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彬：对《论语》的研究 我用了吃螃蟹的方法

11月28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数百位学术大家、文化名流以及政经、传媒、公益等领域精英人士共聚一堂，与全球网友一同见证这一顶级文化盛典。百岁翻译泰斗许渊冲、著名作家冯骥才等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承的杰出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电视剧《清平乐》、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凯叔讲故事·国学系列音频等项目获得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24部学术著作获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本届国学大典增设的国学新秀奖则由10位优秀青年学者共享殊荣。而最受瞩目的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则被授予两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许倬云与陈来。

上海大学文学系教授杨逢彬接受凤凰网文化的独家专访

国学成果奖获得者杨逢彬先生在颁奖典礼现场接受了凤凰网文化的独家采访，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文化：杨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国学成果奖。请您谈谈对国学大典的认识以及其举办的意义。

杨逢彬：你们举办这个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东西值得发掘。但现在发掘得很不够，需要有人来弘扬，来推动，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对弘扬、推动国学有很大的帮助。

凤凰网文化：请您发表一下您的获奖感言。

杨逢彬：我很惭愧，今年64岁了，才做出这么一点点成绩。十七八年前，我得过一个王力语言学奖。现在获得这个成果奖，我当然很高兴，也是对我这么多年埋头苦干的一点肯定吧。因此，我很感激，也很高兴。

凤凰网文化：今年比较特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重，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举办了这次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您觉得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思想、哪些理念对当今世界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杨逢彬：我想重点介绍一下《论语》中的一句话，就四个字，“和而不同”。从世界上来讲，各种文明要同时并存，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就国内来讲，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是一个声音，这就是《论语》里面讲的“和而不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凤凰网文化：您也提到了《论语》这本书。我们都知道，从您的祖父杨树达先生，到杨伯峻先生，再到您，长期致力于《论语》《孟子》的研究，也做了今注今译。能不能稍微谈及一下《论语》这本书对我们弘扬国学有什么独到的意义？

杨逢彬：当然意义很重大。要说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论语》可能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我曾看到过一个资料说《论语》的印数在世界上仅次于《圣经》。由此可见，《论语》对中国人的意义是如何的深远，不仅仅是识字的人，因为《论语》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包括一些没有读多少书的人，实际上也是受了《论语》的影响，哪怕是间接的影响。当然我说的这个《论语》是指孔孟思想，讲得广义一点。以前我在湖南南部一个地方待过，当地人吵架都在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你手指着对方骂的时候，对方就会警告你，“你别‘手之舞之’”。可见，《论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

凤凰网文化：是，您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本届国学大典的主题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看法呢？

杨逢彬：“继承创新”这个提得非常好，刚才您提到杨树达先生。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温故知新说》。他说“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庸”，这样的人毛病就是太平庸，只想温故，不想知新。“不温故而欲知新也，其病也妄”，他不继承，就想创新，那毛病就是狂妄。“继承创新”这四个字很好地对应了《温故知新》这篇文章，只有很好的继承，才能更好的创新。

“文明互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和而不同”，每个民族都有它值得骄傲的东西，这就需要拿出来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家来共享。你借鉴我的，我借鉴你的，而这里有很多东西，其精髓在我们的国学之中，需要我们这些从事研究的人去挖掘。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也算是为文明互鉴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吧，我也觉得非常自豪。

凤凰网文化：好的杨老师，我们知道您虽然长期从事古代语言的研究，尤其是一些经典文本，比如《论语》和《孟子》的研究和今译。您的研究涉及很多创新点，也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的框架、知识。您觉得在我们的国学研究中，对于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会对未来的国学研究起到怎样的作用？

杨逢彬：作用肯定是会有的。自从西学东渐以来，我们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学的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小孩进了小学学的算术，恐怕都不是咱们古代的九章算术了，我们学的物理学、化学就更不用说了。在医学领域也是如此，现在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看西医的人也比较多。唯独在古籍整理领域，西学的借鉴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训诂学一统天下。当然这未尝不是好事，表示我们在某个领域还有自己的坚守。但您刚才提到了文明互鉴，这就包括方法以及方法论的互鉴。西方语言学有它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不抛弃我们固有的好东西的前提下，再多运用一些西方的理论、方法来整理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我相信比单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要做得更好一些。

凤凰网文化：谢谢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感兴趣，就是您认为在您的学术生涯的发展中，有哪些人、哪些书或哪些事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杨逢彬：我就把人和事一起说了，再说书。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张实老师，他是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助教。他当时很提携我，鼓励我要做学问。那时候我热衷于给报纸投稿，发表豆腐块文章。他就说，你不要老写这种东西，你要研究学术，写学术论文。他还想把我留校来教医古文，不过当时他的力量有限，没做到。后来我想考研，但我在医院工作，也不大安心，那时有一位湘潭大学的萧艾先生，他就帮我联系了武汉大学的夏渌先生，夏渌先生就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夏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他录取了我，把我领入学术的殿堂。你也知道，以前中国有一种父母亲退休，小孩顶替的规则，在我读硕士的期间，夏先生就退休了，我毕业的时候，就相当于顶替了夏渌先生，留在了武汉大学。我很怀念夏先生、萧艾先生。后来武汉大学中文系又把我送到北京大学进修，让我跟随我的博士生导师郭锡良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现在掌握的这些方法，也就是用来做《论语新注新译》的方法，就是跟郭先生学的。郭先生亲自给我安排了四门课程，其中有一门课是郭先生自己讲授，其他的还有方言、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那是我在读博士之前的进修阶段。读了博士以后，又听了很多课，掌握了一些西方理论语言学的方法，这是我要讲的人和事。

说到对我影响深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大概是在我12岁左右，我看《三国演义》，大概是从第四十七回开始的地方，他说人活在世上如果不建功立业，那就几乎与草木一同腐朽了，这真是太可悲了。这个话对我触动很大，这些年我始终谨记于心。当然，我也不太可能去从事什么政治、军事，所以就只能在立言上下功夫。要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觉得就是《三国演义》了。

凤凰网文化：好，非常感谢杨老师。从您刚才说的人和事，还有书，我们再继续往下谈。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国学研究的一些门径，比如说读书，认识一些对我们成长路上有帮助的人。您认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想要重建斯文，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注意？

杨逢彬：要说注意，我发现现在的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一直读到硕士，博士，理工科的就不用说了，就说文科的，不是很爱读书。读书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在学校里读书；还有一个就是看书，就是自觉地、快乐地阅读。后者好像现在有所欠缺。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念中学，有人带来一本很旧的小说，大家都抢着看，都要排队，但现在好像没有谁愿意看书了。不爱阅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家都在学校里一个模子这样倒出来，恐怕对将来的教育，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隐忧。这个问题我觉得亟待解决，要大家都热爱读书、看书，看课外书，不局限于教材、课本。

凤凰网文化：好的杨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简单的谈一谈您的治学方法、经验或者教训呢？

杨逢彬：方法都是现成的。比如我的两位长辈，杨树达先生和杨伯峻先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深，训诂学的修养极深；第二，他们都是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学训练，主要是语法学，我也是这样。当然现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用的方法都是现成的，但是我做了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以前的所有的古籍整理基本上都是以训诂学的方法为主。而我获奖的这本《论语新注新译》使用的方法是以西方的语法学方法为主的。至于讲到教训，那就是我领悟这个方法太晚了一点，都已经36、37岁了，在前面的很多年里一直还不知道这些。

凤凰网文化：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也再次祝贺您获奖。

杨逢彬：谢谢你们，你们做得很出色。

*本文系凤凰网文化独家专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采访/陈岘，整理/杨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