽂修养，以致往往轻视⼈⽂学。

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学术⽂化界的巨⼤震撼。⾸先发难的是剑桥⼤学的⽂学批评家李维思（F. R. Leavis），他强调科学与⼈⽂的⽅法不同，语⾔不同，“两种⽂化” 之说是⽆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亚⼤学的崔林（Lionel Trlling）评论这⼀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的复杂内涵，认为“两种⽂化” 的对⽐不能成⽴。

我引⽤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年之间，科学与⼈⽂在⻄⽅社会的地位，⼀升⼀降，已发⽣了惊⼈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今（按：1999年英国⼴播公司曾为此特制四⼗年纪念的讨论节⽬），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的新现象。四⼗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之明，科学⽂化现在⼏乎已渗透到⽇常⽣活的每⼀⻆落。相随⽽来的，则是⽂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地位⽐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化” 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1995 年⼜提出《第三种⽂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化” 并不是科学与⼈⽂交流以后的新综合，⽽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三⼗年来，物理学家、天⽂学家、⽣物学家中已有不少⼈开始专为⼀般读者写深⼊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opluar ），其实还是假定了⼀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任何⼀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三⼗年前所未有的现象；⼀般⼈的“⼈⽂修养” ⼤有为“科学修养” 取⽽代之的趋势。1987年贾柯⽐（Russell Jacoby）出版了⼀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The Last Intell ect ual 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 公共知识⼈”（Public Intell ect ual ）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 20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曾经⼤多数都是⼈⽂、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譬如贾柯⽐在书中特别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学已取得全⾯的胜利，应该更合乎科学时代的需要，但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般影响⼒反⽽⽐不上 20 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家？布⽒的回答⾮常⼲脆：科学今天⽆论在政策或哲学涵义⽅⾯，其所引申的后果⽐从前越来越深远，政府与社会都不能不更加重视。分析哲学家尽管在“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Science）⽅⾯有种种精巧的建构，但是毕竟还是科学家对他本⾏所进⾏的哲学家思考更为先进，也更为有⽤。

我必须说明，这⾥引布洛克曼的话，不过是借以指出⼀个⽆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在⼀般⼈的意识中，科学今天已稳居⽂化领航的地位，⼈⽂则退处次席。我虽不同意布洛克曼对整个问题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陈述的事实。现在⼈⽂与科学之间“霸权” 交替的史迹已明，让我在这个基础上，检视⼀下⼈⽂研究在 20 世纪的动向。

在这篇短论中，我试图提出⼀个⾼度概括性的观察：20 世纪的⼈⽂、社会科学在建⽴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 时，都曾奉⾃然科学为典范。这显然是因为⾃然科学如物理所创获的知识不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且它的⽅法也⼗分严格。⼈⽂研究⻅贤思⻬是很⾃然的，尽管这⼀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失败远多于成功，但整体来看，20 世纪的⼈⽂研究⼀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之下游移徘徊，则是⼀个⽆可否认的事实。姑就⽂、史、哲三⻔各说⼏句话，以⻅其梗概。

先从我⽐较熟悉的史学说起。由于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19世纪末以来，⻄⽅（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20世纪⻄⽅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的⼏乎都企图从不同的⻆度与层⾯把史学化为“科学”。

⻢克思派的历史“ 规律” 说固不必说，法国年鉴派的“⻓期” 结构或系统也是尽量要使历史现象和⾃然现象减少距离，因⽽可以接受“科学的处理”。20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 继“ 科学史学” 之后，其⽬的仍然是为了扩⼤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然科学接轨，⽽是与社会科学合流，⽽社会科学当然奉⾃然科学为最⾼的知识典范。这⼀潮流在美继⻓增⾼，⾄五六⼗年代⽽登峰造极。

在这⼀⻛⽓下所取得的最⼤创获，则在美国经济史⽅⾯。佛格尔（Robert W. Fogel ）与诺尔思（Douglass C. North）等从 60 年代到70 年代中，曾运⽤经济计量的⽅法，通过计算机对庞⼤统计数字的处理，研究了美国史上的经济成⻓、铁路建造以及奴⾪制度等多⽅⾯问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但严格地说，这项成就已属于经济学，⽽不是史学。所以他们在⼏年前因此⽽获得了诺⻉尔经济学奖 。

