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还能够预测这个未知的世界吗：经济学的真与假

作者=方钦

约莫是三年前左右吧，具体的日子实在有些记不清，志毅兄惠赠了一本刚出版的弗兰克·奈特文集第一卷，《经济学的真理》，问我能否写篇书评。当时应承得很爽快，结果自拿到书以后一晃就是三年，按理说换做别人都应该写出一本奈特研究专著了，我却只字未写。若要问原因，非常简单：奈特很难写。

难写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读起来特费劲。奈特的文字本就不属于讨好读者的那种风格，但这本文集更令人头疼。它由一位奈特研究专家编纂而成，尽管在绪论部分编者介绍了很多有关奈特思想的梳理，以及文集收录的文章各自反映了奈特哪些方面的研究主题。但是读到具体章节时仍然会一头雾水，因为全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杂烩，既有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方法论的内容，又有奈特同各派人士的论战文章；既有冗长枯燥的学术论文，又有短小洗练的随笔：让人完全弄不清全书的主线是什么。一直坚持读完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时，我才注意到编者在绪论中的那句不起眼的话：“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但为何只是这29篇而不是其他文章？编者的解释是因为这些文章有代表性，“有助于那些对奈特的著作感兴趣的人全面理解奈特的思想”。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编者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没有达成。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内心的抗拒。阅读奈特的文字，仿佛就是在阅读某个时期的自己（绝对没有自夸的意思），关键还是那个让今日的自我不太喜欢的自己。这样的滋味绝对算不上好，且有一种尼采凝视深渊般的无力感。为了避免再度泥足深陷，我放弃了写作计划。

如今2020年已经过去一半，世事纷扰，乾坤莫测，作为书生的那种“百无一用”的挫败感倍增。我自认为不属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类知识分子，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刻，越会退缩到故纸堆中。故而当周围的学人都在忙着赶论文的时候，我反而不想写任何东西，埋头整理旧译稿。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意间又看见这本已经覆上些许灰尘的奈特文集。随手翻开晒得有些泛黄的书页，读着数年前在空白处写下的笔记，突然觉得，或许现在才是沉下心来阅读奈特的最佳时期。思想史上，正是在一个喧嚣嘈杂、光怪陆离的时代，奈特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着独特思想魅力的学者。

所以，是时候写一写奈特了。

一代宗师？

在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总会有那么几位只闻其名却从未出场的绝世高手，比如独孤求败。在经济学的江湖里，奈特差不多也可以算是这样一位人物：经济学大佬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名字，但其中又有多少人真的读过奈特呢？据说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言奈特对他影响很大，称他——与其他一众早期美国经济学家一块儿——是“经济学的美国圣人”（American saints in economics）。然而奈特会认同萨缪尔森那套理论吗？我深表怀疑。还是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一语中的：“他（指奈特）是一个虽被承认但很少有人阅读其著作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家。”

弗兰克·H. 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 1885-197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高中学业没有完成，读大学时间要比常人晚一些，20岁就读于美国禁酒大学（American Temperance University）。1907年，美国禁酒大学开始逐步关闭，奈特转到了米利根学院（Milligan College）。这两所大学的神学氛围极其浓厚，不过奈特后来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

《经济学的真理》

在本科学习期间，奈特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暑期课程，修读的是数学和物理学。1913年，奈特在田纳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博士求学过程不太顺利，由于哲学导师不认同他的学术观点和无神论主张，建议他转学经济学；而他的经济学导师不久之后又离开了康奈尔大学，奈特不得不第三次更换导师。1916年，奈特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7年至1919年，奈特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他是后文提及的J. B. 克拉克的儿子）的指导下，重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就是后来奠定他江湖声誉的《风险、不确定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1921）一书。由于得不到稳定的教职，奈特于191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爱荷华州立大学（the [then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任教九年。1928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接替克拉克的教席，直至退休。退休之后他继续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荣休教授，但不再是经济学教授，而是社会科学和哲学教授。

