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昌平出发，探究真实的中国

大都是元代对北京的称呼，而上都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政府以东二十公里，两点之间的距离约450公里，罗新教授在华发之年，用15天的时间将其走完，完成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罗新教授是研究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但他却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真的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清晨，罗新教授背着行囊，开始了“从大都到上都”的徒步之旅。

本文选摘了昌平到居庸关之间的行程，罗新老师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所见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便是对高密度信息社会的逃离与反叛，愿你我都能有这样的时刻。

出发：从昌平线地铁到观音庵

6月25日，还是六点半出发。因为不像第一天晚间可以回家，所以得带上电脑、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背包明显变重了。晴空湛蓝，又一个高亢的暑天。坐城铁13号线，到西二旗转昌平线。大概是周六一大早的缘故，乘客并不多，13号线上见到好些人打瞌睡。离我不远，一对中年男女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激烈地争论，江浙口音，忽然那女的手掌一扬，“啪”地打在男人的脸上。连闭眼瞌睡的乘客都惊醒了，瞪大眼睛看他们。那男人背过身去，不仅没有回打，似乎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看热闹的只好又闭上眼睛。从五道口到昌平，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

元代的昌平县治并不在今昌平镇，而在今昌平镇西四公里的旧县村，古称白浮图城。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于土木堡（今怀来县境内）被瓦剌俘虏，留守京师的皇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是为景泰帝。景泰元年（1450）调整京师防务体系，在昌平县以东兴筑永安城，两年后成为昌平县治。从此这个狭小地带就有了两座包砖的城池，但两城并存的时代并不长久。迁治之时，难免发生拆用原县城建材的事情，比如后来永安城南大门修葺时，很多砖瓦就是从旧县城拆来的。拆用建材的事官家和民间都会做，这个过程中，旧县城势必倾颓隳堕，日渐萧条，到清代就看不到城墙的痕迹了。

永安城内的昌平谯楼旧照，摄于20世纪30年代

县城东迁，引起交通路线东移，这就是为什么元代从健德门北行的驿路偏西，而明代从德胜门到昌平的驿路偏东。这种变化使得这一段的元代驿路、辇路终于无迹可寻，旧县南边榆河（即古代的温榆河）上那座石砌的红桥，也早已“桥亡而名尚存”。在红桥边，元文宗给替自己夺位立下大功的燕铁木儿建祠立碑，因为燕铁木儿曾在这座桥上驰马搏击，赢下关键一仗。不过这些碑刻祠堂，早就和红桥一样，被明人拆解挪用了。

如果明代不曾迁徙昌平县治，那么清河北岸的大口、南沙河南岸的皇后店、北沙河南岸的皂角屯等元代捺钵多少会有某种规模的古迹保存，榆河上的红桥也应该得到后代缮治维修，不会逊色于今日沙河镇北边那座著名的朝宗桥。如果那样，从北沙河到白浮图城也就不会壅塞不通，我之所以要从昌平镇前往旧县，就是因为从皂甲屯无路北行。

沿昌平镇的政府街西路向西，到西关环岛，走过李自成骑像，看川流不息的汽车环绕着他、无视着他、淹没着他，觉得很有趣。心想：李自成本来已经到小营环岛了，为什么要让他退回到昌平呢？

西关环岛

沿京藏高速辅路（就是过去的国道）继续向西，二十分钟就到京藏高速（G6）与京新高速（G7）的交叉桥下。我想从桥下空地直接过去，猛然听到低沉雄浑的狗吠，原来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黑毛藏獒，作势向我扑来。一个中年妇女趴在一块大石上死死拽紧狗绳，高喊：“别过来！别过来！”我说，我要到对面去。那妇女说：“快从那边走！它不会让你过！”大概这里平时无人光顾，成了遛獒的好地方，我的出现让她十分恐慌，似乎生怕控制不住狗。既然它不让我走，我只好绕道了。走路碰上藏獒，也算是新事物吧。

照说我对昌平的这一带是比较熟悉的。二十多年前刚留校担任新生班主任时，我在北大昌平校区（昌平园）生活过一年，而旧县村就在昌平园附近，原京张公路的南侧。那时我常在园区周围及十三陵陵区走动，对附近村庄和道路有一定了解，但仅止于京张公路以北，没有到过旧县村。这次为走元代辇路做准备时，才意识到旧县的意义。虽然没有看到元代皇帝在昌平县宿顿的任何材料，但辇路和驿路一定经过这里，所以我必须到旧县村看一看。