尽管如此，美国⼀般史学家对于他们的结论还是颇多持疑。佛格尔关于南⽅⿊奴是奴⾪制度的受益者之说，便引起了巨⼤的争论。量化史学在 60 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为）都曾予以援⽤。但时间久了，⼤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史学” 还是⽆法达到⾃然科学关于建⽴规律、精确、预⾔或预测等等的需求。

8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这⾥我必须补充⼀句，20世纪中仍然有不少⼈把史学列⼊“⼈⽂” 的范畴，因为史学究属“理科”（Sciences）或“⽂科”（Arts），是⼀个争辩不休的问题。50年代以后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欧陆“精神科学” 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柯林乌（R. G. Collingwood）的启发，也开始重视“同情的理解” 以及“ ⼈” 的主观作⽤。这条途径终于引出了今天所谓“诠释学” 的流⾏。但整体观察，追求各式各样的“ 科学化” 则⼀直是史学的主流。

关于哲学与⽂学也取法于⾃然科学，我只能说得更简略。20 世纪是所谓“分析哲学” 的时代。这个笼统的名词虽然包涵着极复杂的内容和不同⽅向的内在发展，但专就它与科学关系⽽⾔，分析哲学⽢居于辅佐地位的现象始终未变。从开⼭⼤师罗素，30 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到50 年代以后的蒯因（W. V. Quine）都是环绕着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建⽴⼀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蒯因有⼀句名⾔：“哲学只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 这句话虽引起不少同⾏的诟病，但的确表达了分析哲学的主要精神。所以在它的笼罩之下，政治、社会、哲学⼗分寂寞，直到 1971 年，刚刚过世的劳尔斯（John Rowls）的《公平理论》出版，才进⼊⼀个新的阶段，⽽其书究竟是否应当归功于分析哲学还⼤成问题。8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评论，这⾥便不再详说了。（⻅《⽂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1992年版）

⽂学研究同样在科学典范的笼罩之下。在“新批评” 未兴起之前，美国⼤学中的⽂学研究以历史语⾔学（Philology）为主轴。⽽此时的专家明说要把⽂学研究建⽴成与“ 科学” 相同的⼀种严格学科。这和“ 五四” 以后“ 以科学⽅法整理国故” 的⻅解⼗分相似。中国学⼈当时也以乾、嘉的“训诂考证” 体现了⼀种“科学⽅法”。

30 年代⾄ 60 年代是“新批评”执⽜⽿的时期。“新批评家” 嫌历史语⾔的研究不够专⻔化，把许多外在的因素揽⼊⽂学领域之中，如历史背景、作者的⽣平之类。所以他们主张直接以作品为对象，“细读” ⽽后进⾏“分析”。不但历史背景与作者⽣平必须推向边缘的地位，⽽且作者的本意也毋须理会。

因为创作时的想法早已⼀去不返，即使作者本⼈事后追忆也未必可靠。所以除了细读与分析之外，作品研究最重要的则是让它接受普遍⽽⼜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评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式与科学家对待⾃然界万物态度是很相近的。把作者本意搁置不问之后，则作品或⽂本已转化为⼀个客观存在，因⽽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学研究⾃然很难安插进“普遍规律” 的寻求，但仍有其替代物，即所谓“普遍⽽不变的价值标准”。“新批评” 以分析技术为⼯具，直接研究作品取代了以前历史与训诂所占据的中⼼地位，这也明显地受科学⽂化的激荡⽽使然。

如果奉科学知识为典范，历史确是⽆⾜轻重的。所以分析哲学⻓期以来都将哲学史划⼊另册。社会科学的视野⼀般也不包括历史在内。经济学⾛上数学模型的科学之路以后，连经济思想史也不得不退出经济课程的中⼼。

