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跃：明代杭州西湖的治理

明初的杭州，与宋、元时期相比，市区萎缩，人口减少，经济萧条。到明中叶以后，杭州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丝绸业、棉麻纺织业、印刷业、造船业、造纸业等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及航运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对西湖的治理和建设也逐步展开，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01

明初对西湖的治理

有元一代，统治者把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归于南宋君臣耽溺湖山。为避免重蹈覆辙，除了在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外，元时对西湖基本上是“废而不治”。“元代守令治湖者无人，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初，前后长达两百多年。西湖因此而发生了近五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淤浅。

“苏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尽化桑田，仅留六港，以行缸瓜舟子。…… 里湖亦皆桑田弥布，惟留二三丈如带，酒船往来而已。外湖则自苏堤北第一桥迤东，沿西林桥、孤山路过断桥，沿城而南至雷峰塔，为池荡，桑梗弥望。由是外湖浸以窄小，昔所十里，今无五里焉”。

由于西湖长期不治理，到明代时已到处葑草丛生，许多地方变成池田桑埂，大量西湖水面又被豪绅所占，宋时西湖美景不再。

明初，一些被占的湖田还由官府登记造册，发给地契，确定税额，成为合法的私人田产。唐宋年间，西湖水岸还在周围群山的山脚下，离山很近，有的就在山边。史载：

“明初，西湖仍元之旧。 西湖以山为岸者，去山日远。六桥之西悉为池田桑埂，里湖两岸亦然，中仅一港通酒船耳。孤山路南，东至城下，直抵雷峰塔，迤西皆然。”

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疏浚西湖，但地方官担心西湖中纳税的粮田减少会影响官府收入，不予采纳。景泰七年（1456），浙江布政使孙原贞向朝廷奏述一些人侵占西湖造成的危害，提出要开浚西湖，这是明朝第一个提出治理西湖的官员。这一建议遭到占湖为田的豪绅们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没能得到实施。孙原贞只能采用救急的方法，用赈灾的余款修筑了西湖二闸。

由于长期不治理西湖，不仅使西湖面积逐步缩小，西湖景观大为逊色，而且还降低了杭州城市和西湖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遇有特殊天气，西湖常常受灾。《西湖志》载：

“明正统五年（1440）杭州自秋冬不雨，湖水涸成平陆。正统七年杭州旱，冬十月，湖水竭。景泰七年（1456）杭州自秋至冬，数月不雨，湖水涸成平陆。

嘉靖十八年（1539）杭州大旱，三月不雨至于六月，井泉皆涸，湖泥龟坼。”

由于湖床较浅，调控湖水的能力弱，不仅无雨成灾，雨一多也成灾。

“明弘治四年（1491）六月，杭州大雨，龙井、凤凰两山水瀑涨，淹田禾。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风，西山水发，山崩地裂，西湖溢，坏民庐数百家，死者数十人，城墙崩摧。弘治十三年灵隐山水横发。嘉靖十年（1531）七月，杭州大雨水，浃旬不止，西湖诸山水溢平堤。万历八年（1580）五月，杭州大雨水，西湖溢涌金门”。

后来，镇守浙江的太监李义向朝廷提出了疏浚西湖的奏议，由工部复奏，终于得到同意。浙江布政使宁良、按察使杨王宣负责组织疏浚工作。这次疏浚在涌金门北辟水门，通导西湖水从柳洲寺后进入城区，与城河相通。又在凤凰寺前后筑三桥，使小船可以直接进入湖面清除淤泥。

成化十年（1474），西湖水域堙淤过半，杭州郡守胡浚对西湖 外湖进行了小规模的治理。成化十七年（1481），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杭州知府梁万钟等，对西湖中被豪绅侵占的湖田进行了清理，对继续侵占湖面的人进行了查处，使侵占湖田的人受到了震慑。经过疏浚之后，西湖蓄水能力有所提高， 减少了旱涝灾害。弘治十二年（1499），御史吴一贯、都水主事姚文灏、钱塘县知县胡君道等组织修筑了西湖石闸，撤换了谋私的官 员。这些对西湖的治理虽然规模不大，作用也有限，但对西湖的保护有积极的意义。