1972年4月15日，奈特逝世于芝加哥。

国内有关奈特的介绍，内容上大同小异，其源头可能皆来自某百科网站上的介绍，大概意思如下：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以及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等一批诺奖获得者都是他的学生。后来传着传着，就越来越神，甚至有些文章称芝加哥学派所有大牛都是奈特的徒子徒孙。就这样，奈特被送上了神坛，成为了一代宗师。

有道是“物之反常者为妖”，但凡一名学者被吹得神乎其神，那么其中必有问题。

首先，“芝加哥学派”就是一个伪概念。经济学家的江湖里的确有纷争，可是明确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学派”的，除了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外，少之又少。尽管喜欢并且希望能够拉帮结派的人有很多，但成功的基本上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通常是出于立场分歧而打架，并非真的有什么特立独行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经济学界只存在过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有公认领袖、有组织、有信条，即“重农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此外还有一个德国历史学派，则属于国家力量扶植的结果，特别是后期在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控制下，不宣誓效忠于他便不能在德国获得经济学教职，这基本上就不能算是学术派别。

那么为何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叙述中常常会提及某某学派呢？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的陈述方式。一些学者在回顾经济理论文献时，将观点近似、立场相同、分析方法一致的学者，又或者仅仅是活跃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学者归为一类，称作一个学派。比如：古典经济学派、剑桥学派、货币学派、咸水学派、淡水学派等等，都是如此。他们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文献梳理方便，要么只是想为自己立面大旗，好在圈子里立足。但是倘若具体到那些所谓学派中的学者，便会发现其中不仅存在诸多抵牾之处，而且有许多人会明确拒绝将自己归为某个学派的做法。

“芝加哥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事后归纳的结果，将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工作、短期访学甚至仅是旁听过几门课程的，都归为一类。既然原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芝加哥学派，何来“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一说？

其次，就算承认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中又有多少人确实从奈特思想中获得了启迪呢？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许是比较明确的一位——但国内的介绍中偏偏漏了他。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作的“社会成本问题”，连标题都是取自奈特的那篇“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另外布坎南，和奈特一样，都受过德国哲学的熏陶，所以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但是其他人，像是弗里德曼，尽管奈特是他的导师之一，但仅仅那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完全和奈特背道而驰。

最后，即便前两条准则全部放弃，只看表面上学者之间的师承和影响。那么奈特也不是美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真正的宗师是一位现在的经济学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恐怕大多都没听说过的德国人：克尼斯（Karl Knies）。

不信？那么请看下面这幅谱系图。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不完全谱系

注1、实线表示师承关系（博士论文导师），虚线表示受到影响（上过其课程、或者专门研究过其思想）；

注2：该表只是简表，并未列出早期美国经济学的完整谱系。

这位克尼斯是何方神圣？他是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更确切些的话，德国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时期，克尼斯是旧历史学派的三大元老之一。

没错，虽然我们如今常将主流经济学等同于“英美经济学”，似乎它们是一脉相承，但其实美国经济学有着不同于英伦传统的精神气质，也就是德国经济学的影响。

要理解奈特，首先必须了解他那个时代美国经济学的状况。因为奈特思想的复杂性正是源于美国经济学自身的复杂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经济学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说得好听点的话，是百家争鸣；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乱象纷呈：反对主流是当时的主流意见，但面向未来的经济学应该是怎样的，谁也不清楚，从而出现了许多新旧杂糅的“革命性理论”，但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非常少。

当时美国经济学家说的“主流”，是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作“传统主义”。自美国独立之后，其经济学发展一直是跟在英国经济学之后亦步亦趋，更准确地说是紧随亚当·斯密经济学。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被誉为“法国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材，一直使用到19世纪中叶。