如果以上的观察⼤致不错，那么“ 新批评” 的⽂学研究恰好与同时的史学、哲学采取了同⼀步调；科学的示范作⽤在此是⽆可否认的。“新批评” 的权威⼀直维持到 60 年代中期，接着便是尽⼈皆知的“解构” 运动的爆发，最后发展到根本否定⻄⽅“经典” 的地步。这⼀猛烈的思潮并不限于⽂学领域，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不受到它的冲击。这个⼤问题不在本⽂的讨论之内，我现在想指出的是它与科学典范的关联。保罗· 德曼（Paulde Man）在60 年代的后期所写《美国新批评中的形式与意向》（Form and Intentin American New Criticism）是最早发难的⽂字之⼀。这时他还不是解构论者，仅仅引⽤欧陆的诠释学传统以质疑⽂本的“客观” 地位。他认为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将“⽂学对象”（Literary Object ）混同于“⾃然对象”（Natural Object ）。

如果到此⽌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研究开始摆脱科学典范的笼罩。但是到解构论上场时，德⾥达（J. Derrida）和德曼等⼈的⽂学观点则显然流露出科学的影响。解构论把⽂本看作“场”（Field），并且说其中流动着“⼒”（Force）、“能”（Energy）与互相冲突的成分。这些“⼒”、“能”所发挥的功能是在⽆⽬的活动中显出其⽬的性。（⻅ M. H. 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in Transformation，138⻚）不但名词借⾃物理学，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现象。这个疑团我在⼀部研究福柯（M. Foucault ）的书中终于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 场” 的概念来建⽴⼀个新的模型，以分析⽂化现象。

他从新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学——中吸收了若⼲观念，组成⼀套颠覆⼈⽂传统的理论。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 与新物理在思维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 ⽽⾮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如否认离开⼈的观察过程⽽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 便怎样向⼈⽂、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 也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的困扰。（详⻅ Pamel a Major-Poetzl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援引新物理学⼊⼈⽂研究的领域并不⾃福柯始，早在 50 年代中叶法国著名的⽂学批评家巴特（Roland Barthes），即已畅论物理学与⽂学的关系。他明⽩指出：最能有助于当代⽂学的理解者，除现代电影⼿法外，便是物理学；但⾮⽜顿的古典物理，⽽是现代新物理。德⾥达有⼀句名⾔：“⽂本之外⽆他物”；他⼜强调⽂本意义不能确定，因⼈⽽异。这样看来，前引解构论把⽂本界定为“场” 便毫不⾜异了。解构论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个⾯向，⽽后现代主义今天正在冲击着⼈⽂研究的每⼀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它与物理学的⼀段渊源。如果把后现代看作⻄⽅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研究⼀直到⽬前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态。

⼆、中国⼈⽂研究的再出发

上⾯我根据具体的事例，试图为20 世纪以来⻄⽅⼈⽂研究的动态勾出⼀个历史的轮廓。我所引⽤的事例是⼀般公认的，其间很难有个⼈任意取舍的空隙。这⼀轮廓透显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

第⼀，⼈⽂研究在⻄⽅⽂化、社会、政治、经济⽣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兴的则是⾃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出来的科技。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世界各国科学与⼈⽂之间的投资⽐例，便⼗分清楚了。第⼆，过去⼀个世纪中，⻄⽅的⼈⽂研究⼤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了各式各样的仿效，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物学的成功⾼度。

专从这两种动态说，好像 20 世纪以来是⼀部科学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冷落的历史。我这篇⽂字到现在为⽌，也好像是在⼀⽅⾯颂扬科学，另⼀⽅⼜为⼈⽂叹息似的。其实不然。上⾯所指陈的不过是⼈⽂研究的现状及其演变的轨迹；通过这⼀演变，我们恰恰可以看到⼀种可能性，即⻄⽅⼈⽂研究也许正处于再出发的前夕。华特⽣在《现代⼼灵》这部⼤书的结尾处，特别标出“新⼈⽂、新经典” 之⽬，便是⼀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下⾯我要简单地说说我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 ⼈⽂研究逐渐恢复独⽴

⼈⽂研究作为⼀个有别于⾃然科学的知识领域，经过⼀百年的发展，它的独⽴地位今天是更加强，⽽不是更削弱了。⼈⽂与科学的划分，特别流⾏于 1 9 世纪的德国。但20 世纪初叶以后，这两⼤领域的分界受到严重的质疑。

