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出版二十多年来,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册。在《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20周年之际,这部作品全版权独家落户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12月27日(周日)下午2:30,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本书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导演关正文,和读者分享了《尘埃落定》背后的故事,也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尘埃落定》是如何做到畅销二十多年经久不衰的?
《尘埃落定》,阿来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49元,平装。
曾遭遇三四年沉寂才得以出版
《尘埃落定》以一个有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域高原上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崩溃,以诗意灵动的语言,书写了一个时代尘埃起落的寓言。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鲜活饱满、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傻子少爷、土司太太、侍女桑吉卓玛、银匠、行刑人尔依等;同时建构了一幅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土司制度下的藏族人生活图景。关于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很多人不曾得知的是,它创作完成于1994年,却屡次遭到出版社的拒绝,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但出版后不到两年便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持续畅销至今。正如阿来在本次活动上表示:“文学书写在总是考虑变的时候,也需要充分地注意到,甚至是充分地坚持住什么是文学不变的东西。”
从藏族出发,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学
阿来谈到了自己开始文学创作的历程:“个人经验会促使你去思考一些人生当中不太思考的抽象问题,比如命运,或者我们跟周围社会的文化、地方历史的关系,当所有这些兴趣激励你去了解时,那种写作的冲动自然就出现了。”
为了写作《尘埃落定》,阿来曾走遍阿坝地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研究了18个土司的家族史,查阅过小说文字50倍以上的史料,因此方写就了这部兼具文化真实性和奇崛想象的波澜壮阔的史诗巨著。阿来在这部作品中既试图还原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也为读者呈现了藏族人日常生活的鲜活细节,以虚构的形式表达了多元的、动态的藏文化。于是《尘埃落定》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便具有了民族共通性和世界性的一面,具有了跨越民族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阿来创作这部作品时便生活在已经汉化了的川西藏族小城,对他来说,“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而这部小说,可以帮助他时时怀乡。
也正因此,关正文导演称:“《尘埃落定》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从藏族出发的,但具有比较明显的世界性。”
活动现场
以自然之眼观物,为万物重新命名
作家李敬泽在《尘埃落定》当年发表之时,就曾为这部作品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叫《为万物重新命名》,在本次活动上,李敬泽解释了这样评价的缘由:“因为就这些经验而言,藏族的生活、边地的生活,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没有在我们的文学中被充分地打开过的,是阿来要给这个世界,这个还没有被表达的世界一个名字,给它一个命名。”
这个重新命名的过程,精湛地体现在阿来的语言文字的魅力上。他笔下的人物处在一个史诗般的天真年代,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的关系都是非常的直接。这正是李敬泽所说的“我们文学中的语言很难做到透明,但阿来你读他的小说,他就有这样一种力量。这也是语言的创造力的表现”。
《尘埃落定》的故事从一个下雪的早上开始,“只有春雪才会如此滋润绵密……也只有春雪才会铺展得那么深远,才会把满世界的光芒都汇聚起来”。不只是雪,小说中塑造的一切,野画眉的叫声、长满草莓花的牧场、“骨头里冒泡泡的爱情”在《尘埃落定》的世界里都具有了独特的诗意象征。《尘埃落定》不仅充盈着古典文学的气韵,也融入了藏语的表达,还贯穿着他充满灵性的“以自然之眼观物”对自然万物的敏锐感知,也正因此,这部小说立足于对人的书写,却同时是一部置于天地之间的恢弘巨著。
作者阿来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到讨论之中
文学必须在每一个时代里都面对自己问题
作为一名实力派作家,阿来的作品携带着边地文化生机勃勃的浓郁气息,逐渐成为当代文学舞台聚光的重心之一。近年来,他的国际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2018年11月,以 “边地诗、博物志与史诗”为主题的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隆重举办,中外知名评论家、作家、汉学家、翻译家给予阿来作品高度评价。2019年8月,以“故事沟通世界·阿来对话30位海外汉学家”为主题的活动在BIBF举办,阿来由此成为继莫言、余华之后,第三位参与这项国际活动的重量级作家。
在斩获茅盾文学奖之后,阿来还曾凭《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凭《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凭《云中记》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阿来不断将他的新作品带进中国读者以及世界读者的视野,写下属于他的时代寓言,而回望《尘埃落定》,这部史诗巨著的声音在二十年多后的今天依然在回响,并更加铿锵有力。
谈及当下时代中人们对文学和阅读的态度,几位嘉宾的态度都是乐观的。阿来认为《尘埃落定》出版以后的好运气,让他对现在中国还在阅读的人还是抱有信心的。“我们最终要考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在世界上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格调、什么品质、什么标准。”李敬泽也表示:“文学必须在每一个时代里都面对自己问题,面对自己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努力;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胜利者。而且我也依然有巨大的信心,不管是在九十年代还是现在,那些真正具有巨大才华的,同时又能够有力地回应这个时代内在的精神欲求的作品,都会在各自的命运里最后站出来、留在那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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