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阅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一种羞愧感

文/阎连科

“陈乐民作品新编”，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熟悉的总是迟到的，鼻尖下的东西总也找不到——我从来都是这样一个迟钝的人。这些天阅读“陈乐民作品新编”时，从漫不经心到微微的惊诧，从微微惊诧到自觉的羞愧和羞耻，仅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便把自己从地面悬置到了阅读的半空，每每放下书来，都仿佛被摔了下来一样震颤、懵懂和从地上爬起时的茫然四顾之无助。

终于开始为缘于熟悉而迟读懊悔了。

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一本薄薄的《启蒙札记》，皆是专栏性质的随思与随写，竟可以把欧洲的启蒙——人类最清醒的一次历史的转向说得如此清晰仿佛茫茫黑夜、乱云飞渡中的星光和风向样。文字简朴如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般；所谓写作的布局，也都是哪块田土更肥沃，就从哪儿、在哪儿落锄和下种；咖啡馆的椅子是这样摆放的，那就这样坐下来，简明扼要的谈说和叙述。接着再读《在中西之间》，再读《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让你真正体味了“学贯中西”不再是一个词汇，不再是大度的颂扬对盖棺定论的褒奖，不再是生者对逝者的慷慨奉赠和对其亲属的文字安慰，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欧洲史和中国史，现代和近代、过去与未来，在那些书里不是说信手拈来，而是说在信手拈来中，他还帮你清晰地做了挑选和删除，将裨益放在这一边，把物杂放在另一边。且在这个信手拈来并又明晰的摆放里，他又总是在说这个“我不懂”，那个“我没有弄明白”，或者是为没有读过某某的著作而遗憾，为不能给读者更多而内疚。

我对这套“新编”的惊诧，是从《启蒙札记》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真正学贯中西的人，却不断地说自己“不懂”、“遗憾”和“学识不够”开始的。学贯中西到可以让我们把渊博、丰饶、知识库和中西词典这样的词汇堆到他身上，可他却在他的每一本书和那些文章中，不断地检讨自己的阅读、思考之欠缺，和对现实与阅读者不能说得更清而不安。在这儿，不仅是说谦逊是一种道德，是一种力量，更是说我们如果沉落在一个茫茫不能自省的现实里，在到处都是豪傲、足满的杂声呼唤里，一个真正博学的人，如此的带着写作自忏的清醒和检讨，他便成了一面冰成的镜子，照下了我们热狂的身影。在《启蒙札记》这册薄而无界之厚、窄而无界之宽的小书中，到处都是“这个我不懂”；在《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这本宽厚无边的述说里，又不时地出现“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太明白”；再或《读史散记》中的那些“我没读到”或“没有找到”的坦白、坦荡和诚然的谦卑，已经不是陈先生的文风和低调，而是一个学者用他的自省，在这几十年过度丰饶、狂热到让人们忘乎所以的世界里，用自己的一面冰镜，使那些狂热的身影，可以稍稍降温和冷凉，让高呼的臂膀在高呼、高举时，可以犹豫和低垂一些儿。哪怕这块冰镜在瞬间会被狂热所烤化，他也是不惜并有所准备的，所以也才会那样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享受的是阅读、思考、书写的过程，而非结果”。

短文短章的写作，鲁迅自然是没有人能超越翻过的一座山，除此之外，几年前阅读比利时学者李克曼（pierre Rymans）《小鱼的幸福》时，获得了从鲁迅那儿没有得到的他对现实中国的轻松、幽默和思考，仿佛在尘厚沉重的图书馆，忽然有了一股凉爽过海的风。而现在，阅读陈先生的这些著作时，重又让自己回到了中国来，回到了中国的现实中，终于明白李克曼终归还是欧洲人，是比利时的学者和作家，终归因为没有切肤的对中国的忧虑和痛感，也才可以轻松舒缓、远远地望着中国言说和叙述，可以有那种叙议的自如和放松。而鲁迅的疼痛和焦虑，也皆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太爱我们和我们这个民族了。疼和爱在鲁迅那儿是不可分割的，如人类永远不能把时间的黑夜与白天一刀两断样。而到了这套“新编”丛书时，又一次让人体会到了疼与爱不能分的整体和一致性，只是陈先生在他的写作和思考中，无论是缘于他的学识、经历和研究方向的不同，还是它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身体条件的必然，他都自然地选择、站立在了外与内的中间、疼与缓的两边。他以平和、理道来研究、比问、书写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和世界历史的龙头。《欧洲文明的进程》《二十世纪的欧洲》等，写的是外，目的却是为了内。《读史散记》写的是内，却又篇篇都带着“西外”——世界的眼目。“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是这套新编的一册书名，却也是陈先生和他全部写作的起点和终点。

