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影迷鲁迅的观影指南：人生最后十年，看了140部影片

鲁迅的文学造诣人尽皆知，他的许多小说都被搬上银幕。但不为人知的是，鲁迅还是一名资深影迷。1939年10月，许广平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时就曾说过：“鲁迅一生中最奢华的生活就是坐汽车与看电影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来自鲁迅先生的“观影指南”，回溯当年这位资深“文艺青年”的光影记忆与犀利眼光。

看电影：“我有我的讲究”

作为新文学旗手的鲁迅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谓巨大，电影方面，鲁迅虽自称“门外汉”，但他极为热爱电影。

据统计，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但看得并不多。从1916年9月到1925年2月，看了12场电影；1926至1927年，鲁迅在厦门、广州时，看了13次电影，差不多每月一次，这当然与彼时中国电影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关。

1927年10月，鲁迅携家眷来到上海虹口，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是鲁迅写作最繁忙、社会活动也最频繁的时期。正是在这十年间，鲁迅一共观看了140多部影片。在去世前九天，也就是1936年10月10日，他还看了生命中最后一部电影《复仇艳遇》，并对其赞赏有加。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摄于北京，第二排左起第五为鲁迅

而知人论世辛辣老练的他，看了电影自然也会产生丰厚的“观后体验”，这些珍贵的“影评”散见于杂文、日记、书信以及译文中，其中，杂文13篇，书信24封，日记170则，译文3篇。鲁迅会在日记中记下是什么片子、在哪家影院看的，有时还会注上“佳”“不佳”“劣极”等简短评语，堪称“民国手账先锋”。

鲁迅日记手稿

说起鲁迅与电影的渊源，还要回溯到他在日本学医时期。据日本学者小田岳夫于1946年出版的《鲁迅传》显示，鲁迅最初弃医从文，正是受到了当时观看的电影的启发：

“在第二学年里有细菌学的科目，那细菌的形状都用电影来说明，但当课业告一段落的时候，多余的时间便常开映时事电影，应为刚巧是日俄战争以后，所以时事电影也自然都有关于这方面。战争的场面当然是日本军队胜利的场面，学生们看着一个一个地拍手欢呼。有一天，在开映的期间，鲁迅混在学生们的群里暗暗地看着电影。于是在电影的画面上，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同胞的姿态。这同胞被日本兵牵到枪毙的人前。那被枪毙的人都是强壮的体格。枪毙在鲁迅的眼前执行。学生们又拍手欢呼了。可是他独个人却感到无限的苦痛。这不是为了同胞的被枪毙，而是为了那些有着强壮的体格而去作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种麻木的神情却实在令人可悲！”

1904年4月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摄于日本东京

“从那时候起，他学习医学的志愿便很快地被别的东西代替了。他深深地感到：祖国的同胞即使用新的医学使他们的身体强壮，使他们的寿命延长，如果他们的精神依旧像今天一样，那么中国还是和过去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需要他们精神的革新！除了用文学的力量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他于是决意要去东京展开文学运动了。”同样的心情在鲁迅的《呐喊·自序》中也有提及。

正因为鲁迅最初的“启蒙”源自电影，他后来主张将电影的艺术形式运用到教学中：“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1912年左右，鲁迅穿着自己设计的“中山装”，摄于日本东京

今日看来，鲁迅的观点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我们现在不但早已有了科学教育电影，多媒体形式和互联网早已进入课堂。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左起为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当然，鲁迅的观影体验也的确是优越。据许广平回忆，鲁迅不但看电影，且每次的座位都要买最高价的，他的观点是，看电影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

在当时，鲁迅夫妇往往在晚间等海婴睡了后，若家中没有访客，便叫一辆汽车到影院去看电影：“我们多是穿不大注目的深色朴素衣衫，在影院里极力不往周围观看，或回头研究；因为我们不须研究别人，同时别人看不出是我们更好。”有时，鲁迅也会喊上三弟周建人一家、或好友茅盾、郑振铎等一同观影。

看电影：“我有我的偏爱”