02

杨孟瑛疏浚西湖

明代最大的一次西湖疏浚为杭州知府杨孟瑛组织的疏浚，这次疏浚在西湖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西湖的保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杨孟瑛字温甫，四川丰都人，弘治十六年（1503）任杭州知府。杨孟瑛任杭州知府时，杭州比较萧条，他办公的官署也是破败不堪。而当时的西湖也与他通过诗词和传说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西湖水面已被地主豪绅霸占十分之九，荒凉的西湖已经失去了白居易、苏东坡和许多诗人笔下那绮丽迷人的风光，令他大为失望。在湖边，杨孟瑛听到的已不是赞美西湖的诗句，而是这样一首儿歌：

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

待他享尽功名后，只见湖光不见笆。

看到这种情况，杨孟瑛感到十分惋惜。他说：杭州为人物都会，财富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郭，钟灵毓秀其中。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杨孟瑛是个有抱负的官员，他认为在此为官一任，就要有所作为，造福于民。面对即将消亡的西湖，杨孟瑛决心要效学白居易和苏东坡，对西湖进行治理。

杨孟瑛要治理西湖，其难度远在唐朝白居易和宋朝苏东坡之上。一是西湖荒芜、淤塞的程度要大于白、苏时的西湖，因此工程量较大；二是因要触及许多富豪的切身利益，来自人为的阻力也要比以前大得多；三是审批的手续要比以前繁琐得多，白居易当年可以自己做主治西湖，而杨孟瑛却要请示朝廷，用较长的时间来等待朝廷的批准。

杨孟瑛力排众议，以《开湖条议》上表朝廷，要求开浚西湖。他提出疏浚西湖的理由有五点：

第一，加强城西防御；

第二，保障全城安全；

第三，解决居民饮水；

第四，便利官商贸易；

第五，灌溉千顷良田。

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受到富豪们的反对，他们不肯放弃侵占的湖面，不肯迁屋平田，离开自己的小乐园。杨孟瑛就发出文告，晓之以理：

先贤为民，深弘利本，特浚西湖之浸，用溉上塘之田。多历岁年，渐成湮废。比者，乡贤侍郎何公，生长是邦，习知成事，著为三说，辩析百端。伏蒙当道俯念地方，力图浚复，予又职司水土，敢惮劬劳？重惟湖上之园池，尽是豪富家之封殖，一旦开毁，百口怨咨，民既伤 心，我亦动念。但今民产，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家， 固已干纪，官取于民以复旧，岂为厉民？又惟上塘万顷之亩，宿仰西湖千亩之水，水尽湮塞，田渐荒芜，利归于数十家，害贻于千万井。况古人留利物之泽，岂今日启生事之端？幸相导以平心，勿相摇于异说。

他要求住在湖边的百姓以大局为重，及早搬迁。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给迁移者以一定的补偿。

在杨孟瑛的一再请求之下，明武宗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二月批准疏浚西湖。杨孟瑛随即组织了大批劳力投入疏浚工程。在疏浚过程中，杨孟瑛常常亲临现场指挥。他令人把从湖中挖出的大量葑泥，一部分运到苏堤上，把苏堤加高了两丈，把堤宽增加到五丈三尺，并在堤两边种植柳树，使苏堤得到了保护，以往的苏堤景观得以再现；还有一部分淤泥，则从栖霞岭起，绕丁家山直到南山，另外筑起了一条长堤，堤上建有“环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六桥，人称“里六桥”。杭州人为纪念杨孟瑛疏浚西湖的功绩，把这条堤称为“杨公堤”。杨孟瑛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还对苏堤进行了修筑，使苏堤得到了保护。整个疏浚工程总共花了152天时间，用了670万个工日，耗费银子23607两，拆毁田荡3481亩。

“

图 ▎杨公堤

”

这是杭州历史上继白居易、苏东坡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西湖疏浚。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赞道：

“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

杨孟瑛疏浚西湖，实际上是对西湖的一次挽救，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疏浚，西湖很可能已经湮没。史书记载，这次疏浚以后，“西湖始复唐、宋之旧”。工程完成后，西湖的游客又多了起来，许多人来到湖边赋诗作画，称赞重现的西湖美景。明正德七年（1512），一位叫答里麻的日本使臣来到杭州，在游览了西湖美景之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他看到的西湖，就是经过了杨孟瑛疏浚以后的西湖。