维也纳学派的纽拉斯（O. Neurath）、卡纳普（R. Carnap）等⼈倡导“统⼀科学”（Unified Science）的运动，企图以“科学⽅法” 统⼀⼀切学科，声势浩⼤，逼得⼈⽂领域⼏乎没有存身之地。两年前去世的蒯因是分析哲学界的重镇，他曾经内部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些极端论点。但他基本上仍奉“科学知识” 为知识的最⾼标准。他不谈“统⼀科学”，⽽仍以最⼴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为⼀“连续体”，最抽象的⼀端是数学、物理，最具体的⼀端则是⼯程、史学之类。

他⾃⼰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 ⽐“统⼀科学” ⾃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不成其为⼀独⽴领域，却依然如故。到 70 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 H. Putnam) 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但是 1976 年他在⽜津⼤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 即德⽂的geist wissenshafter ，本⽂为⽅便起⻅，称之为“⼈⽂”。

他在第六讲回到亚⾥⼠多德的古典源头，承认在“理论知识” 之外尚有“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各有领域，既不能“统⼀”，也不是“连续体” 了。普南之所以如此改变显然是受了欧陆现象学、注释学甚⾄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因此我们⼤致可说，这⼆三⼗年来是⼈⽂领域逐步恢复其独⽴地位的过程。

2. ⼈⽂与科学绝⾮各霸⼀⽅

这个重建的或恢复的⼈⽂领域，已经过了⻓期与科学领域的密切的沟通。早期⼈⽂研究者奉科学知识为典范，毋宁是⼀个⾃然⽽不必要的过程。科学⽅法在⾃然现象的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绩，⾃然引起⼈在⼈⽂、社会的研究领域中作同样的尝试 。

⼈⽂、社会研究“科学化” 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较成功的例⼦ 。但是索罗（Robert M. 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样。但经济现象中相当于光和热的仅占其中极⼩的⼀部份，绝⼤部份都离不开历史和社会环境。

然⽽经济学如果不经过“科学化” 的阶段，索罗如何能总结出这⼀有价值的经验呢？推之⼈⽂研究的其他部⻔，也都⼤同⼩异。所以⼈⽂研究今天能重新出发，是和它与科学的⻓期交涉分不开的。今后⼈⽂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是“精神” 和“物质” 各霸⼀⽅的关系，如中国学⼈在“科学论战” 时期所想象的那样。前⾯引斯诺的“两种⽂化” 论，⼒主双向交流，倒不失为⼀个可⾏之道。

3. 如何重建新的⼈⽂研究传统？

⻄⽅最近⼆三⼗年⼈⽂、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分激烈，尤以后现代论的攻势蔓延最⼴，⽽⼜经久不息。⽂学研究所受的冲击最⼤，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动。但可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学科曾因此溃不成军；常态的研究⼯作仍然在继续着。新观点、新题⽬当然⼤量出现了，坚守旧垒的也依然⼤有⼈在。以⾸当其冲的⽂学领域⽽⾔，最有才能的布鲁姆（Harold Bloom）便奋起保卫《⻄⽅经典》（Western Canon,1994）。

他的⽼师亚布兰（M. H. Abrams)更是乐观得很，因为后现代论集的编者已明⽩承认“ 传统派” 的⽂学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且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史学领域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说了。这⼀现象对于我们极有启示性。中国（包括⼤陆、台湾和⾹港）的科学研究现在⼤致已赶上⻄⽅的⽔平，⽽⼈⽂⽅⾯似乎相对较弱。为什么呢？问题似乎便出在研究传统上⾯。中国的科学研究是直承⻄⽅传统⽽来，其中毫⽆间隔，这是⼤家都看得⻅的。但⼈⽂研究则⽆法直接与⻄⽅挂钩，除⾮所研究的是纯⻄⽅的东⻄。中国在“五四” 以后⼆⼗年间确曾出现过⼀个⼈⽂研究的传统，成绩卓著。当时⽂、史、哲各⽅⾯的创获今天仍在⽇本与⻄⽅的“汉学” 论著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所以怎样重建⼀个新的⼈⽂研究传统，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这便引⾄本⽂的最后⼀个论点。