沿着京张公路（现京藏高速辅路）的南侧向西，我离开马路，走在路基下的田地里，高大的白杨树挡住了越来越灼热的阳光，汽车的喧闹也隔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距离之外。只是进了旧县村，就很少有大树足以遮阴了。比起附近的几个村子，旧县的街道缺乏修整，房舍也显得不够光鲜。在村北的旧县小学门前，我向两个老人问路，打听著名的唐槐和观音庵。老人伸手向南：一直走，到头儿就看见大槐树了，树下就是观音庵。他们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几座寺庙，后来全毁了，观音庵是十几年前新建的，那个地方过去叫菩萨庙。

菩萨庙残垣断壁

网上有消息说，2009年5月，旧县村民王全等人挖下水管道时，在地表以下1.5米深发现一方寺庙石碑，碑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新安程奎撰”。万历时还会有朝廷高官为旧县寺庙写碑，可见香火之盛。我打听那石碑的下落，说是已经被文保部门搬到昌平镇去了。网上有人回忆，“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三座寺庙。一个小小的村庄竟集中了这么多寺庙，只能从该村曾长期作为县城的历史来获得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唐代狄仁杰为祠祀对象的狄梁公祠。

根据元代宋渤所撰《重修狄梁公祠记》，狄梁公祠在白浮图城北门外，可能就在今日的旧县小学，始建年代不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重修。宋渤在记文里试图解释白浮图城何以有狄梁公祠，把这种民间的感念与狄仁杰在幽燕地区抵抗突厥的历史联系起来。不独昌平如此，似乎华北多地都有这一传统。他说：“吾尝往来上谷渔阳古镇戍中，往往有公祠宇，盖敦实之精，惠义之著，其被覆冒之境，感而不忘，相率祠之，无疑也。”明代正统、弘治和清代乾隆年间，都曾对狄梁公祠进行较大修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清初旧县“居民不满百家，而狄梁公祠香火特盛”，并记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赛会，“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明人马愈《马氏日抄》却说：“昌平县北有狄梁公祠……每岁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来作社。”两人所记节时虽有不同，但必是京北地区极为热闹的盛会无疑。

观音庵就在旧县正中最长街道的最南端，树皮剥落、满身沧桑的唐槐如一朵绿云笼罩在观音庵的上空。北方常见把古槐称作周槐或唐槐，这株古槐的确切年岁也许还到不了唐朝，但我愿意相信它见证过金元白浮图城的全盛时期。非常可能，这个地点就紧靠白浮图城的南大门，驮马商队、驿递行旅、征戍往返，都要由此进出，都见过那时还在壮盛之年的这棵槐树。树旁的建筑早经过无数次毁坏和重建，观音庵自身，和华北北部乡间许许多多新建小庙一样，香火微渺，人迹罕至，远不如这棵古槐巍巍然且气宇昂藏。

告别观音庵和唐槐后，我一边躲避塞满街道、喷起灰尘的汽车，一边看沿街院落内的花坛、杂物和呆呆坐着的老人。中午的街道，除了偶尔的汽车，只有蝉声此起彼伏，给这个房屋低矮的村庄增添了寂静和荒芜的气息。在一家小店买水时，寂静突然打破了。街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猛然响了起来：“通知，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全体党员到文化园学习。”重复两遍，最后是：“通知完毕，通知完毕。”广播声穿透所有的庭院、门窗和房间，似乎看得见那个女播音员严肃坚定、冷若冰霜的样子，使我一瞬间发生了时空错乱的晕眩。沿街北行到小学，西行离开旧县村，越过无水的河道，走到豪华别墅区“北京湾”的北侧马路上，在农场路转而北行，前往下一站—龙虎台村。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是旅行作家Don George的话，他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 他这样总结： “旅行是收集全球拼图板片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拼图整体； 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为，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是怎样走上这条路。 ”