早期美国人之所以会接受斯密的学说，是因为《国富论》迎合了当时的经济现实。但是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开始参与世界市场体系的角逐，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不仅在政策上愈来愈倾向一种重商主义式的保护主义（“幼稚工业论”），而且理论方面也不愿再以英国唯马首是瞻。19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起草于美国独立之时的《汉密尔顿报告》再度发行，业界和学界都出现了一股向亚当·斯密宣战的思潮。而此时旅居美国的一位德国人，李斯特（Friedrich List），深受美国精神的感召，回到德国以后写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之作。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左，他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的观点深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以及美国学派影响。

德国历史学派的特征主要有如下五点：（1）否定一般化的经济理论；（2）重视经验材料的归纳；（3）强调各民族发展路径的特殊性；（4）注重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5）认为市场存在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家的保护和扶植。简言之：没有普世化的经济学，只有符合各民族国情的国民经济学。

历史学派的兴起一方面有其客观因素——命运多舛的近代德国统一史；另一方面则是德国哲学的变异，用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派“来源于伟大的黑格尔衰败的思想残余对历史哲学、语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所施加的各种生物人类学方面的影响”。请注意，韦伯自己就是历史学派传承，更有资格评判历史学派。

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但历史学派彻底否定英国经济学的气质还是满足了当时不少美国学者的需求：迫切想要找到替代“传统主义”的经济学。由此我们看到了思想史上有趣的一幕：19世纪中期受到美国精神激励而催生的德国历史学派，到了19世纪末又反哺了美国经济学的成长。有学者曾做过调查，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一半以上的教授毕业于德国大学，接受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教育。其中就包括我们在谱系图中看到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和伊利（Richard T. Ely）。现在被誉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就是用前者的名字命名的；而后者则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26—1938.3.21) 美国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协会第三任会长

然而美国毕竟不是德国，它缺乏能够让历史学派扎根的土壤。新大陆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地理优势，特别是西进运动之后，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资源、财富和机遇。务实精神和乐观主义情绪就超越了民族主义情结，占据上风。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很快就对历史学派那种残酷、阴暗的经济战争观失去了兴趣，转而再度寻找新的经济理论。

但与此同时欧洲的同行们也在探索新的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运动”正逐渐修成正果，分化为数种不同的思潮；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在英国一统江湖，将古典的生产理论与全新的需求理论相互融合，古典经济学被改造为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在批判现代性思潮的裹挟之下，其他社会科学也在影响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一战前后，所有这些理论纷纷涌入新大陆，抢占各自的学术阵地。一时间，美国经济学界喧嚣纷扰，理论杂陈。

其中像克拉克这样的学者很快就转向了边际主义的观点，他独立地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也就是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厂商最优生产理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中流砥柱。费雪（Irving Fisher）则凭借着他的货币理论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行列。萨缪尔森与汉森（Alvin Hansen）等人一起，创造出了一个美国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且与新古典理论相结合，发展成为“新古典综合”。历史学派虽然日薄西山，但影响仍存，特别是结合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之后，蜕变为美国特有的发明：制度主义（国内通常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此外，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洛桑学派的数理经济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继马歇尔之后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福利经济学等，皆在美国这片摆脱了旧大陆沉重知识负担的新世界中迅速地传播散布开来。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下，奈特逐渐成长起来，他试图将所有这些立场相左、观点对立、方法迥异的理论吸纳到一起，最终的结果，却是自身思想体系的分裂。

分裂的奈特

在经济学界，奈特看起来“高深莫测”，多半是由于他的作品难读：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就给人造成一种玄之又玄的神秘感。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是自二战以来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所导致的副作用——由于知识面的偏狭而产生的认知错觉。

奈特的作品之所以艰深晦涩，不是因为其理论过于抽象，而是过于复杂多变。从之前的谱系图中就可以发现，奈特接触过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从自然科学、哲学一直到经济学。单单就经济学方面来说，他就同时接受过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的教育，此外还有韦伯对他的影响（奈特在1927年翻译并出版了韦伯的《经济通史》），可以说当时在美国学界流行的各类社会科学新思潮皆汇聚于他一身。但这似乎并没有制造出“万法归宗”的效果，反而让他不断地提出质疑，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分裂的奈特。

