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在北京,遇见维也纳

高林:在北京,遇见维也纳

2021年01月13日 18:10:56
来源:凤凰卫视


△高林

高林,少年时代爱上欧洲的文学和历史。他不是学术圈中人,自身的职业与历史、文学都不相干。但他的书,他的节目,他组织的网络沙龙“青年维也纳”,在当下的中国激起了浪花。

高林:拿破仑有句名言“几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天上看着你们”,这是他在埃及作战时指着狮身人面像说的。意思就是,这几十个世纪的历史都不值一提,我们要把它们全都颠覆。19世纪的人们所创造的和对地球的改变,比既往几十个世纪都要多。他们第一次觉得“我们真了不起,我们在改造世界”。

田川:19世纪和我们最大的关系是什么?

高林:我们现在使用的淋浴、暖气、照明设备、空调,都是19世纪发明的。他们认为过去的东西已经老了,不适合他们的生活了,他们想要更好的未来。于是他们决定往前迈一大步,但这一大步直到今天还没迈完,我们仍然不知道最终能让我们满足的是什么。19世纪的人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同样也不知道。

△维也纳市政厅,19世纪建造

高林:我们对19世纪的欧洲存在思维定势,比如建筑要有拱顶,有吊灯,或是城堡的造型……但其实19世纪的欧洲不是这样的。维也纳内城最古老的一栋建筑物是17世纪建造的,维也纳环城大道周边的所有景点,几乎都是崭新的19世纪建筑。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维也纳的内城寸土寸金,维也纳的贵族会把自己旧的建筑拆掉,然后建一个新的来赶时髦。

不论是因为城市扩张,还是基于维稳需求,近代欧洲的城市纷纷拆除城墙,建起环路。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就有这样一条环城大道,环城大道上的住户几乎是清一色的资产阶级。

△ 左:城墙时代的维也纳 右:环城大道时代的维也纳

高林:在马蹄形环城大道两侧建立起一系列建筑物,从公共建筑到私人住宅,围起来的部分叫做环区。内城住贵族,环区是中产阶级,再往外是普通市民,所以环城大道很快就成了身份的象征。

150年间,维也纳人口从17万暴涨到300万,从环城大道向外,到与之平行的带状大道,再到带状大道之外的远郊区,如同摊大饼一般,维也纳日渐膨胀。住不起环区的新维也纳人,以及被驱逐出来的老维也纳人,被迫一步一步远离城市中心。

田川:你会比较北京的环道和19世纪欧洲的环道吗?

高林:其实不会。我更多的感受是,现实生活其实是过去的一种发展。维也纳拆了城墙建了环路,我们其实也拆了城墙建了环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现实生活而去关注历史,反而是因为关注了历史,才发现原来在现实生活里也有这个东西。其实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你都能感受到近代生活带给我们的影响。这是因为近代人碰到了跟我们一样的问题,比如城市空间不足,交通不便……他们比我们先遇到这些问题,然后想出了解决方案。当我们发展到同样阶段,碰到一样的问题,我们也用一样的解决方法。然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走上了他们的老路,只不过我们比他们要晚几十年或100年而已。

高林笔下的维也纳,环区的规划建筑,是在持续的繁荣和工业进步带来的日益强大,和自信的市民阶级的精神象征。奥匈帝国优雅的,轻松愉快的风气;懒散的,无可无不可的风尚;躁动着的人心;悸动着的艺术灵魂;绝望,而耽于享乐的绝望情绪,构成了一个隐喻。维也纳不单单是毁灭世界的试验场,它也是每一个正在走向巨大变革的社会的永恒象征。

△ 左:弗朗茨·约瑟夫 右:茜茜公主

田川:茜茜公主的棺材长什么样?