无意将这套新编与鲁迅做任何的比较，也没有任何甲可以为乙，乙中含有甲的说辞，但在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忧虑上，陈先生却是与鲁迅同向同明的，只不过后者是站在中国内脏的土地上，那种忧虑、揪心的痛和爱，源自于情感，去至于灵魂；或源自于灵魂，散至于情感。而前者则站在中外的两边上，一脚在东，一脚在西，使这种忧虑、疼痛和爱，源自于比较，而归之于理性。换句话说，他们对我们民族的痛与爱，一个是发自人的灵魂的痛与爱，而另一则是源自对中国社会根体本质的忧虑与爱，两相比较，彼此之间没有孰高孰低，但却让我们从两个方向去思考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过去和未来。大约这也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相同和不同，如鲁迅与胡适的一些差异样。所以在阅读陈先生的这些作品时，他总是让我们感到自卑和浅小，也因这些浅小去看见自己对所谓现实社会的爱恨与情感、言行或写作，都是那么皮毛和情绪化，总摆不脱某种无来由的狂躁和粗浅，结果使我们既不可能有鲁迅对人与社会的那种来自灵魂痛与爱，更不会有陈先生这样源自对世界根体比较后的忧虑与痛爱。

雷硕先生说：“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孙郁先生说：“从西学角度看中学，和从中学角度看西学，在陈先生的文章中多见异彩。”关于陈先生和他这套九卷本的“新编”书，其实每个人都因为他的丰富与中西的跨越之透彻，能说出许多不同的评释和见解，而唯一不能多言的，也就是我这样的小说家。不是说彼此知识体系的不同和写作方向不一样，而是说自己，除了被情绪左右了的情感，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体系在。然正是这种依仗情绪、情感才可以不断写作的人，也才可能更清晰地体味陈先生在写作中始终所贯穿的“思想的理性”和“精神的理性”的重要来。许多人都以为“启蒙与理性”，是陈先生一生读书、写作和行为的内核，是他全部思想的启程处和落脚处，然若以当下的现实为起点，去阅读陈先生的这些文章和著述时，会觉得理性的思想和精神，更是我们眼前世界的急迫和需要。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不仅是还需不需要启蒙的事，而似乎是可以启蒙别人的人，多于需要启蒙的人。大家谁都是康德、伏尔泰和卢梭，谁都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孟德斯鸠。似乎社会中这些正大的情绪完全左右了人的思想和存在。情绪本身也就是了思想和思考。在今天，没有情绪的思考，是不配称为思考的。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各种情绪所左右的世界里，情绪的网一层叠一层，布满了天空和大地，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击穿情绪这张网。也正是在这个被情绪笼罩的世界里，现实中所有的事情都被情绪所左右、演变、并推进为“现实小说”的情节和细节时，陈先生所思考的“理性”，也才更让人感到在今天缺失的急迫和不安。“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为此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哲学家必须考虑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这是陈先生生前不知何时写下的话，而陈先生离开这个世界距今已经十余年，他说的“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大概在今天，也可以说成是“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倔强地活着，另一个也倔强地活着”，于是两个世界间的争斗和混乱，弥漫在社会的角角落落，情绪成了思想和世界的本身。因此先生一生所渴望的“启蒙与理性”，其理性则在今天这个世界显出了更为急切的急迫。

陈先生的女儿陈丰在为父亲这套新编丛书写的《新编版后记》中，深切地感叹“若作者缺席，则一切皆无意义。”这深透着一个女儿对父亲逝去的忧伤和怀思，甚至是虚无在她头脑中的弥漫和无奈。然而对我们，对我们这个急切需要理性的世界，陈先生的思想怕是会如长夜不熄的一丝微亮的光，也许这点微亮的光，不会照亮太大、太多的地方和人，可当把这些著作放在床头和书架上时，却总是可以照亮我们自己眼前的一些模糊来。只是每次捧起这些阅读时，总会想起有次和一个青年作家见面那情景——推门进屋后，见他正在手捧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读，看见我，他真诚、真诚地笑笑感叹道：“我们真是不配阅读这样的书。”现在我也和他一样有着同感了，有着那种“不配阅读”的感觉了。然而因为不配才要读；之所以读，也是为了从中获得一种羞愧、羞耻感。人在某些书的面前能生出羞愧、羞耻是值得的。床头或书架上，能放几本、几套每每翻开都顿生羞愧和羞耻的书，也一定是某种人的安慰吧。

2020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