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会说方言的人应该更有底气
要说外语是打望世界的窗，方言便是安顿灵魂的床。 20世纪80年代我在老家青阳 （安徽省池州市下辖县）中学 教书，同事中有好几个上海人，见面都说上海话，那时候觉得在显摆，现在想起来，也不过就是相互取暖而已。
方言可以标示身份，区隔群类，还要借助特定的机缘来传播。粤语时尚，是因为粤语歌大热；上海话流行，是因为上海知青散落四方。可一旦进入每一种方言的内部去考察，那些特殊的用语，有的很古，大多很土，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吃了三年川菜，五年粤菜，在杭州又工作了二十年，我对几大方言区都略有认知。 当然，对于我来说，最亲切的还是家乡的青阳话。
读张爱玲的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里面说她到杭州楼外楼去吃螃蟹面，单把浇头吃了，又把汤滗了喝，剩下面条不吃。我觉得眼热，倒不是吃面只喝汤，而是为了那个“ 滗 ”字。青阳话至今还用这个字，字典里解释成“过滤”的意思，不够准确。应该是用勺子或者筷子把面条挡住，还适当挤压，把汤逼出来。
又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写有人不认得海蜇，诧异道：“这迸脆的是甚么东西？倒好吃。”青阳话也把吃的东西脆叫“ 迸脆 ”，只不过不读第四声，而读第二声。
张爱玲的上海话是吴语，吴敬梓的全椒话是江淮官话。从方言分布上来看，青阳大部分属于江淮官话区，南边的陵阳和南阳则属于吴语区。所以，今天青阳人的口头还残留着许多江淮官话和吴语的因子。只要在书中发现到，都令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比如《金瓶梅》里，潘金莲动不动就说“我不好骂的”（二十三回），正是青阳人的出口腔。还有绸缎薄叫“ 嚣 ”（第七回），丑语丑事叫“ 硶 ”（二十一回），都让人想到青阳话里同样的形容，很薄叫“蒙嚣的”，不体面、 可羞叫“硶死了”“得人硶”。 这些表达，我原以为只有青阳人嘴上说，书上面找不到的，居然找到了。但写出来竟是这些字，可见《金瓶梅》也是胡乱对付着用的。
潘金莲影视形象
但说起最地道的青阳话，也就是此处独有而别处所无，就难以举证了。问题仍出在不知道对应哪些字，只能注音。比如，青阳人把做事干练叫做 ［cè］ ，把喜欢炫耀冒泡泡叫做 ［zǎ］ ，把软弱或者怂叫做 ［hǎ］ ，都只能意会，却写不出来。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方言里的说法，要紧的是设法选好对应的字，否则就流传不开。
青阳方言有些非常独特，极富表现力。比如说膝盖。我留心过全国各地许多方言里关于“膝盖”的表述，真是五花八门，洋洋大观。四川 话叫“ 磕膝板儿 ”，东北 话 叫“ 波棱盖儿 ”，皖 北话 叫“ 磕捞头 ”，别 处还 有叫“ 格勒拜子 ”“ 叩几包儿 ”， 等等。但是这林林总总的说法，我看都不如青阳话的 ［suò luò pō zi］ ，勉强写出来，大约是“索络坡子”，简直是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发音。但这个词非常形象：那“索”“络”的叠韵，利索，活络，象征膝盖的灵活自如；“坡子”又喻示了那个隆起的关节。
又比如，青阳把小姑娘叫做“小 mān nī”，大约可以写作“ 小嫚妮”。别 处方言都是单说一个“嫚”或一个“妮”。比如青岛人现在还把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叫“小嫚”，元代关汉卿有杂剧《诈妮子调风月》，伶俐刁蛮的女主角燕燕被称做“妮子”。从字义上说，“嫚儿”“妮儿”，或者“嫚子”“妮子”，都是女孩子的昵称。“嫚”本有轻慢的意思，但“嫚嫚”又是柔美的样子。“妮”从“尼”，而“尼”古同“昵”，《说文》解为“从后近之也”。所以“妮”是指喜欢缠 绕大人的小女孩。青阳话里的“小嫚妮”，便是集合了亲昵与轻慢两个方面的要素，倒是符合孔夫子的古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就像是针对青阳小嫚妮说的，特点正是难伺候。你对她亲近点，她就没大没小的；你对她疏远呢，她就翘气——翘气也是青阳话。
