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江湖义气，你就读懂了中国人

✎编辑 | 程迟

硬核读书会第七次“硬核讲座”的主题是“中国人的江湖义气”。

现在流行的国风、仙侠，上世纪流行的武侠小说、黑帮电影以及无数的歌曲，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传统社会“江湖”的眷恋与向往。

那么多作品都在表达“江湖”和“义气”，但是它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中国历史的哪些经验给予了它们至今仍然旺盛的生命力？

似乎人人都能对“江湖义气”说上点什么，但是走进了，只看见一片写意的模糊。

我们请到最近刚出版《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冯庆，为我们细细讲述中国人如何制造“江湖”和“义气”，而它们又如何改变了中国人。

本文为讲座文字稿，经主讲人审阅后发布于硬核读书会平台。

何为“江湖”，何为“义气”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冯庆，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的教师。我的书《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近期出版，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中国人的“江湖”和“义气”。

我们中国人经常把“讲义气”挂在嘴边，这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这个词的日常含义相对而言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我们又很难从学术的角度给予一个科学的定义，也很难把它翻译成外语，所以我试图做的工作就是澄清这个词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意涵。

主讲人冯庆所著《中国人的义气》，2020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我要首先谈一谈的就是江湖问题。因为我们一般说的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现象，大多发生在江湖这种现实经验当中。江湖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很难翻译成外语。

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澄清，我试图传达的是一种中国人的独特政治经验，再以此反映中国人在人情世故上的一些基本的经验和智慧，然后审视它可能带来的一些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启迪。

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码头城市。/图虫创意

我是一个重庆人。在重庆这个码头城市的环境下，形成了一种码头文化，其他很多的码头城市，比如长沙、上海、武汉、广州等等，都有类似的码头文化体验。

在码头文化氛围比较浓重的地方，大家都能够耳闻目睹许多关于所谓的江湖的故事。这些江湖的故事，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些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的人群的故事。

贾樟柯有个电影叫《江湖儿女》，其实讲述的也是同样的故事。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尤其是青少年大众文化当中，充满了对于江湖的想象，在小说、音乐、电视连续剧当中都有。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就讲述了“江湖义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如何体现。图/豆瓣

对于我们八零后、九零后这一代人来说，我们从小受到港台传入的江湖叙事的影响，比如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通过香港的电影、电视剧，包括一些流行音乐，它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关于浪漫化的江湖的一些想象。

但其实真实的江湖往往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其中也会映射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江湖进行了浪漫化、文学化、艺术化的处理，把它搬上荧幕，或者写成小说，然后给青少年看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就叫做“诗化江湖”，就是我这本书的副标题要表达的一个遗憾。

我想要去研究的就是诗化江湖到底意味着什么，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行为，在其中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用我书里的话来说，江湖是一种现代的公共法理，难以下渗的社会网络，其实对于我们在社会转轨期间状态的直观体验，我们在码头城市文化当中经常能体会到这种江湖的氛围，尤其在重庆，在西部一些老工业城市，或者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这样一些地区、小镇当中也能体会到这种经验。

这种经验中国人一说就很明白，但是你跟外国人讲是很难的。在中国，江湖并不见得就是完全无法无天的状态，它是一个模糊地带，是一种在有法和无法之间的徘徊状态，它是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的秩序。

这种政治处境和我们现实中，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游民群体，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江湖故事、江湖的艺术作品，讲述的几乎都是游民的故事。

什么叫游民呢？我们在近现代史视野中可以看到，康熙年间以来，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无法在土地上安顿，他们必然会四处迁徙，四处流浪。

有些人会背井离乡，甚至是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等等，有些人进入了城市，他们成为了游民阶层。

下南洋的福建人。图/维基百科

游民阶层一旦去到一个崭新的、迥异的生活空间当中，就会想办法抱团，形成一个新的游民共同体。

举个例子，当年很多人从内地漂流去了香港，他们去到香港之后，就会形成以同乡会、宗亲会这种机制为中心的一个新的共同体。

这和西方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题材这种美学思维很接近，中国现代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浪漫化的过程，也就是游民化的过程。