然而在疏浚工程完工以后，“群议”仍然不绝。次年，杨孟瑛遭到查盘御史胡文璧的参奏，说杨孟瑛浪费官帑，浚湖无功。杨孟瑛不久便被免除了职务。但杭州人民却一直没有忘记杨孟瑛，称他为“苏白以后贤郡守”，杨公浚西湖的故事被世代流传。

03

对西湖园林景点的建设

在西湖保护发展史上，除了白居易、苏东坡、杨孟瑛等地方官组织大规模疏浚西湖之外，还有许多地方官在任内为西湖的保护和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明代，为西湖建设出力的官员有不少。 明中叶以后，随着杭州经济的逐渐繁荣，西湖的园林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嘉靖十八年（1539），巡按御史傅凤翔向朝廷奏请：“禁豪家包占西湖。”明嘉靖十八年和四十年（1561），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庞尚鹏分别发出文告，禁止侵占西湖。庞尚鹏还订立《禁侵占西湖约》，刻立碑石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禁谕：

“凡有宦族豪民仍行侵占及已占尚未改正者，许诸人指实，赴院陈告。”

这对制止当时的占湖为田之风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明以前，三潭印月只有三座石塔，尚未形成风景区，而且到了明代，宋代苏东坡所建的三座石塔已经废圮。嘉靖三十一年（1552），杭州知府孙孟在原三塔的北塔旧址上，建了振鹭亭。后又经司礼官孙隆扩建，形成了湖心亭，使西湖又添一处佳景。在湖心亭中极目四眺，四周湖光潋滟，群山叠翠，美不胜收。“湖心平眺”被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万历四年（1576），按察司佥宪姑苏徐廷祼、大参海虞王笠、钱塘尹西蜀姜如重建湖心亭。明代汪珂玉曾说：

西湖功德主，今当推二孙。一为司礼监孙隆，一为郡太守名孟者。风流蕴藉，无俗吏卑庸之气。栽花弥谷，锦绣被磴。种荷花满湖，堤畔柳丝成畦；荒祠废殿，丹青一新。

“

图 ▎明代蓝瑛《西湖十景图》

”

万历年间，孙隆对西湖的建设花了不少心血。万历十七年（1589），他主持修建昭庆寺，使之决胜一时。万历二十年（1592），孙隆修净慈寺，并重修上天竺教寺。此外，他又重修了灵隐寺，并在涌金门临湖处建问水亭。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重修龙井寺，构亭轩，筑桥，锹浴龙寺，创霖雨阁，使此处焕然一新，游人骈集。之后又在凤凰岭上“一片云”石后面筑片云亭， 在云亭前设石棋枰。万历二十八年（1600），改建湖心亭为“清喜阁”。明代张岱在《西湖梦寻》“湖心亭”一文中称此阁“金碧辉煌，规模壮丽，游人望之如海市蜃楼。烟云吞吐，恐滕王阁、岳阳楼俱无其伟观也”。他又称：孙太监以数十万金装塑西湖，其功不在苏学士之下。

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塘县令聂心汤发动民工，仿效苏东坡疏浚西湖的方法，在三塔附近挖取葑泥，绕滩作埂，在西湖中形成了一个湖中之湖，作为放生池。并在滩中建造了德生堂，安排寺僧居住、看管，禁止渔民越界捕鱼。这样，三潭印月景区的雏形基本形成。

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钱塘县令杨万里又在“湖中之湖”的四周筑起了环形外堤，使“湖中之湖”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后来又经十年时间的建设，终于建成了“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江南水上庭院，与南面水面上天启年间重建的三个石塔，形成了“山光静对烟波际，塔影清涵水月间”的独特风景。 白堤和苏堤，是西湖美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明代时，这两条堤均因年久失修，变得十分荒芜残败，游人稀少。白堤上的涵碧桥已经坍圮，白堤成为一条杂草丛生的荒径。万历年间，司礼官孙隆发动民工在堤上填石铺沙，修路护堤，将堤增阔至二丈，在堤上种植花木，由于堤上繁花似锦，被称为“十锦塘”。孙隆还在涵碧桥旧址又建起了木桥，称为锦带桥。在堤上新建了垂露亭，使白堤美景又现西子湖上。对这段历史，明朝张岱在其《西湖梦寻》 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