4. ⻄⽅⼈⽂研究的基调已变

如前所述，⻄⽅的⼈⽂研究现在已开始收复⼀部分失地，重新出发。对于⼈⽂、社会现象，很少研究者还致⼒于追寻“ 放之四海⽽皆准” 的规律。五六⼗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 ⻛⾏⼀时，那是假定所有“ 传统” 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上“现代化” 的道路。这⼀理论中也包括若⼲可信的经验观察，不能⼀笔抹杀。但作为⼀种普遍模式来看，它的基本预设——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和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今天，⻄⽅⼈⽂、社会研究的基调已变。去到每⼀个国家，我们不能以主流⽂化来淹没或压制少数族群的⽂化；以全世界⽽⾔，⻄⽅⽂明也只是许多⽂明中的⼀⽀。在⼈⽂领域中，⼈类学家提出的“ 局部地⽅的知识”(Local Knowledge) 取代了科学家的“ 普遍性知识”。以前服膺“ 现代化理论” 的政治学家，今天也以“ ⽂明的冲突” 代替以前的“ 传统” 与“ 现代” 的冲突。⽆论是⼀个社会内的少数族群、⽂化或⻄⽅以外不同的“ ⽂明”，⾸先都必须从其内在的脉络中去求了解。这是今天⻄⽅⼈⽂研究的新预设，其中涉及许多理论上与⽅法论上的复杂问题，这⾥存⽽不论。

我特别指出这⼀新动向，是因为它为中国⼈⽂研究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这⾥我暂且将“中国⼈⽂研究” 局限在 19 世纪以前的中国⽂明范围之内，相当于“五四” 时期所谓的“国故”。我⽴此范围以⾃限是基于两个理由：第⼀，“国故”是我⾃⼰的研究专业所在；第⼆“五四” 所提出的“整理国故”，是⼀个重要的运动，可惜 40 年代以后因战乱⽽中断。以客观条件说，这应该是中国学⼈最能有贡献的领域。但是我不但不在“ 国故” 与中国⼈⽂研究之间划上等号，甚⾄也不认为前者必然构成后者的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幸勿误会。

当年胡适提倡“以科学⽅法整理国故”，事实上是指⽤⻄⽅既有的学科分类系统，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化，“科学⽅法” 四字的提出则表示这⼀运动在观念上将⻄⽅“科学的史学” 搬到中国来了。但这只是运动的⼝号⽽已。在实践中，由于那⼀代的⼈⽂学者都出身于旧学训练，或继承清代经史考证，或偏好宋、明理学，或沉潜于晚清复兴的佛学，他们的专⻔论著⼤体都能显出对古书理解的深厚功⼒。其中，真正运⽤了⻄⽅理论与⽅法的地⽅实在微乎其微。他们在短短⼆三⼗年中能够形成⼀个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旧学根柢有莫⼤关系。

但“五四” 以来，不少学⼈在⾃觉层⾯往往为⻄⽅理论与⽅法所镇慑，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理对于他们的研究⼯作不免造成⼀种限制。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任何⼀⻔都是异说竞出，莫衷⼀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 之象，⻄⽅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列已没有国王” 为喻。⻄⽅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传统的⼈，⾃然再也没有“⻢⾸” 可瞻了。在⽂化或⽂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明或⽂化都是⼀独⽴的主体，⾸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深⼊的了解。（这是⼈类学者所谓的“ in its ownterms ”）但这绝不是说，每⼀⽂明的研究都只能“⾃说⾃话”，不必与其他⽂明互相⽐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的⼈⽂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类事象在其他⽂明中的表现⽅式知道得越多，⾃⼰的研究便越能深⼊。但这和以⻄⽅流⾏的现成理论当作⾃⼰研究的最⾼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 五四” 时期曾揭橥“输⼊学理” 的⼝号，然⽽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 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在撰写期间，关于20世纪⻄⽅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现代⼼灵——20世纪知识思想史》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化》。前者从空中作全⾯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于⽂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