当然，在现实当中，这种生活并不见得多么美好，因为它意味着与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截然分离，从家族、宗族当中脱离而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打拼，而不得不通过与其他的同乡、朋友，以讲义气的方式形成一种类血缘共同体，就是彼此之间没有血缘，但是可以结拜为兄弟，或者结拜为姐妹，然后形成一种类似于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帮会之类的东西，它其实是游民生活当中一种不得不为的现象。但是在艺术作品当中，它被美化，被加工了。

当然我从美学角度要说的，并不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江湖秩序的好和坏，我们不谈论那个层面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为什么有人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表达江湖，并且要制造出一种诗性化的、审美化的江湖体验呢？

制造“江湖”

众所周知，中国人现在谈到江湖，至少在大众文化的领域当中，会想到金庸、古龙奠基的武侠文化，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们很喜欢国风。

国风这种概念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影响我们的港台武侠、仙侠这些风潮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早年出版的《神雕侠侣》封面，用写意的山水画风格表达了“江湖”的概念。图/维基百科

那么为什么武侠的江湖审美元素能够影响那么多中国人呢？其实里面有一种伦理的、一种审美的观念在起作用，那就是讲义气。

讲义气能让一个人的形态、仪容变得更加美好，也就能让一个角色变得更加伟岸，变得更加高、大、全。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伦理的内核，它赋予了江湖人物卓越不同的审美的一种可能性。

讲义气为什么是一个审美元素？我们知道，“义”这个概念在儒家传统的语境当中，并不是最高层次的伦理，比如说像仁、忠、孝，这些概念的根基性或重要性更强。但是“义”这个概念，往往在游民文化当中是一种带有组织性或者系统性的伦理概念。

经过了两千多年儒家观念的洗礼，中国人对于仁、义、礼、智、信等等观念的认可，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是在民间的江湖文化当中，讲义气，加了一个气字，这个气其实是和人的身体节奏有关。

了解儒家文化，必须从《论语》入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对论语的权威阐释之一。图/豆瓣

讲义气，就是说，你不必在心中过一遍这个大道理，但是你的身体、你的血气，直接的让你做出了某种反应。也就是说，所谓的讲义气，是一种日常的，已经潜移默化在你的身体节奏当中的一种伦理要素，这就是我这本书当中比较理论化的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讲义气的行为呢？我在书里面就尤其强调，这和民间教化的艺术手法有关。

以前在中国文化普及率不高的时候，大多数人不识字的时候，要让更多人受到一种儒家式的伦理教化的规训，肯定不能靠大范围的讲大道理，而要靠戏曲、小说这样一些艺术手法，就是民间文艺。

当时的说书人就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段子，或者给大家唱一段曲儿，用这种方式，他要讲述一个让大家能够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一个记忆点。

比如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就是一个记忆点，大家就把它记住了，它的画面感、情节感很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围绕这个故事就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仪式感。

“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关于“义气“的想象里。图/豆瓣

在中国有俯拾即是的关公崇拜，很多学者甚至说，关羽才是中国的第一神明，这个话不是开玩笑，在任何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不管你是从事哪一行、哪一业，你都会看到有人在拜关公，这就说明关羽的形象和意义，和游民文化密不可分。

尤其海外华人游荡在海外，他必然要用这种“义”伦理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这个当中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自我规训，就是你自己得发现有些事情你不能做，这些事情可能会给你造成许许多多的负面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自己做好；然后是和别人处好关系，这其实就是讲义气这个伦理当中的一个核心要旨。

又比如说，在小说和戏曲当中经常会讲到水浒传的故事，会讲一些兄弟情谊。兄弟情谊也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把这种历史的故事讲了出来，让这些目不识丁的游民能够尽快地被感召，成为有义气的人。