虽然对观影环境颇为讲究，但据许广平回忆，鲁迅“选择片子并不苛刻，是多少带着实地参观的情绪去的”。

据统计，鲁迅看过的电影类型有记录片、侦探片、历史片、击剑片、卡通片、滑稽片、儿童片、战争片、科教片、科幻片以及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影片等，他看电影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透过电影“窗口”，获取更多的知识，了解社会，进一步认识广阔的世界。

“侦探片如陈查理的探索，几乎每映必去，因为这位主角的模拟中国人颇有酷肖之处，而材料的穿插也还不讨厌之故。”如1931年11月23日鲁迅也在日记中写到：“夜同广平往威利大戏院观电影《陈查理》”。

电影《中国大侦探陈查理》海报，1931年上映

这里的陈查理是美国小说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笔下虚构的一位华人警探。作品主要讲述陈查理探案的故事，1931年到1937年间，该小说先后由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拍摄了十六部系列影片。正义的陈查理和邪恶的傅满洲（美国漫威漫画旗下超级反派）是西方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亚洲人角色。

电影《陈查理之黑骆驼》海报，1931年6月21日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角色一直由瑞典演员Warner Oland饰演，但却塑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人形象，美国电视台曾经的一次观众调查显示，观众最熟悉的中国人名单里排名第五的就是陈查理。

电影《陈查理的最大案件》海报，1933年上映

电影《陈查理在上海》海报，1935年10月14日上映

除对侦探片“情有独钟”，鲁迅也喜欢反映历史的影片：“历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国史实相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的社会相，也是喜欢看的。”

对此，许广平说过：“鲁迅有时候也利用电影的材料写东西。记得当时，他对反映非洲情况的影片很感兴趣，他很关心非洲人民在比利时、法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了解非洲的丰富的天然资源。”

同时，“五色卡通集及彩色片，虽然没甚意义，却可以窥见艺术家的心灵的表现。”据鲁迅日记所载，夫妇两人分别于1933年12月23日，1935年4月20日、6月29日，1936年4月26日4次携海婴观看美国儿童动画电影《米老鼠》。

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三口

而在鲁迅所看的所有电影中，比重最大的还是探险和动物题材，包括《非洲百兽大会》《非洲猎怪》《南极探险》《禽兽世界》《洪荒历险记》《人猿泰山》等38部，内容涉及非洲探险、北极探险、南极探险、马来半岛丛林探险、南美探险、海底探险等，这既与当时电影制作的时代风向相关，也反映出鲁迅对“思想启蒙”的呼喊。

电影《人猿泰山》海报，1932年上映

据后来研究者分析，在这些探险者身上，更多的留有“兽性”印记，也是当时带有“家畜性”的中国人所缺失和应该借鉴的。

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中，鲁迅提出过两个“公式”：

“人 + 兽性 = 西洋人；人 + 家畜性 = 某一种人。”

他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脸相比，缺乏的是兽性，“是本来没有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地只剩了人性呢，还是渐渐地被驯服。正如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他认为：“人不过是人，不在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还不如带些兽性”。

话糙理不糙，对于“兽性”的呼唤，也不仅限于鲁迅，曹禺也在其五幕话剧《北京人》中借袁任敢的话表达了相同的思想，“这（指北京猿人）就是当初的北京人，他们自由地活着，野性地活着，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文明的捆绑，非常快活”。沈从文、老舍等也有大致相同的观念。

看来，电影到了鲁迅这里，也成了借古讽今，晓喻众人的一把利器。

看电影：“我有我的评断”

看了那么多电影，鲁迅除了会写在日记中，也免不了大为评断一番。在鲁迅的“影评”里，不仅其平日辛辣而又入木三分的眼光充分其中，且富有他对电影这一媒介形式更深入、专业的认识，总结起来大概是：

一直在思考，从未被超越。

鲁迅照片中唯一一张大笑的照片

在日记中，鲁迅曾多次吐槽国产电影：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夜略看电影，为《新人之家庭》劣极。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三弟偕蕴如来，遂同广平往国民大戏院观电影《银毂飞仙》，不佳，即退出。至虹口大戏院，观《人间天堂》，亦不佳。

日记中总共记载了十几部国产电影，评语清一色都是：不佳，亦不佳，殊不佳也。他还曾还和好友沈西苓发牢骚：“中国现在的电影啊，就是瞎拍，莺莺燕燕，神神鬼鬼，什么才子佳人，在我看来，都是流氓。”