高林:其实茜茜公主的棺材很普通,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跟他丈夫和儿子的棺材一样。但是他们的待遇不一样,所有旅游纪念品上印的全是茜茜公主的头像,代表茜茜公主的魅力是永恒的。如果你去哈布斯堡皇室墓地参观,你会看到茜茜公主的棺材那里,摆放了无数的花、蜡烛、小礼物、小花环。鲁道夫大公因为是跟人殉情死的,所以他的棺材前也摆放了一束花。但到皇帝那儿,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就去买了束花放在皇帝那儿,周围人都特别震惊为什么会有人给皇帝献花。

田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高林:我是皇帝的铁粉,因为很少能找到一位像弗兰茨·约瑟夫这样的人,即使个性已经被他的地位给窒息了,但你还是能体会到他的性格。弗兰茨·约瑟夫其实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帅哥,所以他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即便处在皇帝的位置,他都能一辈子把身材保持得那么好。但他又活得太长了,他的帝国衰落了,妻子被人杀了,儿子跟人殉情了,选的继承人被人打死了,弟弟在墨西哥被人枪毙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848年到1916年,他统治国家的60多年内。所以,虽然他的个性被窒息了,但他所经历的苦难和痛苦会让人们记住他。坐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如果个性不够强,不是那种能够为所欲为的人,那你得痛苦到什么状态?弗兰茨·约瑟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是皇帝,但他非常痛苦。他漫长的一生,被命运,被自己,被他的责任所折磨。直到死的时候他还在想,第二天得早点起,因为还有好多事儿要干。所以其实他挺可爱的,只不过他不是我们概念里的伟大皇帝,也不是我们概念里的亡国之君。他就是一个很普通,没有个性,又很自恋,很脆弱,反复纠结,最后被自己的生活所窒息了的人。

田川:你喜欢他是因为觉得自己跟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吗?

高林:那倒没有,我一点都不自恋,也不柔弱。

田川:我们的环路跟维也纳的环路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高林:客观地说没有太多相似之处,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拆掉城墙后留下来的残骸。它们是市民的需求,是政府和各种权力的需求。所有这些东西彼此互动碰撞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城市。反过来,你也可以从今天的城市去解释它的历史。告诉人们当初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就像树一样,地图就是它的切面,里面一条条年轮,就表示它经历的不同阶段。

田川:在你的书里,你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讲环城大道,它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高林:环城大道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喜欢奥地利,就是因为它和普鲁士原本是德意志的两个邦国,它们分别代表德意志这一大片土地的两种不同解决方案。一种是普鲁士这样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同质化的。如果你想成为我的一员,你就要成为一个普鲁士人,或一个德意志人。而奥地利不是,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是一个多瑙河大君主国,是一个有17个民族和19种语言的国家。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如果在柏林,你只需要讲德语,而在维也纳,你要讲各种语言。比如你在咖啡馆点单,你的服务员是波兰人,你就要会说一两句波兰语。如果你家雇得起厨子,厨师一般都是捷克人,你还得会两句捷克语。如果你去借高利贷或拔牙,服务你的都是犹太人,你也需要能同他们交流。

△19世纪的维也纳

高林:当哈布斯堡王朝有足够大的权力去专制所有人的时候,它不需要多元化。而当它衰落了,被普鲁士人赶出了德意志,变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奥匈帝国的时候,它成了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的国家。有一句名言是“在奥匈帝国,每个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奥匈帝国要统治这些人,同时还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所以它就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彼此都是平等的,各民族是平等的,所有文化也是平等的。通过人口普查,只要证明这里有足够多你们民族的人,就给你建教授你们语言的学校。比如这个地方有足够多的斯洛文尼亚人,就建一间教授斯洛文尼亚语的学校。有足够多的波兰人,就建一间教授波兰语的学校。平时参与帝国议会的议员们讲十几种不同的语言,但同时又不给他们提供翻译。于是帝国议会就变得非常戏剧性,波兰议员用波兰语讲话,乌克兰议员用乌克兰语反驳,然后德国议员就表示你们都在讲什么鬼?

田川:那需要这些议员们精通不同语言吗?

高林:不需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鸡同鸭讲,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

田川:那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高林:对,所以这个时候皇帝陛下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了。他试图缔造一个有多民族,存在多元文化且开放的国家。虽然他也是被迫的,甚至是用心不良的,但他真的在做这种尝试。而维也纳的问题就在于,它没能成功建造成这样的城市。

欧洲的美好年代,其实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进入了一个急剧工业化的阶段,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开始积聚。只是被高增长所掩盖。