还有一个绝妙的青阳土话，大俗，大雅，音义两洽的写法我认为是“ 指花扯蕊 ”，意思是讲话不着边际，讲不到点子上，或者故意不讲到点子上，来掩饰正题。是胡扯，但不是说谎，说谎青阳话叫“扯黄撩白”。《金瓶梅》第二十一回西门庆骂潘金莲“单管胡枝扯叶”，跟“指花扯蕊”比较接近，属于“王顾左右而言他”，即言他事以淆乱对自己不利的话题，带有忽悠人和蒙混过关的主观意图。 类似“指花扯蕊”的说法，青阳人又叫“栀子花茉莉花”，意谓东拉西扯地试图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两种说法都非常形象，极具修辞感。 《哈姆雷特》里的老臣波乐纽斯开口说：
王上，王后娘娘，我要是谈论
什么是君上的尊严、臣下的本分，
为什么日是日，夜是夜，时间是时间
那无非是浪费日夜，糟蹋时间。
所以明知道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乏味的枝叶，肤浅的花饰，
我要说得简短。……
王后急了，说：“请多讲事实，少讲究文采。”这话太平实了。换了青阳老板娘，会用同样讲究文采的语言打断对方：“别跟我栀子花茉莉花的指花扯蕊！”
《哈姆雷特》剧照
方言的表现力往往无可替代。从前为标准语供血的是方言，现在应该是网络用语吧。但网络用语有时间感，没地域性。如今有许多孩子，聪明伶俐成绩好，可就是不会说家乡的方言，我便替他惋惜。只会说普通话的人，怎么看都像个塑胶人，来历不明，去向可疑，是做世界公民的好材料，好比玻璃缸里养的金鱼。而方言给人底气，标明你这个产品的产地，指向你生长的那一方水土。所以，四川话里头有花椒味，山东话里头有大蒜味，陕西话里头有臊子味，闽南话里头有蚵仔味。
上文写完，想起方言问题不那么简单。方言离不开本土，就像瓜儿离不开秧。可是到了新地方，没人懂你的家乡话，话到嘴边也只好咽回去。普通话，标准音，于是上场。
英国近年来风头最健的牙买加裔小说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不久，到纽约做过一场题为《南腔北调》（Speaking in tongues）的演讲。一开头她就自我调侃，说自己的英语讲得还算字正腔圆。好不容易在剑桥学会了这腔调，不瞒你说，就是为了做一个凤凰女，因为高枝上的人都是这样说话的，都是清晰划一的RP腔调。男男女女跑到伦敦，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口腔里的可可味或咖喱味，免得招供出自己的背景和阶层。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要想损一个久住伦敦的外乡人，最快捷的办法是恭维对方：您的口音一点都听不出来了耶！
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其母为牙买加移民
然而扎迪·史密斯最佩服的是奥巴马，有语言天赋，黑白通吃，雅俗共赏，为大众说话还能说大众的话。这使她相信，“舌头灵光，事事灵光。”（flexibility of voice leads to a flexibility in all things.）话说得灵光，就能把事办得妥当？我看不一定。就拿英国来说，从伊顿到牛桥，多少瓜娃子自小就学会了用满嘴玻璃刻花一样精准的吐字，以及快到让人反应不过来的语速，来举行辩论赛，来解释、辩驳、攻讦、说服，历练成布莱尔、卡梅伦这种领带笔挺的帅哥，到议会里一展口才。前一阵英国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表演说，陆兴华在朋友圈转了视频，给了差评：
上过牛津剑桥，也就那样，就是能在每个字的发音上向众人做出示范，也就是格外用力到每个音，仿佛这个字是他的私有财产，使常人感到自己居然咬得不够准，而无地自容。你叫他做个酸菜鱼，保准难吃得要死。照布迪厄的说法，这就是权力的来源！发音比你清晰，就能统治你。