许广平也在《鲁迅先生的娱乐》一文中忆述：“国产影片，在广州看过《诗人挖目记》，使他几乎不能终场而去。那时的国产片子……实在也难得合意的选材。”

说是这么说，1933年电影《姊妹花》上映时，鲁迅依然去看了这部国产电影。这部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郑正秋导演、胡蝶和宣景琳主演的电影，是根据郑正秋早年创作的舞台剧《贵人与贱人》改编，内容表现了军阀混战时期的同胞姊妹二人，因处境和机缘不同，妹妹做了军阀姨太太，姐姐成了囚犯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

电影《姊妹花》海报，1934年2月13日上映，图源豆瓣电影

尽管是这样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依然没能让鲁迅称道几分。在他看来，电影思想主题中蕴藏的“固穷”和“认命”思想，实质是教人安贫乐道，它的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重要条件，中国也正有人在大力提倡，但历史却往往表现得与此相反，正如汉高祖的父亲不是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因此，鲁迅总结道：“运命之说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鲁迅与书房

虽然犀利，但反映的却是鲁迅对祖国同胞的深切关怀，同样的观念也反映于约瑟夫·冯史丹堡导演的美国影片《上海快车》。由于片中女主角的职业和西方影人对当时中国的偏见，该影片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辱华电影”。

对此，鲁迅则认为：“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可谓振聋发聩。

电影《上海快车》海报，1932年2月12日上映，图源豆瓣电影

当然，鲁迅不怎么看国产影片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国产电影的发展，而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支持着国产电影。对国产电影取得的任何进步，他都会感到欣喜，当国产电影蹒跚起步，打破外国电影的一统天下局面时，他说“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后来看到《春蚕》《春潮》等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他也称赞说“这是进步的”。

电影《春蚕》海报，1933年1月1日上映，图源豆瓣电影

除了探险类电影和“怒其不争”的国产电影，鲁迅也看过大量的文学名著改编电影，代表作品有：大仲马的《三剑客》、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声》、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路易斯·加乐尔《阿丽斯漫游奇境记》等。

其中，好莱坞影片《仲夏夜之梦》曾获第八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今日豆瓣评分8.2分），引入国内也口碑票房双高。当时鲁迅和许广平带周海婴专门去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家豪华影院——国泰大戏院观看，未料想场场爆满，只买到下一场的票，鲁迅和许广平只好带着娃“回寓，饭后复往，始得观”。待看完后，鲁迅略感失望，觉得还算别开生面，但说不出好的意义在哪里，连带着也再没光顾过这家影院。

电影《仲夏夜之梦》海报，1935年10月9日上映，图源豆瓣电影

此外，他对根据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声》改编的电影《荒原的呼唤》特别不满：“……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南京大戏院观《野性的呼声》，与原作甚不合。”

经查证，当日南京大戏院放映的影片名应为《荒原的呼唤》，而不是鲁迅日记中提到《野性的呼声》，该片由1935年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后来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再次表达了不满。“一旦变成了机器，颇觉无聊，没办法，就去看电影。但电影也没有好的，上月看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大吃一惊，与原著迥然不同。今后对于名著改编的电影再不敢领教了。”

不过，大多时候，鲁迅对于改编电影的态度还是正面的。如他在1936年4月13日观看的苏联电影《夏伯阳》（又译作《恰巴耶夫》），观后就认为该电影的改编很成功，并被该片所描写的夏伯阳和影片所展现的场景深深感染。在苏联大使博加莫洛夫询问鲁迅对电影的看法时，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鲁迅曾把“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称作“中国的脊梁”，而影片中的夏伯阳正是这类“脊梁式”人物的银幕写照。

电影《夏伯阳》海报，1935年1月24日上映，图源豆瓣电影

而鲁迅大加赞赏的另一部电影，也是出自苏联的《复仇艳遇》（又译作《杜布罗夫斯基》）。据1936年10月10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

这部根据诗人普希金原著改编、由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是鲁迅生前看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他最喜欢、且积极推荐给友人看的一部影片：“这是我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

