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读阿加莎单纯就是享受
《华丽家族》
一、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
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她不会让你失望，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然后，悬疑一定有答案。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务所里等待案件，而终会有案件找上门来。
你不必去推敲，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多的谋杀案件？因为这是与现实无关的，你早已经卸下现实批判的武器，身心轻松，只等着听故事。可是，事后要细究起来，却发现故事中的人，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
反倒是那企图超出共识的现实，比如少数几部间谍故事，震惊的效果比较减弱。所以说，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其实是囿于现实，在生活的范围内索取材料。
也所以，要是检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你又会发现，故事的要素很简单，不外是争夺遗产、欺瞒历史、谋骗钱财、恩仇相报。然后再派生出敲诈，灭口，掩藏。人物呢，又总是一个家族、一间寄宿舍、一艘游轮，或者一列客车，甚至只是一个晚会和一餐宴席。
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写作者较为狭小的社会以及居家的性格。就是这些简要的因素，却组织出这许多故事。这又使我想到女性的另一项技能，就是编织的技能——竹针，毛线球，编织法，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
那乡下老太婆马普尔小姐，从不离手的毛线活儿，大约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手里的活儿。这还像一种小孩子的挑绷的游戏，将一根棉线对头打个结，双手撑开，挑出一个花样，再由对方挑过去，形成第二个花样，两个人挑过去，挑过来。
倘若是聪明的小孩，可挑出无数种图案，而要是笨小孩，没几个回合就挑成一团乱麻。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那个顶聪明的挑绷能手。她用有数的条件，结构出大量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就像编织活儿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
这些线条和结构，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这种材料的具体性，覆盖了抽象的结构图案，给予了可以理解并且引起同情的现实面貌；同时，内里结构的抽象性，又将它们从现实中划分出来，独立为另一种生活。
《古墓之谜》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很像是一种成人的童话，我想，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而成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知识和认识，占去想象的空间，排除了信赖的条件，于是，精灵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后遗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
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认可的人和事，讲述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故事——没有比一桩杀人案更令人兴奋的了。离奇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她都负责给予让我们信服的解释，就像《古墓之谜》里，波洛所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里斯蒂就能够将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
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务实际，就像方才说过的，倘若阿加莎·克里斯蒂要讲述一个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间谍类的，《暗藏杀机》《犯罪团伙》《桑苏西来客》等，无论是罪行也好，侦破也好，所根据的理由就都悬了，显见得不是她的强项。
我觉得，马普尔小姐的案件最体现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性质，那就是她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中说的：“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阿加莎·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究其底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头住在乡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为，马普尔小姐坚信一条：“人性都是相通的”。