以这本《经济学的真理》为例，其中收录的14篇论文里随处可见奈特思想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中批评庇古的抽象理论脱离了真实世界，但是反过来在“失业：凯恩斯先生的经济理论革命”一文中又批评凯恩斯过于注重现实生活而曲解了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中的历史和理论议题”中他明确反对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者拒绝演绎分析方法的立场；而在“李嘉图生产和分配理论”中他又指责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经验现象的重要性，将理论体系建立在荒谬的假设条件之下。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学者的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出现这类左右手互博的观点实属正常现象。然而奈特思想中的冲突远不止于此。在“竞争的伦理学”一文中，他有关“竞争”的概念就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一方面奈特认为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在现实中会引致相反的趋势——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竞争是经济秩序的一般基础，对竞争的彻底批评很有可能是在犯更加严重的错误”。由此而推出的就是一个看似中庸、实则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实际中没有完全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方法，也没有完全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方法。经济和其他活动总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的，问题是在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各种变形中找出一个正确的比例。”可这“正确的比例”又是什么呢？

仔细观之，事实上在奈特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两套思想体系：一套是以演绎分析为基础的对于纯粹经济规律的憧憬；另一套则是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兴趣。本来一个人具有多样化的观点也很正常，但奈特的问题在于他的这两套思想体系从未调和过，并且他乐于将自己的这种矛盾性展示出来，“我是一位‘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学生，对经典的演绎式理论、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因果关系都同样关心”。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哲学导师认为这名学生“贪多嚼不烂”，让他转学经济学。而在经济学家这里，奈特这般云山雾绕式的迷之沉思也确实能在一时间吸引不少拥趸，最终塑造出了这样一位只闻其名却不知其实的人物形象。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但是在思想史家眼中，奈特的这种分裂——用塞利格曼（Ben Seligamn）的话来说是“二元性”——则是有害的，“纯粹的形式主义再加上政治偏见，产生了现代最狭隘的经济思想体系”。所以奈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不高——至少没有那么神，就像前文提及布劳格对奈特的评价（实则是在讽刺当代经济学者对于奈特思想的不熟悉），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他对奈特思想贡献的概括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证实，他们在青年时代从奈特的富于怀疑精神的、漫谈式和推论式的讲课中得到激励。”熟悉布劳格这位老先生行文风格的人会读出这段话中暗藏的揶揄之意：奈特不过就是个优秀的教书匠而已。

宗师也好，教书匠也罢，在我看来这些对于奈特的吹捧和棒杀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不理解奈特思想的精髓和意义。

首先必须明确，奈特是一位典型的韦伯式学者，甚至说他是经济学家中的韦伯也不为过。所以我认为，倘若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标准来评价奈特，其思想内在的矛盾性毫无疑问是缺点而非优点，但这丝毫不会贬损奈特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样的缺点方能促使我们认识经济理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经济理论：即经济学的“真”问题。

经济学中的Truth

什么是经济学中的“真”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本书的书名。

这个书名来自于文集第一卷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的标题，“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和中译的时候还颇有些怀疑：译作“经济学的真理”是否合适？

根据《牛津高阶英语词典》，Truth一词有三层含义：一是指真的事实，即“真相”；二是指基于事实的一种属性，即“真实性”或者“真的”性质；三是指一种信念，多数人相信是真的事实，即“真理”。这三个含义恰好与奈特的三类“知识”概念相对应，第一类是“外部世界”的知识，其中的Truth指真的事实；第二类是“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真”，一种真的属性；第三类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其涉及的是“真”的意义，也就是真理问题。

那么经济学要处理的是何种含义上的Truth呢？

如果完全遵照奈特的想法，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第三类知识，“行为的目的——兴趣和动机——构成的外部世界现实的领域”。所以至少就这一点来说，本书书名译作“真理”是合适的。

