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底深处的世界有一群劳动者,隐形得叫人忘记

在地底深处的世界有一群劳动者,隐形得叫人忘记

奥威尔是英国的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以其辛辣讽刺的政治寓言享誉于世。“下层中产阶级”的出身、寄宿学校、殖民警察等经历,让他天生具有同情社会底层和反对极权的思想基因。

一九二七年开始,奥威尔开始了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长达四年的“流浪”,他做过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深入底层社会,将大众的贫穷和苦难写进小说之中,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

一九三六年,奥威尔受出版社的委托,搭上了前往考文垂的火车,走访了曼彻斯特、里斯、威根等英格兰北部的矿区,观察煤矿行业衰败下工人的生活境况。他住在失业矿工的家中、住在牛肚店里,亲自下矿井感受工作环境。

一年后,以此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发表,引发巨大反响。本文节选自第二章,奥威尔冷峻的笔触和讽刺的描写,具有与当今非虚构写作非常不同的个人化风格。

我们的文明——请切斯特顿见谅,我与您意见相左——建立在煤上,其彻底程度超出平常目光所及。制造食物的机器、制造机器的机器,全都直接或间接用到煤。在西方世界的能量转换链条里,矿工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刨锄头的人。他们仿佛浑身污垢的希腊像柱,扛起几乎每一样没有污垢的东西,因此,很有必要看看采煤的具体过程,倘若你有机会,并且愿意耗时费力下井去看。

下井就该尽力抵达“填工”工作的采煤面。这不容易,因为在工作时段,参观者是多余的,不受欢迎;而在其他时段下井,很可能会留下完全错误的印象。比如星期日,矿井几乎一片安宁。下井时机是机器轰鸣、空气被煤屑染黑的时候,你亲眼见到矿工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那时的矿井像地狱,或者说像我想象的地狱。想象地狱里能有的大多都在那里——闷热、噪音、混乱、黑暗、污浊空气,还有最要命的,转身都转不了的狭窄。除了火,火不可有,只有戴维灯微弱的亮光,和无法穿透黑煤雾的手电筒。

当你终于到达那里——到达那里也是工作本身,我稍后即做介绍——从最后一排坑木底下爬过,就能看到对面是一堵三四英尺高的闪闪发光的黑墙。这就是采煤面。头顶是刚切出来的光滑天顶,脚下还是岩石,所以你所在的巷道仅仅有采煤面本身那么高,比一码高不了多少。第一个印象,一时间压倒其他一切的,是运煤传送带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骇人轰鸣。

你看不到太远,煤雾把光挡了回来,但你可以看到在左右两边都有一列半裸跪地的男人,每隔四五码远就有一个,正用铁铲铲起煤块,飞快地运过左肩。他们在把煤放上传送带,几英尺宽的橡胶带在他们身后滚动,速度有每秒一两码。一道闪闪发光的煤河奔流不息。一座大型煤矿每分钟可搬运几吨重的煤。先是存在主干道的某处,在那里煤灌进半吨体量的大桶,再拖进笼子,拉举至地面。

看着“填工”工作,心头会陡然涌出一股不甘。工作差得可以,以普通人标准看几乎是超人才能担当的工作。不仅仅是搬运的煤块无比沉重,干活的姿势更使工作量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他们不得不一直跪着——稍微一起身就会撞到天顶——你可以试做这个姿势,体会一下这意味着得使多大的劲。站直了使用铲子还比较容易,膝盖和大腿都能用力;一旦跪着,全部压力就得由双臂和腹部肌肉承担。工作环境又难上加难。闷热——不同的矿井闷热程度不同,有些矿井热得窒息,还有煤屑堵塞你的喉咙和鼻孔,在睫毛边聚集,还有传送带不间断的轰响,在狭窄的地底听起来酷似机关枪。可“填工”看起来像铁打的,也像铁人一样干活。他们真的酷似铁——捶打成型的铁雕——从头到脚覆盖着煤屑做的光滑外套。

眼见在井下裸身作业的矿工,你才会意识到他们是多么杰出的人。他们大多身材矮小(高个子做这工作是个劣势),几乎个个有副绝佳体型:宽肩膀,结实而灵活的腰,小而凸的臀部,强健的大腿,哪里都没有一点儿赘肉。在炎热的矿井他们只穿一条薄短裤、木鞋和膝盖垫;在极热的井下则一丝不挂,只穿木鞋和膝盖垫。仅凭外表很难辨别年轻年老。最年长的可能有六十岁,甚至六十五岁,然而一丝不挂却全身覆满煤屑的他们看起来都很相像。