以此可见，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犯罪，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女作家，露丝·蓝黛儿所写《看不见的恶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个老罪犯，专门在黑暗的狭长的街道上，袭击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当他在公寓地下室发现一具同类形象的模特儿之后，便将袭击冲动转向这个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狭长的空间，能够让他在渐渐逼近对象时，积蓄起兴奋感。不幸的是，这具橡皮模特儿被小孩子在游戏中烧毁，于是，地面上就又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
在此，谋杀便成为一种奇异的癖好，说是谋杀犯，其实倒更像是一个病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杀则有着常规的理由，悬念的设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范围，而且一定解答透彻，也就是“解释得清清楚楚”。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说过一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观念，是经验主义的，可是很管用。
比如《命案目睹记》，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所以，她说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那可能真的是发生了谋杀案。
比如，《藏书室女尸之谜》，班特里上校古色古香的书房里，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尸，形成一幅“不真实”的画面，而马普尔小姐看着女尸良久，轻声说：“她很年轻”，她注意的是那种个人性质的因素；在《寓所迷案》里，她世故地指出：“现实生活中，明显的就是真实的”；《迟来的报复》里，她又一次说：“犯罪的总是最明显的人”；而在《悬崖山庄奇案》里，尼克·巴克利小姐一次一次遭暗算，又一次一次化险为夷，最后却是她的表妹马吉·巴克利小姐被谋杀，大侦探波洛动用了好些“灰色细胞”，才总算明白这一个简朴的真理：“我看到实际上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马吉·巴克利被杀害了”！所以，不要小瞧了马普尔小姐的认识论，看起来，老是老了些，可并没有减弱说服力。
《藏书室女尸之谜》新星出版社
如果说，马普尔小姐包含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个别人事的理解，那么波洛则表现出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事物的整体概念，他标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智力水平。
波洛不像马普尔小姐，是从具体性入手，而是从抽象着眼。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对于内部性质的外部形式，外部的变形，往往可能意味着内容的转化。中篇小说《死者的镜子》里，引他注意的是，自杀人的姿势多么“不舒服”，那么就是说，死者可能应和着另一种性质的死亡。
波洛特别讲究事物的排序，排序完成，真相就显现了。《尼罗河上的惨案》里，他说：“我们知道的很多，可是逻辑上没有连贯”，这就是说，排序出不来。在此，阿加莎·克里斯蒂体现出逻辑性极强的头脑，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电纹、鱼形纹，意味着有能力将具体的印象归纳概括成抽象的形态，思维发生了本质性的进步。
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波洛喜欢将自己的推理形容为“拼图游戏”，在《阳光下的罪恶》里面，他向正玩着拼图游戏的加德纳夫人描绘他的劳动：“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
有时候，会发生假象，就是说，有一块“按颜色本该属于毛毯的一部分，结果却被用来构成一只黑猫的尾巴”。事情常常是这样，波洛手里握着一块碎片，看起来似乎和整个事件并不相干，可就是这块碎片，“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真相就显现了。
比如，《清洁女工之死》里边，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从来不写信的老妇人麦金蒂太太去买了一瓶墨水；《牌中牌》里，桥牌局中，罗伯茨医生莫名其妙地叫了“大满贯”；《哑证人》则是，小狗鲍勃一夜在外，它的玩具球却在楼梯上……
这块碎片，从事实上脱落，最终又回进事实，“终于各就各位”，复原了事实的全貌，依然是具象的生活。就好比一个关于拼图的小故事，小男孩拼一幅世界地图的拼图，他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拼成，却原来，他是反过来拼的，反面是父亲的照片。我想用这个故事证明的是，在逻辑形式的外部，还是表情活跃的人性面目。