原小说中没有写地主特罗古意洛夫的死，而在影片中地主却被农奴打死了，鲁迅说“如果没有那一枪恐怕要不舒服的，可见恶有恶报的办法有时候也非用不可……”

影片中枪击地主的情节是改编者的再创造，但它符合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所以使鲁迅感到非常“舒服”。正如许广平所言：“最后一次，去年双十节，在上海大戏院看《复仇艳遇》，使他高兴良久，见朋友就推荐。那张片子中，农奴最后给地主的一击（从前俄国的农奴，实在过着非人生活的待遇的），最使他快意。”

电影《复仇艳遇》海报，上映于1936年2月16日

在当时热衷于改编经典的风潮影响下，一些人也“瞄上”了鲁迅的小说和作品。最早在1930年，就有人上门想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这在当时遭到了鲁迅的严正拒绝，他虽把看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却并不认为这是单纯的博人一笑。他认为若将《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将只剩滑稽，而“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这也反映出鲁迅对电影的一种认识，他理解的电影娱乐性是能够扩大眼界、增加知识，以补足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

而在鲁迅逝世后的1981年，《阿Q正传》还是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电影，并在第二年入围金棕榈奖，阿Q的饰演者严顺开老师，塑造了史上最经典的阿Q形象，也因此获得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电影《阿Q正传》截图，严顺开饰演阿Q

不能在鲁迅的原创作品上“下手”，有人则把目光转向了他的译著《表》。《表》是苏联作家安德莱耶夫的中篇小说，在1935年1月由鲁迅翻译，同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后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四卷。在获知这部小说要被改编，鲁迅深感不满，还在给孟十还（作家、编辑、俄国文学研究者，原名孟显直，又名孟宪智）的信中说：“《表》将编为电影，曾在一种日报（忘其名）上见过，且云将其做得适合中国国情。倘取其情节，而改成中国事，则我想：糟不可言！我极愿意这不成为事实。”

反映俄罗斯生活的作品，非要改编得符合中国的国情，难怪鲁迅会惊诧，就像鲁迅一贯提倡的“硬译”一样，他恐怕言从字顺的“意译”会因为适合了中国的国情而“同化”和“归化”了外文中蕴含的思想，这对于双方的文化思想内核都无疑是一种损伤。

有人总结过，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会有意无意穿插一些电影化的叙述技巧，如镜头感的笔墨书写、蒙太奇的艺术手法、电影式特写等，这些还留待我们在鲁迅小说的阅读中加以验证。

虽然热爱电影，鲁迅仍认为要避免极端的娱乐化，这样会失去真实，走向庸俗，走向堕落。

鲁迅看电影的目的是“苏息一下，苏息之后，加倍工作的补偿”。如今，我们的娱乐方式愈加多样，在这丰富的感官按摩背后，我们是否也能像鲁迅一样，探索其思想内核，并将其作为调剂生活的方式。

一切体验，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参考资料：

刘东方：《从鲁迅所观看电影的统计管窥其电影观——兼及鲁迅电影观的当下启示》，《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期，第18-25页。

方敬东：《看电影是鲁迅最大的享受》，会议论文：影博·影响2018年第3期，第53-54页。

陈卫平：《论鲁迅的电影眼光》，《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8期，第19-26页。

何灏，吴景明：《鲁迅与电影的“不了情”》，《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第156-159页。

刘素：《自然与艺术：鲁迅与写实电影的跨界对话》，《电影文学》，2017年第16期，第90-92页。

许广平：《记鲁迅先生的娱乐》，《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刘素：《鲁迅眼中的“电影宫”》，载《文教资料》，2016年第11期。

郭晓辉：《鲁迅与电影文化》，载《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1年第5期。

马承均：《鲁迅是铁杆影迷》，载《百家讲坛》，2018年第1期。

方敬东：《鲁迅是超级影迷》，载《百家讲坛》，2014年第4期。

方敬东：《影迷鲁迅在上海》，载《中外文摘》，2010年第12期。

薛衡：《鲁迅观影报告：最爱怪兽片，喜欢二刷和安利》，南方周末网，参见：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79256

光影阐史官：《鲁迅：那些话我没说过，但这些电影我看过》，知乎专栏，参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90095792

编辑 | 星冰乐

主编 | 魏冰心

来源 | 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