奈特关注人的行为之特殊性很明显是受到了韦伯的影响，“在解释人类‘行动’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行动和纯粹经验概括之间确定一种联系，无论这一概括可能有多严格，我们要求对行动的‘意义’进行解释”。但如何解释人的行为，成为由始至终困扰奈特的难题。

因为真理，即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信念和理解，始终与前两个“真”问题——事实本身、事实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密不可分，不能处理好前两个问题，也就无法言说“真理”。但是反过来，事实本身的“真”与“假”、事实A与事实B之间逻辑关系上的“真”，这些问题不等同于真理。例如，我们能够证明数学命题自身的“真”与“假”，我们能够判断数学命题中变量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上的“真”，但这些与现实世界的真理无关。所以此处存在一个巨大的理论沟壑，“真”的属性与“真”的意义之间并不直接相连，也无法由“真”的属性一步跨越到“真”的意义中去。

面对这一困难，韦伯使用的是“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即一方面是演绎分析而成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是归纳堆积而成的经验材料，然后像压缩饼干一样，用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一般化梳理，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但是奈特却采取一种从问题到问题的方法，既然外部世界的事实和人对于事实的认知分属两个范畴，那么就索性划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有了两种经济学：一是研究“经济行为的形式”，二是研究“经济行为的内容”，前者适用自然科学的工具进行考察，而后者则是自然科学无法解决的，它取决于我们的“理解”（knowing）。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又截然二分，于是乎就诞生出奈特所独有的、乍看起来颇有些怪诞的经济解释，“经济行为的内容不存在普遍规律，但经济行为的形式存在普遍规律”。形式与内容对立，这就是奈特理论内在矛盾性的根源。

前文提及塞利格曼批评奈特的思想体系“狭隘”，其意思正是指奈特的二分法似乎解释不了任何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不是说他知识浅薄。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奈特运用的方法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存在任何的中间地带。这使得他无论做出何种解释，皆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证否自己。例如他运用效用概念解释需求原理，但是反过来他又可以用人们现实偏好的异质性证明一般化的需求规律不存在。

平心而论，塞利格曼的评判至少部分是有道理的。纵观奈特的著述便可发现，他时而表现得俨然是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规律与自然法则一样应当具有普遍性；时而又剑走偏锋，像制度主义者那样极度依赖经验，否定一般化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规律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发挥作用。可是奈特既不同意新古典的理论模型，又反对制度主义的经验导向；既重视科学分析的重要性，又强调其局限性；既关注历史，又认为经验材料的观测无法给出任何经济学命题。

“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不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定义，既不是能观测到的，也不是能从观测结果推断出来的。而且也不是武断界定的。它们陈述的是‘事实’，是关于‘实在’的真理——关于‘精神’实在的分析和局部真理，不然它们就是‘错误的’。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解释的真理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种类的，这些真理与感官观察有关，但最终会回归到逻辑思维”。这段话充分展现出奈特思想的特质，同时也暴露出他的缺陷。

如果说韦伯最大的长处是在经验和逻辑之间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么奈特最大的短板是他似乎永远无法、也无意在抽象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把握住一个限度。奈特一直在概念和经验的两个世界中游走，并因此提出了很多的怀疑、很多的疑惑以及很多的问题，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奈特思想最重要的价值吗？

当代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单一化的趋势，经济学家们表面上看起来存在各式各样的争论，但内在理论体系却出奇的一致：批判新古典的不足是时下经济学的主流，但使用的建模方法绝不会脱离新古典的框架，差别只在于变量的替换和数学技术的更迭；定量分析是必备要素，不论是否有必要，因为“科学研究”等于“量化研究”；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现实导向，因此和自然科学一样，要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尽管经济学的大多数预测还停留在科学算命的阶段。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待在自己感觉舒适的“安全地带”，做一些“基本无害”的科学分析。至于科学分析所不及之处，那就交给其他学科：人的行为的生理层面，那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人的行为的精神层面，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应当考察的对象；至于行为的规范性问题，应当交还给道德哲学。可是，将人的行为之生理、精神和规范要素统统去除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机械运动？