在马普尔小姐主持的案件中，其实也隐匿着一个形式，不过她的形式更具有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歌谣”——《黑麦传奇》中，马普尔小姐意识到这桩案子中藏着一个模式，就是那支歌谣：“唱个歌儿叫六便士，一口袋黑麦，二十四只黑画眉烘在一个馅饼里，馅饼一切开，鸟儿便歌唱，多美丽的一道佳肴献给国王尝！国王在账房数金币，王后在客厅吃面包涂蜂蜜，女仆在花园里晾衣，一只小鸟飞来，叼走了她的鼻。”这就是马普尔小姐所破译的犯罪模式，比较波洛的更有人的性格。
《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是一部故事集，共有十二个故事，可明显看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形式感。赫尔克里·波洛和万灵学院院士伯顿博士聊天，聊到名字的话题，伯顿博士的意思是给小孩子起名要当心，因为常常事与愿违，他认识一个以女神戴安娜名字命名的孩子，小小年纪体重已经达到二百四十磅。
波洛的名字“赫尔克里”与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同名，大力神是主神宙斯的孩子，以十二项丰功伟绩闻名。波洛要纠正伯顿博士的成见，为自己正名，决定挑选十二桩精品案件，每一桩都必须对应大力神的丰功伟绩。于是，就有了《涅墨亚狮子》《勒尔那九头蛇》《阿卡狄亚牝鹿》《厄律曼托斯野猪》等一共十二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着相应的模式。
比如《赫思珀里得斯的金苹果》，在希腊神话中，是关于赫尔克里与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的一场斗争。赫尔克里接过阿特拉斯背上的苍天，让阿特拉斯去偷金苹果，阿特拉斯偷来金苹果后，却不愿再接回沉重的苍天，赫尔克里便施计让阿特拉斯重新负上苍天，自己拾起了金苹果。阿加莎·克里斯蒂将金苹果换成了金杯，这金杯除去有显赫的历史而外，本身也十分精致，上面雕了一棵苹果树，挂了绿宝石的苹果，在它从一名侯爵手中转向金融巨子的当口，被国际盗窃团伙掳走，最终，它当然被波洛找到了。
《阳光下的罪恶》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探案小说，在严格的抽象形式和生动的具体情景之上，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神秘的别墅》里，新婚的格温达·里德要为他们的小家觅一处住宅，当她看见那一幢维多利亚式小别墅的时候，忽就认准这是她所要的房子，一切都令她熟悉和亲切，甚至是她可以想象的，这一点很快被可怕地证实了。她想象卧室里有一个壁橱，果然就有一个；她想象壁橱里应该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果真就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
再有，《命运之门》，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太太整理新居，在旧房主留下的藏书上发现有蓄意划下的字母，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凶手是我们中的一个，我想我知道是谁。”——这几乎有一些《呼啸山庄》的意思了。
还比如，《斯塔福特疑案》，玩灵桌游戏，召来名叫“艾达”的精灵，带来口信，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事实果然是，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这里透露出一股来自哥特小说的惊悚空气，决不会演变成《呼啸山庄》那样痛楚伤人的悲剧，而是正好到激起兴奋为限，表现出女性仁慈的性情。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有着大多数女性都有的喜好，就是对神秘事物心向往之。
这大约来自于一种女性祖先的遗传，在足不出户的生活里，生出对世界又好奇又恐惧的幻想。那鬼魂与精灵大多活动在封闭的室内，带着家族的徽印和训诫，试图对种种现象作出道德说教。
《死亡之犬》中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马普尔小姐探案》这一本短篇集里，也有两篇灵异故事，其中一篇名叫《裁缝的洋娃娃》，不仅是神奇，而且非常动人。那一个洋娃娃，谁也不记得它是几时，又是如何来到了伦敦艾丽西亚·库姆小姐的裁缝铺子里，她躺在天鹅绒的椅子上，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格调匹配，加上它那副懒散的态度，“看上去好像她才是这儿的主人”，裁缝铺子里的女人们感到了不自在。又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它坐在了试衣间的书桌前，好像在写信。女人们都被它乱了心思，记性变得很差，总是找不到东西，也集中不了精神工作，清洁女工不愿意来打扫卫生，因为感到气氛古怪不祥。最后，它终于惹火了艾丽西亚·库姆小姐，她将它从窗口扔出去，扔到了马路上，被一个小姑娘拾走，小姑娘抱住洋娃娃说：“我告诉你们，我爱她，而这是它想要得到的，她想被人爱。”
这一个灵异故事里的惊悚意味被处理得相当微妙，顺便说一句，洋娃娃也是灵异小说里的重要道具之一，在此，它却一反以往，从邪恶中脱身，走入一个抒情的结局。