那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这样一种传统的小说——比如说，以前说书先生讲一段故事，老百姓听了之后就把它记住了，在哪里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传统的延续呢？

《鹿鼎记》的故事，是金庸对于“江湖义气”对底层民众规训的一种总结。图/豆瓣

我举一个例子，金庸在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当中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段子，《鹿鼎记》的第一回并没有讲述小说的主角韦小宝，而是在讲明末清初时一些大儒遭到清兵的迫害，后来陈近南这个江湖帮会的创始人拯救了他们。第二回才出现韦小宝，也就是《鹿鼎记》的主人公，那么韦小宝出场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是怎么描述他的呢？

他说，扬州市上茶馆颇多说书之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等英雄故事，韦小宝听书听得多了，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眼见此人重伤之余，仍能连伤不少盐枭——这指的是茅十八。

他看到茅十八重伤的时候还能有英雄本色，就对茅十八产生了仰慕之情。重点是后面这句：韦小宝以前听了很多书，书中英雄常说的语句便脱口而出。

言下之意就是，在一种民间小说和戏曲的熏陶和教化之下，韦小宝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缺乏教育的底层游民，依然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做出一种讲义气的行为。

这个情节正好是金庸为自己这种小说写作提供证明、论证：我为什么写小说呢？因为我写的小说能够让很多目不识丁的游民、底层大众，也能够获得一些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呢？教你怎么做人，怎么成为一个讲义气的人，起到一种正面的伦理道德的意义。

韦小宝这样一个人在市井中长大，也能够被熏陶成一种身体层面的讲义气，那么，其他人看金庸的小说，其实也能够被他感召。

中国人的性格，被金庸融在韦小宝身上。图/豆瓣

金庸其实有一篇散文专门讲韦小宝这个人，他说：“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的身上，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金庸认为，韦小宝这样一个底层游民有两个层次的性格。

第一个是适应环境，一个游民去到陌生的环境，他能够马上适应，这其实就是中国的游民阶层，它具有这样的特征。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义气。比如他说韦小宝加入天地会之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观念与士大夫、读书人信服的那套不一样。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

金庸说：义气两字，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忽视。那么什么是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江湖中的游民。

在一个充满了风险的陌生社会当中——也就是江湖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好好做人。韦小宝就是金庸特地塑造出来的一个好好做人、能够游刃有余地在陌生化社会当中生活的人，甚至是能够功成名就的一个人，不管是在庙堂还是在所谓的江湖。

其实说白了，就是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在金庸的最后一部封笔之作当中拔高了。金庸之前的小说里面有很多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或者说是那些“侠”——不管是道家的还是儒家的侠。

但是韦小宝显然不是一个侠，他唯一一个道德上的优点就是讲义气。也就是金庸把一切传统儒家给予的东西都剥离开之后，还有一个东西无法剥离，就是讲义气。

这也就说明，不管你是从诗化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种伦理是不可或缺的。

近代的“帮会江湖“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所谓的录像厅经验。

大家可能都去过录像厅这样的场所，里面放的影像有一类就是香港的帮会电影。我后来专门做过一个香港帮会电影的研究，试图搞清楚，为什么香港人和部分台湾人喜欢拍这些。

有很多浅显的理由，比如说有很多电影人可能有这个背景，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香港本身是一个游民城市。香港很多的文化人，文化的生产者、创作者，他们本身就是游民，比如说电影人张彻，还有刚才提到的小说家金庸等等，都是从内地离乡背井去到香港，他们自身就是游民，只是是有知识的游民，就是所谓的游民知识人、江湖知识人。

其他的芸芸大众，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游荡的、不安的生活体验，他们在陌生的城市当中或或多或少会意识到，自己要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要依靠什么样的一种伦理机制呢？就得是讲义气了，所以就得有一种艺术的、文化的描述来告诉他们怎么讲义气。