经济理论的创新，需要一点好奇心、一点怀疑精神和一点走出“安全地带”的勇气，而这些正是奈特思想中标志性的东西。当年，奈特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引用过一句话，“唯一的好原则就是没有原则”，这是奈特学术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是当下被僵化的科学评价体系束缚住手脚的经济学最为缺乏的东西。

所以，阅读奈特，我们不需要关心他说对或者说错了什么，只要关心他是不是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以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为例，直到今日，经济学界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贝叶斯概率——主观概率——的层面上。可是如果奈特说的“不确定性”仅仅是指在一个概率的频率解释上附加一个主观置信度的话，那么他反复强调的不确定性自身就能产出利润又怎么解释呢？概率不是生产要素，如何能获得利润回报呢？

考虑赌博掷骰子的情形，通常而言，假设不存在任何特殊条件，出现单数和双数的频率应当是各占50%，这属于概率论中的频率解释。但是我们现在加入人的因素，考虑赌徒的心理，在他的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先验赋予还是后验归纳的结果——中，其实只存在两个概率值，0和1，也就是说他相信接下来一次掷骰子的结果要么是单要么是双，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这时，频率统计的概率值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最多只是辅助的效果——帮助他加强或者削弱信念，真正的主观概率值只处在两个极端。并且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也确实是这两个极端的某一个——单或双。

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头脑中所处理的不确定性是潜在事态是否存在（其中有些潜在事态是已知的，其余则是未知的），而概率函数测量的是全部潜在事态出现与不出现的频率；在概率函数中，所有潜在事态可以说都既存在又不存在——一种假想的叠加态，但是当其中某一特定事态真的发生或者真的不发生时，概率函数就坍塌了，只剩下了0或1。

熟悉物理学的读者可能会对这样的解释感觉有些似曾相识。确实，这里使用的是“哥本哈根诠释”一个变体，以此改造的贝叶斯模型，就是量子贝叶斯概率（Quantum Bayesianism，学界简称“量贝”）。

依照量贝模型，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恰恰就是决定我们行为决策的关键——选单数还是双数，那么它就是一种机会成本含义，而利润就是对“不确定性”这类机会成本的回报。

此处我是在讲述一个革命性的经济学新理论吗？不是。量贝模型在2002年就诞生了，我只是偶然发现其解释和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经济学

如果经济学只能存在一种话语，那么其理论就会陷于僵化的境地：我们关注人的行为，但是主流经济学界对于人的理解在还停留在19世纪的学术概念中；我们强调历史，但是量化史学的基本观点还沉溺于古老的辉格史学观中；我们应用数学，但是为何对于效用、成本、主观性、理性……这些最为重要的基础概念的数学解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未见重大更新？

经济学中的Truth，就是确立抽象概念与经验实在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回答，只有不断地提出质疑。奈特思想最重要的品质，就是通过多学科的知识汲取，培养一种“良好的判断力”（good sense），进而不断对怀疑自身，迫使我们去探寻新的理论阐释。

“求真的哲学是良好的判断力……如何识别、发现真或者良好的判断力，有两个肯定的答案。第一，每一个人，每一个具备思考问题能力的人类，在其自由精神范围内，有且必须有他自己的判断力。应用此类检验标准，遵从这样的行为指导，支配其自身的判断力，他必须对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和风险。另一个答案是，真理由法律和掌权者的专断权威所决定。一切社会生活，事实上任何可能的人类生活，都是这两种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方式相互结合与妥协的具体化表现。今日世界的最大问题……是集中于一种趋势、一种运动和一场斗争，使上述妥协点远离个人自由和责任，导向权威和暴力。”

身处今日世界的我们，重读奈特这段写于80年前的话，我想一定会别有一番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