——高林《皇帝圆舞曲》

高林:19世纪的魅力就在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提前面对了20世纪存在的所有矛盾。尤其是维也纳人,在他们的社会里,既有社会民主党,又有德意志民族党,法西斯主义也在维也纳诞生了,还有犹太复国主义……所有意识形态都在维也纳存在。如此撕裂的状态,阶层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差异,连性别之间都是不平等的,这种社会怎么可能长期存在?所以就只能提出解决方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民族应该平等,阶层应该平等,性别也应该平等,这就是19世纪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欧洲用这些东西影响了世界,是它提出的这些解决方案,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19世纪建造),阿道夫·希特勒绘

高林:欧洲一体化运动,泛欧运动,很大程度就是奥匈帝国梦想的预演,维也纳其实就是一个失败了的欧盟。环城大道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当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城市走向崩溃,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就想“我的社会要崩溃了,我是不是应该逃跑或给自己找个出路?”但他们却发现生活其实还在照常进行,皇帝陛下也还在。可当他想要享受生活的时候,又永远有一个不和谐音在提醒他“你等着吧,等皇帝不在了,我就要你的命”。就是这样一种矛盾,一种焦虑和一种危险,让维也纳有了它独特的魅力。每个人都在焦虑不安和歌照唱,舞照跳的生活之间摇摆不定。这是维也纳的迷人之处,它既代表了一个失败的尝试,又代表了那些尝试失败的焦虑人。

田川:你愿意用大量时间去研究19世纪的欧洲历史,算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吗?

高林:也算是吧。

田川:你在逃避什么?

高林:你不觉得现实生活其实挺无聊的吗?相当乏味,有意思的人很少,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孤独,研究历史其实就是排遣一下自己的无聊而已。

高林笔下的近代人物,与今天的我们“生息相通”。在19世纪欧洲宫廷的宝座上,高林发现一个又一个,脆弱,敏感,内心丰富的一国之君。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还有奥匈帝国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一世,他被高林称为“在近代化的浪潮中漂泊的标本”。高林《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一书的封面,就是弗兰兹·约瑟夫,听说他的书桌上也摆着这位皇帝的照片。

△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高林:一般要么是因为皇帝耀武扬威,要么是因为皇帝胡作非为最后把国家给毁了。但弗兰茨·约瑟夫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他刚好是一个既没有耀武扬威,也没有胡作非为,但还是把国家给毁了的皇帝。尽管在王位上,但他其实不快乐。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有一首歌叫《亨利四世颂》,曾一度被法国保王党当成法国的国歌。歌里就唱“亨利四世一辈子就会干三件事,一个是打仗,一个是喝酒,一个是找姑娘……”,从歌词里你就能明白,亨利四世没有被自己的职位所窒息,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即使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业,他还是当年那个生活在比利牛斯山,法国西南部大西洋边上的快活人。而弗兰茨·约瑟夫是一个坐在宝座上,但很忧愁,很软弱,也很痛苦的人。这两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本真的那一面,只不过一个是快乐的,一个是不快乐的。

田川:每天在书桌上看着他,会提醒你什么吗?或者你会想象自己跟他对话吗?

高林:也没有,我觉得我跟他没什么话可说。如果是一个像他这样机械又充满秩序感,冬天5点,夏天4点准时起床的活人,我肯定不会喜欢他。但正因为他是处在皇帝的位置上,而且他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来烦我,所以就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田川:但一般会找一张照片摆在自己的书桌上,应该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

高林:他象征了我喜欢的所有东西,比如多元文化,多民族国家,反民族主义的立场等等。弗兰茨·约瑟夫和哈布斯堡王朝确实可以代表近代历史上没能成功,但又非常有魅力的一种可能性。也许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不去迫害少数人而是容忍大家,让每一个人都平等和平地相处。弗兰茨·约瑟夫就代表了这种可能性,虽然他自己可能并不太喜欢这种可能性,但他确实可以作为这种可能性的象征,所以我才把他放在我的书桌上。

△高林著作

高林:历史不会帮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面对的局面不一样。奥古斯都对哗变的军团说“我现在就解散你们”,于是军团就老实了。但公元69年的皇帝加尔巴对哗变的禁卫军说“我现在就解散你们”,他的命就没了。如果说历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觉得更多是让我们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19世纪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事与愿违的世纪,当时的人们认为未来将是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纪,但20世纪其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世纪。当所有的科技、动员能力都被运用在战争、杀戮、种族灭绝上,就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灾难。19世纪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等待你的未必是什么好事,别总把希望寄托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