纯正的口音自带光环，却有一种冒犯人的优越感，结果是话说得越漂亮，越不招人待见。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提到过一个老小姐，“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法语在旧俄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也是权势与财富的象征。温文尔雅的贵族说起俄语来，个个像大老粗，因为只能从仆人那里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就要革掉高贵的舌头的统治。斯大林的俄语据说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难怪他一票否决：语言没有阶级性。
《往事与随想》，赫尔岑
在中国，CCTV普通话的待遇可没BBC那样好。曾几何时，辣椒腔和花椒腔有着一言九鼎的重量。社会上一般的情形，话事的也都用广普、川普、苏普，没有用标普的。口音里的臊子味或蚵仔味，说明本色出演，接地气，亲和。普通话说得哪怕像播音员，也没有人高看你一眼，除非说一口很溜的外语。
说到外语，跟方言和标准语经常形成一种奇妙的纠缠。一个人的方言是其真正的“母语”，而CCTV或BBC语音属于人造的公用语言，姑且称之为“公语”吧。所以学外语也有标准语的“外公”与方言的“外婆”之别。徐志摩1919年的《留美日记》里，11月7日记中国学生开会，“到会一个美国人，叫Price，去中国住过十七年，桐乡七年，一口嘉兴白，比我说得还强些，妙绝。”相映成趣的是12月4日的一条，也记开会，主席杨大姐勉强来上一口无锡英文，竭蹶万分，但总算过得去。
看来，学一门外语，倒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杨大姐无锡英文式的，把别国的“公语”学得来像自己的“母语”；第二个境界是循规蹈矩而又出类拔萃的，学别国的“公语”像自家的“公语”；第三个境界则是学公得公，学母得母，安能辨我是雌雄，那是到了扑朔迷离的化境。徐志摩遇到的Price如此，我有幸见过的Jameson也是如此。Jameson是美国人，中文名叫简慕善，哈佛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港人学中文，普通话比我好太多。有一次在饭桌上，他指着蔬菜说，“vegetable”听起来就像上海人说“饭吃太饱”一样。又有一次在大学超市里，我正在看墙上的招贴，背后传来一声粤问：“雷睇乜？”一回头，却是这位白肤银发的慕善公！
照理说，这三个境界可以拾级而上，但也有每况愈下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叶公超自新大陆留学回来，在清华园里能用扬基佬的俚语粗口与邻家的美国小孩对骂。30年代末，他在西南联大任外文系主任，教过大一英文。据学生许渊冲的日记，1939年2月8日的课堂上，叶公超叫大家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可是，6月24日晚，外文系开联欢会，“叶先生用英语致辞，英国教授燕卜荪朗诵了他的诗，四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台英文短剧。比起燕卜荪来，叶先生和毕业班的英语说得都不流利，使我觉得叶先生严于责人，宽于责己。”
外交家叶公超
许渊冲提供的并非孤证。当年他的同桌是杨振宁，上课提问曾经被叶公超不客气地反问而从此闭嘴。六十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给杨振宁颁授荣誉博士的仪式上，Andrew Parkin教授（中文名姜安道）撰写的赞辞特别提到：尽管大学时遇见的英文老师不好，但杨振宁刻苦自学，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日后对他极为重要的语言。我记得金圣华教授宣读到这里的时候，杨振宁同学在一旁颔首微笑，他一准想起来了当年课堂上的叶老师。从说英语如“母语”，退步到连“公语”都说不地道，钱锺书说叶公超“太懒”，并没有冤枉他。
本文节选自
《十三行小字中央》
作者: 江弱水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