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都遗忘了萨特在二战中的真实历史

11月24日是澳大利亚全才型文化媒体人克莱夫·詹姆斯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他的《文化失忆》一直提醒着人们，成为一名记忆者意味着什么。在书中，他展示了许多历史教训，讲了包括萨特在内的文化人对纳粹掌权，以及纳粹倒台后的政治态度。

嘉宾 | 刘苏里、陈以侃、btr

整理 | 徐悦东

克莱 夫·詹姆斯。

“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当刘苏里讲到萨特的时候说。刘苏里讲道，萨特在二战期间“蝇营狗苟”，却在战后成为了法国地下抵抗的领袖级人物。大家或许遗忘了萨特在二战中的真实历史。克莱夫·詹姆斯在《文化失忆》里对萨特也没有好话，为何克莱夫·詹姆斯会讨厌萨特？

在加速遗忘的时代，为何我们需要成为记忆者？成为一名记忆者，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11月17日晚，在naive理想国咖啡馆，理想国主办的“成为记忆者——naive理想国《文化失忆》特展开幕沙龙”邀请了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文学评论员陈以侃和当代艺术评论人btr，一起与大家分享《文化失忆》对这个时代的启迪。

《文化失忆》， [澳]克莱夫·詹姆斯著，丁骏、张楠、盛韵、冯洁音译，理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0月。

1

克莱夫·詹姆斯，

集博学多才与表达技巧于一身

陈以侃介绍道，《文化失忆》的作者克莱夫·詹姆斯是澳大利亚人。他的父亲在二战中成了日本人的战俘。在二战结束后，他父亲因回澳大利亚团聚的飞机坠毁而亡。当时，詹姆斯只有六岁。英年早逝的父亲对詹姆斯人生的影响很大。他知道他自己身上背负着父亲还没有活完整的生命，所以他拼命地学习各种知识，对文艺创作非常感兴趣。

在澳大利亚读完本科之后，詹姆斯去剑桥大学进修。在英国，他开始写书评。当时，英国电视兴起。詹姆斯在《观察家报》上开设了一个电视专栏——这个专栏专门刊发他饱含个人趣味的评论。他的辛辣幽默的文章对英国的专栏写作，甚至文艺评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詹姆斯开始主持电视节目，他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除了媒体人的身份外，他还是一名小说家和诗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主编彼得·斯托瑟德就曾说，詹姆斯是“一位大大被低估的诗人”；詹姆斯的五卷回忆录（《不可靠回忆录》）写得也非常经典；他还给民谣歌手Pete Atkin填了很多歌词。

詹姆斯通晓七门语言。他对语言的学习完全出于兴趣。想了解但丁，他自己就去自学意大利语。在晚年得绝症期间，詹姆斯还完成了《神曲》的翻译。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说，克莱夫·詹姆斯翻译《神曲》太让人失望了，他应该去学中文，这样才配得上他的博学。

2

为何我们需要捍卫记忆？

刘苏里认为，《文化失忆》作为二十世纪的观念辞典，其呈现的面貌跟通常的思想史或观念史作品非常不一样。詹姆斯只谈他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话题。这让刘苏里想起了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这本书同样是写给大众的通俗作品，其中涉及到电影、摇滚乐、科技、医学等众多领域。

当然，詹姆斯与沃森在笔法上有所区别。沃森的叙述没有詹姆斯那么天马行空，也没有这么多金句。在《文化失忆》中，詹姆斯的金句比比皆是。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的行文总在“跳跃”，这使得其他专业史家对沃森有所批评。而且，知识储备不够的普通读者在读《20世纪思想史》时会跟不上沃森的叙述。但是，普通读者在读《文化失忆》时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詹姆斯在讲述那些读者不熟悉的人物时，往往会顺便带出一群大家都熟悉的人来，这使得读者不感到陌生。

btr认为，《文化失忆》每篇一开始有一个简略的人物小传。詹姆斯在讲一个人的时候不求面面俱到。他是带着一种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的有色眼镜来审视这些文化人。比如，在詹姆斯写到博尔赫斯时，他谈到在阿根廷独裁统治下的博尔赫斯是怎样的——博尔赫斯保持着某种沉默，致力于做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并不特别关心国内政治。对此，詹姆斯有很多精辟的分析。对于博尔赫斯的作品，詹姆斯只用了一句非常简略而准确的话来概括：“博尔赫斯将其浩瀚的学识化为一场智力的冒险。”这一句话也够了。詹姆斯用新的视角和滤镜去审视这些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