所以会有很多文化人写小说、拍电影，来讲述这种中国游民社会古老的讲义气的组织方式，很多香港的黑帮电影当中都会有仪式，有各种各样对于帮会文化的描述，它在不断地重复晚清民国以来，帮会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冲突。

里面有很多糟粕，有很多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但同时在拍摄和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些东西又会被赋予一种神秘的光晕，使它诞生出一种让人格外陌生，却又熟悉的审美趣味。

杜琪峰的《黑社会》是对帮派文化和“江湖义气”的一种反思。图/豆瓣

举一个例子，杜琪峰的《黑社会》。这部电影里就充满了对帮会文化的渲染和表征。不光是这个，更早的时候，比如说八十年代的电影《洪门三柱香》，其实完全就是在讲述洪门这样一种秘密社会，讲述当年的地下帮会、江湖社团，讲述它内部的仪式、机制，包括一些秘密的手势、暗语，茶碗阵等等。大家看到我这本书的封面就是几个茶碗阵。

我们知道，中国辛亥革命其实也依靠了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会党，一个是新军。

会党，就是像天地会、洪门这样一些秘密社团；新军是另外一个系统，是曾国藩、李鸿章以来的地方武装，这个也不用多说。

在当时，会党是重要的社会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毛主席对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当中也提到了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者，其实就是这里讲的游民的组织，就是帮会。

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讲述了辛亥革命和帮会的关系。

当时一些跟孙中山搞民主革命的日本人，比如平山周就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秘密社会史》，这本书的序言是大学者、大革命家章太炎写的。章太炎在里面就讲到，会党、帮会这个系统能够成为进步力量，其实就是利用江湖中这些人物的力量，然后来推翻满清政府等等。

所以它其实在近现代历史当中曾经有光荣的一面。在后来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演绎、故事、电影、小说当中，他们会呈现出一种悲剧英雄般的形象，他的仪式、仪礼也会在一种美学的表达当中延续下去。

《十月围城》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社会上各种人物推进革命的故事。图/豆瓣

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这些东西往往也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其中这样一种讲义气的机制。

如果看过杜琪峰的《黑社会》，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大头，这个人动不动就要背帮规，比如私劫兄弟财物，必将死在万刀之下，这是当年的洪门三十六誓，这是帮会中的一些誓词、帮规。

但是在现代的语境当中，在一个特别残酷的利益博弈环境当中，讲这些话就显得格格不入，显得很傻，但同时又让人很感动，它其实是一种很古典的审美观感。

总之，在这些香港电影当中，谈论黑社会中的道义、讲义气，或者说兄弟情谊等，我们知道有很多作品，比如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强调的就是很古典的一种讲义气的方式。

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强调很古典的一种讲义气的方式。图/豆瓣

在这之前就是他们的师父张彻，张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讲述“义”的问题，它往往是和英雄人物的牺牲，和他大义凛然地为兄弟，或者为更高的目标而牺牲的这些行为分不开。比如狄龙、姜大卫，他们那时候的银幕形象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形象。

而且它往往是以一种很阳刚、很美好的、雄性的、男性的身体来呈现，包括李小龙的身体。香港武侠电影、功夫电影，其实是男性的身体，阳刚的、威武的、健壮的身体，和讲义气这种内核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就像关云长关公的身体这样一个形象，他和一种挺拔的、崇高的、讲义气的品格结合在了一起。

在后来的香港电影《古惑仔》中，这种讲义气的形态，就和青春叛逆的冲动，和身体的节奏又结合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古惑仔》是青年一代对“江湖义气”理解的代表。 图/豆瓣

但是我们会发现，经历了张彻的电影，包括后来张彻的弟子们如《英雄本色》这些作品，再到更后面九十年代中期的《古惑仔》这些作品之后，香港有更多的导演开始拍反义气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反江湖题材的作品，他们对于讲义气这样一种伦理进行了反省和批判。像《江湖告急》、《一个字头的诞生》，都带有黑色幽默的性质。