《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另一篇灵异故事《神秘的镜子》，气氛要阴森一些，惊悚的效果更强烈，情节亦要复杂。它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从镜子里窥见身后墙上洞开一扇门，门里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丽的妹妹西尔维亚，被一个男人扼住喉咙，男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来十分凶恶。“我”将这一幻象告诉了西尔维亚，于是，西尔维亚解除了婚约，因为她的未婚夫和镜子里的男人一样，左脸上有一道疤痕。后来，西尔维亚和“我”结了婚，可“我”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发作，扼住了西尔维亚的脖子，就在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多年前那个幻象，那个左脸有伤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镜子反射的缘故，左脸上的伤疤实是在右脸，而“我”在战争中右脸被子弹划伤了。
这个恐怖故事的结局是，“我”震惊地松开手，认识到心中的“恶魔”，从此与妻子相谐相伴，永不相疑。神秘的预言最终成为道德的警示，及时挽回事态，使善心得到发扬。这大约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教养，对邪恶有天然的忌讳，不忍看人难堪，尤其是体面的人，于是，尖锐的冲突便在她们的慈悲心肠下化险为夷。
《马普尔小姐探案全集》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经历了残酷的谋杀和慎思严行的侦破之后，总是将结局引向大团圆，用马普尔小姐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里说的话，就是——“一切都以最好的方式有了结局”。凶手多半是天性卑鄙，犯罪是他们必然所为，受罚则天经地义，比如《古墓之谜》里，阴险的利德勒博士；《ABC谋杀案》里的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云中奇案》的牙医诺曼·盖尔。或者就是微贱的人物，有他们没他们，世界都不会受影响，比如《H庄园里的一次午餐》里的罪犯霍普金斯护士；《葬礼之后》的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牌中牌》里的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她虽然不是本起谋杀案的罪犯，但却是个隐蔽的累犯，波洛曾经略施小计，对她进行测试，这个测试很有些安徒生《豌豆公主》的意思，就是让她帮助在高级丝袜里挑选几品送人，等她挑定，桌上的丝袜便少了两双——这合乎她的女伴出身，当然还有个人品行的缘故，所以就可以放心地让她犯罪了。
“女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的时代里，真是属于一个较低的阶层，《葬礼之后》里，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为实现开一爿小茶馆的夙愿杀了人，人们甚至不惜残酷地寻吉尔克里斯特小姐开心，说她在监狱里已经精神错乱，正兴奋地筹划开茶馆，这一爿茶馆的名字叫“紫丁香丛”。而那些令人扼腕的罪犯，出身于好人家，有好身份，有着可以理解的犯罪原委，特别是女性，这样的故事往往是哀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总是让他们服用药物自杀，既可免于受审的羞辱，又怀有着一种自赎的姿态。例如《空幻之屋》里温良的妻子格尔达，爱她丈夫爱到膜拜；例如《哑证人》里，为让她的宝贝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母亲，塔尼奥斯夫人；比如，《悬崖山庄奇案》的企图谋取表妹财产以拯救家业的尼克·巴克利小姐；或者像《迟来的报复》，不幸的女明星玛丽娜·格雷格，是被爱她的拉德先生安排无痛苦地进入睡乡，长眠不醒；《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詹姆斯医生写完他的犯罪自述，准备服安眠药了，他最后写道：“安眠药？这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公正的处罚”；再有，《古宅迷踪》，弗利亚特太太庇护儿子的谋杀计划，为了夺回失去的纳塞庄园，那儿子从来是个坏料，没什么可说的，母亲却依然是这个光荣的古老家族的女儿，面对前来控罪的波洛，她沉着地说：“谢谢你亲自到这里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现在你就要离去了吧？有些事情，一个人是不得不独自前去承担的……”虽然没有明示何种惩罚，至少是让弗利亚特太太保持了尊严。
至于那些无辜受惊受磨难的人，阿加莎·克里斯蒂一定要给予补偿，这补偿基本是好婚姻和好出身，比如《云中奇案》中，纯真的格雷小姐，经由波洛撮合，与前途远大的考古学者让·杜邦开始了交往；《怪钟疑案》的希拉小姐，最终证明了她诞生于合法婚姻，父母都是可尊敬的国家政要部门人员，自己也与高层特工科林先生缔结良缘。
这里确有一些偏见，但还有着对人生的现实态度，就像《简·爱》，简·爱最后得了一份小小的遗产，然后再去和罗契斯特相守，即便是两心相倾的爱情，还是需要有尽可能相等的条件，才可保证完美。
显然，那时代的人不喜欢过分的偏离常规，什么都要恰如其分，总之，不能太离谱了。这在《H庄园里的一次午餐》中可以见得，H庄园的老仆人杰勒德的养女玛丽，深得女主人韦尔曼太太的照料，原来她是韦尔曼太太的私生女，波洛揣测道：“毫无疑问，她要适当地关照玛丽·杰勒德，可是不会把所有的家产全留给玛丽。她希望自己的私生女最好还是生活在上流社会圈子之外。”这种保守主义并不负责进行社会批判，但它诚实的表达，使这些故事都有了一种温文尔雅的态度。
阿加莎·克里斯蒂
本文节选自
《王安忆自选集》
作者: 王安忆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 2017-6-1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