活动现场，从左到右分别为btr、刘苏里和陈以侃。

3

为何克莱夫·詹姆斯讨厌萨特和本雅明？

《文化失忆》为未来的人类展示了许多历史教训。在书里，詹姆斯讲了很多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对纳粹掌权，以及纳粹倒台后的政治态度，比如海德格尔、萨特、科克托、香奈儿等。

刘苏里说道，加缪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大大夸张自己在二战期间所参加的抵抗活动，但加缪对自己的作为是有所反思的。萨特在二战期间蝇营狗苟，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成为法国地下抵抗的领袖级人物和法国文化的一面大旗。“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你怎么能在几十年以后把自己打扮成黑暗时期的一盏明灯，成了精神领袖？”刘苏里说。

萨特。

刘苏里还说，“克莱夫·詹姆斯是一个有强烈立场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更多的英国老派保守主义的色调。比如，他对萨特很不恭敬。当然，我对萨特更不恭敬。在书里，他还提到他讨厌的其他人物，比如本雅明。他的厌恶是有标准的，或者说，他所建立标准是有基础的。他有一个更深远、更恒久的背景。因为知识人的专业所在，就是要用各种方式，去发现社会当中所存在的问题。知识人的集体的缄默就是一个社会得重大疾病的征兆。詹姆斯经常提到这一点。”

陈以侃提到，詹姆斯当年在宣传《文化失忆》的时候，曾在美国上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脱口秀。当时，科尔伯特在脱口秀上故意扮演一个夸张的右翼角色（其实科尔伯特是自由派），从右翼的角度去解读各种时事新闻，以达到一种反讽效果。在詹姆斯上节目的时候，科尔伯特就故意用一种右翼的姿态去跟他聊这本书。詹姆斯当时有句话让陈以侃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知识分子想事情会犯错，但是你不去想，肯定错。”

《文化失忆》贯穿整本书的线索就是，每个创作者、思想者都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面临困境。每个人都会有绊倒自己的地方。但大家不能不让他们思考，而用一种标准去规范他们。这就是詹姆斯的古典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创作者的冲动是千姿百态的，最后汇合成人类想要的文明的样子。所以，人类要珍视每种创作冲动下产生的产品。詹姆斯不仅要书写这种创作本身，他还要写下这些创作冲动的彼此依赖的特性。詹姆斯喜欢F1赛车，也喜欢路易·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东西的创作冲动是相通的，这也是人类创作的多样性所在。

另一方面，克莱夫·詹姆斯认为，所有艺术应该首先给人带来快感。当观赏者自己不觉得一件艺术作品好，需要别人解释这件作品好在哪里，那这件作品就不是第一流的。

在《文化失忆》里，詹姆斯说爵士乐现在已经发展到很高雅甚至晦涩的阶段，并不像爵士乐刚诞生的时候——音乐一出来就想跳舞。这时，听众已经听不懂爵士乐，反而需要读一篇文章来分析为什么好听。对此，詹姆斯表示很厌恶。詹姆斯反感本雅明和萨特也源于这一点。

詹姆斯认为，本雅明和萨特所使用的语言表述的哲学，已经背离常识。他在批评本雅明诘屈聱牙的写作风格时，有一句精彩的评论：“披头士时代半吊子的年轻知识分子一窝蜂地扑向社会学、哲学、文化内涵。对他们而言，本雅明那为数不多的断章残篇就像是一个知识的复合维生素片，又因其难以吞咽而愈发被认为功效奇佳……他越难懂，便越可靠。他可不是那么好读的。”当大家都在使用一种晦涩的、无法真正感受其妙处的文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隐隐觉得，里面有某种高妙的东西是感受不到的。于是，大家就有机会互相吹捧了。

本文系现场整理稿。整理记者：徐悦东；编辑：西西；校对：王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