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为和思想。 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用。 他说： “我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全凭道路的慈悲。 不过我开始信任。 结果是，无论到哪儿，我越是把自己开放给他人并且仰赖他人，我就越是得到他们的热诚拥抱与协助。 ” 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朝圣，你不必旅行到耶路撒冷、麦加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Compostela），或其他那些知名的圣地。只要你怀着敬畏和好奇去旅行，以天生的、珍贵的生命感受力去感触每一个时刻、每一次遭逢，那么，无论去哪里，你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

照他这样说，前往金莲川也可以算是一种朝圣，只是这一朝圣性质的获得并非由于那早成废墟的上都，而在于行走本身。从酝酿计划以来，已经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灵活一点，有的地方坐车，有的地方走路，不是效率更高、更安全吗？我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统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衡量。

《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近些年我读过几本写远程徒步的书，最喜欢的是罗瑞·斯图尔特《寻路阿富汗》（Rory Stewart, The Places in Between），我还专门写过一篇评介。这本书是作者2002年初在阿富汗徒步旅行的记录。2000年，二十七岁的作者计划徒步穿越亚洲，本打算从伊朗向东走到越南，后因各国政治情势的限制，只在伊朗、尼泊尔、印度和阿富汗几个国家分阶段走了一部分，全程合计近万公里。《寻路阿富汗》记录的是他2002年初在风雪之中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行程的艰险危难和作者叙述的平静从容反差极大，形成充满古典气息的、罕见的张力。

龙虎台前暑气深

中午十二点，我在农场路西侧的白杨树林里一块石头上坐下，喝点水，吃几块饼干。 然后继续向北，到京张公路时，本该折而向西前去龙虎台村，我却一直向北。 虽然是上坡路，但无人无车，树荫浓重，在一上午的暴晒之后，这一段路让我心情舒爽，走得兴高采烈，以至于二十多分钟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 只好掉头回来，不免略略沮丧。 这种沮丧立即与饥饿疲劳合了流，而水杯里水的储备已经不够多了。

非常幸运的是，再沿着京张公路向西走十几分钟之后，就看到很热闹的奥莱中心，赶紧进去吃饭喝水。 不得不感慨，奥莱的建筑风格和繁荣景象，与周围低矮荒寂的北方乡村形成过于强烈的对比。 坐在空调餐厅里，体会冰凉的水滑进喉咙，惬意地看玻璃窗外的蓝天和阳光，竟然忘记了这大半天来的烈日炙烤。

一回到路上，奥莱的清凉立即变得遥远。向西再走半小时，就到龙虎台村。村口停着几辆车，司机问我要不要用车，我借机和他们聊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旁边小超市的主人也不是本地人。我沿着村内南北向的街道向北走了一阵，再返回到村口，在超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下休息，卸下背包，扯起湿透的衬衫后背，享受这种短暂的凉爽。那几个司机对我很有兴趣，围过来聊天。“天热呀。”“是啊。”“居庸关可远啊，还是坐车吧。”“不用，很快就到了。”“小心中暑啊。”“嗯，不怕。”“去居庸关一路上山，越来越难走了。”“是啊。”“从北京走过来？多远啊！”“才走了两天，不远。”

龙虎台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元帝北巡，例以龙虎台捺钵为正式的告别大都之地，必在此留驻，留守官员也是远送至此。杨允孚的诗说：“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在这里，北巡路线和日程才正式报告给皇帝。从上都返回时，到龙虎台捺钵，就算是真正回到了“冬营盘”，要在此大宴一番，有时甚至欢宴连日。大都重要官员前来龙虎台迎驾，许多诗文都与此有关。《析津志》说：“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又记皇帝和太子等驻营于龙虎台时，官吏百姓来迎，皇家气象得以展示，“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忭之至”。

《辽代四时捺钵图》

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羊儿年（1211）成吉思汗攻打金国，夺取居庸关后，曾驻营于龙虎台，兵锋直指金中都（今北京）。在《蒙古秘史》里，龙虎台是汉文旁译，蒙古文汉文注音的原文是“失剌·迭克秃儿”，可以还原为Shira Dektür，意思是“黄色的台子”。书里另一处说，成吉思汗曾驻军于中都的“失剌客额儿”。失剌即shira（黄色），客额儿可以还原为ke’er，王国维说失剌客额儿就是《圣武亲征录》里的王甸（即黄甸，刻本中误为壬甸）。余大钧说黄甸可能就是黄台子，也就是龙虎台。这一带是燕山南麓的山前台地，由来自八达岭峡谷和虎峪山谷的洪水长期冲积带来的沙土碎石堆积而成，与南边的平原地带相比明显高得多。这片台地在植被稀疏的季节，地表沙石的颜色会较为醒目，故蒙古语称之为黄台子、黄甸子。