由张彻、金庸、古龙奠定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游民江湖文化、讲义气的文化，就会让位于这样一些反江湖叙事，传统的义气叙事遭到了质疑、追问，和再度的升华。

杜琪峰的《黑社会》其实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电影，包括它的第二部《以和为贵》，更显著地表达了对义气这种伦理的质疑，以及跟义气相关的男性气质，和与之相关的江湖的规章制度的文化，这些都遭到了质疑。

但事实上，只要还是游民社会的生存状态、江湖的生存状态，义气的机制就很难彻底地抽离。因为它意味着，你在当中没得选择，行事必然要去依据这样一种伦理。

《扫毒》用更为艺术的方式表现“义气”这一主题。图/豆瓣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导演和艺术家依然还会以各种方式坚持着对传统、义气和现代价值观的有机整合，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扫毒》这样一些电影，也是在表现兄弟义气，但它可能更艺术。

音乐中的“江湖义气”

同时我们在一些音乐当中，也能感受到这种义气的审美风格，比如黄霑的作品，这是一种讲义气的、江湖的音乐，比如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这些音乐的雄性气质非常显著；同时，它也和个体自由这种豪情，一种有担当的体主义品质结合在一起。

在音乐层面，我们能看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推进，就是把这种游民文化当中的讲义气，逐渐地推到更高层次的、现代人的公民美德的层面，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去琢磨的话题。我在书当中也有一些描述。

说唱歌手Gai的歌曲里，有非常明显的“江湖义气”指向。图/豆瓣

比如我们今天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文化当中，说唱文化当中也有所谓的江湖流说唱，这是这些年出现比较多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我前面讲过的，对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江湖文化的一种自觉的继承，同时也是对三国、水浒这些更传统的文化的自觉继承。总而言之，这个传统没有断裂过，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

大家如果对上述这些话题感兴趣，可以去我的书里寻找更多的细节和例证，里面还会涉及到对于张彻、徐克、杜琪峰的电影，包括对黄霑的音乐，以及很多爱国歌曲的分析。

我从这些案例当中试图发掘的东西，不仅仅是江湖文化到底是什么、诗化江湖到底是什么，也不仅仅是讲义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还试图去寻找一种华人能够瞬间在身体层面反应出来的共情机制，由此我们可以展开一系列关于社会共同体凝聚的讨论。

所以，我这本书其实要思考的，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什么层面，能够实现更加广阔的、更加有情有义的一种情感共同体，这是我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抱负。但我不知道我到底做到没有，可能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也期待在跟各位的讨论中，帮助我进一步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

读者提问

1、您提到码头文化、帮派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是不是可以把中国的“江湖”和意大利的黑帮做个比较，似乎它们都被艺术浪漫化了。

答：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确实是这样。

当年《教父》这种电影出来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意大利黑帮洗白，其实也是要把它的形象给诗化。但它诗化的逻辑很有趣，它是要宣传这种黑社会家族具有某种传统伦理的担当。

《教父》，讲述美国意大利黑帮家族的经典可以与中国的“江湖”做对比。图/豆瓣

它确实也有这样一个层面，只是这个传统伦理是基于人性的普遍性，就是基于父慈子孝，或者兄弟的血缘关系。它不像中国人，讲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一种义气。

所以，西方人所重视的这种浪漫化，我们也不能称之为江湖，就称为地下秩序吧。它更多的是要凸显出其中黑暗的一面，以及其中人性的扭曲，和最后艰难的抉择。比如说阿尔帕西诺演的小教父就是这样的状态。它也反映出当时波谲云诡的黑帮斗争等等。

它的浪漫化其实是要反映这些东西，而不会像中国人一样，把非血缘的人之间的情感机制讲得非常到位，也不会去表现男性身体的美感。所以大家看到，老教父也好，小教父也好，都是用西装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包裹起来的。但中国的武侠就会脱衣服打架。

