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那些最好的读书日子

原标题：何兆武：那些最好的读书日子

人如何才能有修养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

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

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和我们不同。

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

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锺书的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

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走了出来。

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他和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他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 并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

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

《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

何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顶有绅士风度， 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安步当车”显示了一个人的气度或风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我想起《上学记》里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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