在忽必烈正式制定两京体制，并开创巡幸途中以龙虎台为重要捺钵的传统以前，《蒙古秘史》还记载窝阔台征金途中宿顿于龙虎台，生了病，巫师建议以亲人为替身，托雷因此而死。虽然研究者认为这里是《秘史》的笔误，窝阔台驻营之地在北边的官山而非龙虎台，我每次想到龙虎台时，还是常常联想起托雷之死。现在走到龙虎台村，在暑热的昏昏沉沉中看这个曾经热闹非凡、如今平平淡淡的地方，再一次想到托雷。从现实主义的史学原则出发，托雷之死反映了窝阔台在任后期对继承人问题的忧虑，他看到了托雷系势力的壮大，只好谋杀托雷以图改变力量对比。

窝阔台死后托雷系的崛起，一方面说明窝阔台策略的失败，另一方面说明他的确看到了问题、感觉到了危机。可是，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窝阔台的谋杀行动促成了他所担忧的一切。我总觉得草原传统中（也许不止草原），无辜和令人同情的死亡，会赋予死者及其血统以神圣性，使他的后裔在权力争斗中获得某种政治优势。拓跋魏的沙漠汗如此，蒙古的托雷也是如此。

龙虎台村东北有一片荒草蔓生的旷野，背后的燕山高耸峭拔。我上研究生时曾和同学多人在深秋的微寒中徒步经过那里，看白茅的银花在夕阳下随风流波，远处的山脊、村庄和树林变幻着色彩，蓦然颇受感动。后来在昌平园工作时，我好几次到龙虎台一带闲走，才知道那片草地其实是某坦克六师的训练场，怪不得还有两座明显是人工建成的大土堆呢。我曾站在土堆上四下眺望，试图想象当年龙虎台捺钵的样子。什么都想象不出来，只有风在草丛中推挤涌动的声音。

结束：夜宿长城下

高山深谷里的黄昏来得格外早，太阳刚刚偏西，西侧山峰的暗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从谷底向上逐渐铺展到东侧山崖上。 下午四点半，走到高速公路的居庸关出口。 左手崖壁一面漆黑的水泥墙上，正中写着“珍爱生命，拒绝邪教”八个红色大字。 东边山脊上的长城蜿蜒盘旋，箭垛上数十面花花绿绿的小旗一会儿随风起舞，一会儿耷拉着毫无生气。

居庸关长城

西边山顶的长城上游人正成群往下移动，阳光依旧强烈，不过很快就要黑下去了。 再走十来分钟，转过几个山角，红墙绿瓦、高高耸立、近年才修建的居庸关南北大门遥遥在望。 汽车已经不那么多了，沿辅路走进关城这十几分钟里，只有十几辆汽车迎面或从我身后驶来，而且只听到三四次刺耳的鸣笛，这让我感到了大半天都没有体会到的安静和轻松。

天暗下来的时候，我联系到一家为长城游客开的客栈，请他们来车接我。很大的客栈，住宿者却只有我。主人解释，游客到长城都是一日游，愿意住下来的非常少，“生意不好做呀”，他说。不过在长城脚下住一晚真是值得，空气清爽，带着一丝甜蜜。凉意比夜色来得更快，让我一下子忘记了白天在旧县和龙虎台一带时所经历的酷热，对眼前的舒适生出莫名的满足和感激。

洗过澡，换过衣服，吃过店主人替我去山下买回的饭菜，在客栈前的石板台阶上看黛色的燕山和山脊上游动着的长城慢慢隐入暗黑，听远处时紧时慢的蝉鸣。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两脚各打了一个水泡，但显然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知名的鸟从头顶飞过，叫声清脆，由近而远，只在倏忽之间。

本文节选自

《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 罗新

副标题: 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