这是因为中国人有戏曲的文化，这是表演性质的文化。我们说“三国演义”，“演义”，是要把“义”给演出来。怎么演呢？为什么要演出来呢？因为它面对的游民阶层，是很难通过大道理，通过抽象的义理得到感化，而是要通过直观的形象，通过身体的表演被感化。

所以中国的这些江湖电影、武侠电影，都是直接用身体表演一个故事，表演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等等。

其实就跟吴天老师的《向前的记忆》中所写的，和向前冲这个身体姿态非常有关系。这种东西很直观，很简单，但同时它能够深深铭刻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记忆。

“经验史”系列的另一部作品，吴天的《向前的记忆》。图/豆瓣

这和西方的黑帮电影所带来的刺激感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黑帮电影，拼杀搏杀都是靠热兵器，《教父》也是这样。后来不管是昆丁的电影，还是斯科塞斯的电影，都是如此。

但中国即便用了热兵器，它也是把冷兵器给热兵器化了。比如吴宇森拿着两把枪，但是这两把枪其实是两把刀，它就是古代游侠的两把刀，或者独臂刀。其实这种章程是从古典的戏曲，从戏台上的表演方式中延续下来的。

所以中国的这些武侠电影，它打斗的时候是打得比较慢的，也是从戏曲当中吸收了营养。

虽然说它的刺激性没有晚近的动作片那么剧烈生猛，但是实际上它带来的仪式感更强，也让人能够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些姿态，包括英雄殉道的姿态，为义气两肋插刀、最后牺牲的姿态，这些都流传了下来。这就是中国讲义气的电影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

当然，如果从更加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说，西方的黑帮文化源自于文艺复兴以来城镇当中的家族文化。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它其实就是一个黑帮家族，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城邦当中，能够占据强大的政治主导地位，就在于他们家族比较蛮横，就像黑帮一样无恶不作，但同时又有钱有势。

美第奇家族的画像。图/维基百科

西方很多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种黑帮情结。在17、18世纪，资本主义刚刚开始上升的时期，城市的游民相当多，有很多犯罪小说，或者说是游民小说、流浪汉小说，其实反映的都是这种局面。

但是它们大多都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比如说写过《鲁宾逊漂流记》的著名的笛福，他还写过一本书，叫《摩尔·弗兰德斯》，讲述的就是一个女性底层游民一辈子在犯罪边缘试探的过程，同时她的生活过得非常惨。它就是描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转轨阶段、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必然出现这种游民文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文学艺术表达。

中国的很多话题，很多文学的传统，其实也吸收了西方这种文学的传统。

2、“江湖”这个概念是否在今天已经式微？好像它在移民社会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发扬光大。而在中国大陆，原创的“武侠”影响力不及港台和海外。

答：说得对。在民国的时候，武侠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在鸳蝴派（鸳鸯蝴蝶派）的武侠小说当中，包括国民党对于革命志士的官方宣传，也会强调这些特征。

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东西它就不重要了？就在于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要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治理，因此也就注定要对这种分散不拘的游民状态进行彻底整治。可以看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大陆的几次运动，都是为了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包括我们记忆犹新的80年代扫除盲流的运动，对流氓等现象的定义，以及对犯罪的规定，到90年代的扫黄打非，包括最近的扫黑除恶，其实都是为了社会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不能容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徒；虽然事实上肯定还是会存在，但是至少在法理上，在治理的层面上，在理念上，都必须对它进行规训。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我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统一完善。

在海外的一些地方，因为它的事实治理相对而言比较紊乱，所以这种叙事相对就会比较多一点，在港澳台地区也是如此。

香港有非常明显的游民社会的气质。图/香港旧照片

凡是在一个主权界限不是那么鲜明的地区，它就会有大量自发涌现的、例外的主权现象、共同体现象出现。而讲义气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为了调整诸方势力的博弈和斗争。香港黑社会电影中讲义气的所谓仪式、规定，都是为了解决冲突、化解冲突。

✎本期坐馆 | 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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