十锦塘，一名孙堤，在断桥下。司礼太监孙隆于万历十七年修筑。堤阔二丈，遍植桃柳，一如苏堤。岁月既多，树皆合抱。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意向言断桥残雪，或言月影也。苏堤离城远，为清波孔道，行旅甚稀。孙堤直达西泠，车马游人，往来如织。 兼以两湖光艳，十里荷香，如入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游船小者，可入里湖；大者缘堤倚徙，由锦带桥循至望湖亭，亭在十锦塘之尽。渐近孤山，湖面宽广。孙东瀛修葺华丽，增筑露台，可风可月，兼可肆筵设席。笙歌剧戏，无日无之。今改作龙王堂，旁缀数楹，咽塞离披，旧景尽失。再去则孙太监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近为 卢太监舍以供佛，改名卢舍庵，而以孙车瀛像置之佛龛之后。

西湖周围寺庙、楼阁的建设也有不少成绩。据万历《武林梵志》记载，西湖南山有寺院100所，北山有196所。明朝初年，重建了岳飞庙。以后庙中设施也逐渐增加。正德年间，都指挥李隆铸秦桧、王氏等三跪像。嘉靖年间，巡按御史张景刻嵌莆田洪珠书的“尽忠报国”四字。著名的灵隐寺在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万历朝都进行过修缮。万历十八年（1590）僧如通、祓秽和居士程理重建了灵隐寺理公塔。洪武初年，僧人可祥、惠炬重建了智果寺。明汪砢玉所著《西子湖拾翠馀谈》中记载，永乐年间重建了玛瑙宝胜寺。明弘治十年（1497），浙江右参政周木在万松岭宋报恩寺旧址上建设万松书院，建成了大成殿、明道堂，居仁、由义二斋，颜乐、曾唯二亭。嘉靖五年（1526年），御史潘仿建毓秀阁。明时，吴山上还建有太虚楼。

成化十年（1474），郡守李端葺治林逋墓。嘉靖年间，钱塘令王釴在孤山重建放鹤亭。“至元间，儒学提举余谦既葺处士墓， 复植梅数百本于山，构梅亭于其下。”景泰七年（1456），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于北京。两年后，于谦魂归故土，义子于康扶棺南下，将于谦遗骸安葬在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弘治二年（1489），于谦冤案得以平反，孝宗皇帝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 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祠纪念，取名“旌功祠”。

明代西湖周边地区建有许多私人园林，《湖山便览·小瀛洲》记载，明时涌金门外“园亭鳞比相并，有祁世培的楼外楼，余武贞的尺远居；南则黄元辰的池上轩，周中翰的芙蓉园；北则张元汴的寄园，戴斐臣的戴园”。涌金门外还有钱麟武的钱园、王业浩的剩 园。在南屏、雷峰、理安山、石屋岭、凤凰岭、孤山、灵隐山等地，也有许多当时较为知名的别墅园林。如明代新建的楼外楼、小瀛洲、藕花居、南屏别墅、南庄、玉岑诗社、龙泓山居、大雅堂、 岣嵝山房等，明代著《四时幽赏录》的高濂也在苏堤跨虹桥下东数步建楼，名为“山满楼”。一大批园林景点的建设，进一步丰富了西湖周边的景观。 通过对西湖的治理及景点的建设，西湖的景观得到改观，旅游业也日趋兴旺。嘉靖二十六年（1547），钱塘人田汝成撰写的《西湖游览志》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杭州和西湖的游览景观和景点， 西湖的旅游线路开始形成并逐渐定型。明郎瑛撰的《七修类稿》、 高濂撰的《四时幽赏录》、袁宏道撰的《西湖记述》、李流芳撰的 《西湖卧游图题》、汪汝谦撰的《西湖韵事》、汪砢玉撰的《西子湖拾翠馀谈》、黎遂球撰的《西湖杂记》，都对明代西湖景点和风光有所记载和描写，反映了当时西湖风景和游人的一些情况。

由于明代对西湖的治理，使西湖和西湖文化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对于明代在保护、疏浚西湖方面所做的努力，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作者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杭州市政协办公厅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