这工作需要年轻人的好身体,还需要一副军人的体魄;腰上只要多仅仅几磅肉,不间断的弯腰就弯不下去。那场景见过一次你就忘不了——一列跪地、躬腰的身影,浑身乌黑,挥动巨大铁铲铲起煤块,又快又狠。他们要一连工作七个半小时,理论上没有休息,因为没时间“停”。在换班间隙可以挤出大概十五分钟,吃自带食物,通常是一大块面包蘸滴油和一瓶冷茶。我头一次看填工干活时,手碰到煤屑中滑溜溜的东西。是一片嚼过的烟草。几乎人人都嚼,据说这样就不容易渴。

或许在下过好几个矿井以后你才会对身边正在进行的采矿过程有更多了解。主要是因为仅仅从一个井到另一个井就很不容易,很难再注意到别的。从某方面说甚至令人沮丧,或者说至少不像你预想的那样。你钻进像电话亭那么宽,却比它长两三倍的钢制笼子。一次能运十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堆进去,个子高的人在里面都站不直。门在你头顶关闭,在地上操作卷扬装置的人送你下落进黑暗。你胃里一阵翻腾,耳鼓胀痛,却不太能感觉到笼子的移动,快要到底才突然慢下来,不禁给你它在上升的错觉。

笼子行进速度可达每小时六十英里,在更深的矿井速度甚至更快。出了笼子,你就身处距离地面约四百码深的地下,也就是说,你头上顶了一座不算矮的山。数百码高的坚硬岩石、灭绝猛兽的骨头、底土、燧石、各种植物的根茎、草地,还有吃草的牛群——所有这些都悬在你头顶,仅仅靠一根根不过你小腿粗细的木头抵挡。但是因为载你下来的笼子速度极快,下落过程中又是完完全全的黑暗,你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比皮卡迪利地铁也深不了多少的地下。

真正出人意料的是,还要水平爬走相当远一段路。我下井之前粗略地想象矿工出了笼子,就去几码远之外的煤面上干活。我不知道他干活之前还得先爬一阵巷道,有从伦敦桥到牛津马戏团那么远。起初矿井是立在煤层附近,那片煤采光了,再采后面的新煤层,于是离井底越来越远。一英里可算平均距离,三英里也相当常见,据说甚至还有相距五英里远的。但这距离和地上距离没法比。无论一英里还是三英里,主路都不宽,甚至没多少地方人能直立站着。

你不会明白这感觉,除非真的走过几百码远。一开始,稍稍弓腰,走进昏暗的巷道,八、十英尺宽,约五英尺高,两侧墙壁是由页岩板垒成,像德比郡的石墙。每隔一两码远就有木头给梁架承重,有些梁架已弯曲得需低头避让。想走快也快不起来——脚踩进厚厚的灰尘,踩到大块大块的页岩突出的尖角,有的矿井里还积水,如饲养家畜的院落一样肮脏。还有为运煤铺设的轨道,像缩微铁轨,走着很麻烦。一切都是灰的,被页岩屑所覆盖;不论矿井大小,到处都有一股浓重刺鼻的灰尘味。你会看到猜不透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种种神秘的机器,铁丝上挂着一捆捆工具,不时有老鼠钻进暗处。老鼠竟是井下的常客,特别是用到马匹的矿井。

它们最初是怎么到矿井的,那一定很有意思,很可能是不小心掉进来的——因为他们说老鼠无论从多高处摔下来都毫发无损,相对体重而言其表面积大得多。你紧贴墙壁,给一列列运煤箱让路,它们颠簸着,慢慢地朝井口驶去,由从地面控制的一条望不到头的钢索牵着。你慢慢穿过粗麻布帷幔,和一扇扇厚墩墩的木门。这些门是通风系统的重要组成,敞开时会猛地涌进阵阵空气。氧气耗尽的空气会通过风扇组从一个通风井抽出,同时新鲜空气会自动涌进另一个通风井。如果任空气自由流通,其流通路径总是最短的,身处地下更深处作业的工人就无法给氧,因此每条捷径都得一一断开。

起初弓腰走路像个笑话,然而没过多久就笑不出来了,我被自己罕见的身高所拖累。但是天顶矮至四英尺(或更矮)时,人人走路都不容易,除非是小矮人或者小孩。弓腰还不算,还要一直抬着头,注意别撞到突出的梁架。因此你的脖子一直僵着,可比起膝盖和大腿的疼痛就不值一提。走了半英里之后走路成了(我不是在夸张)无法忍受的折磨。你不禁想还能不能到达——到了又怎么返回。步伐慢了,更慢了。你到了一段有数百码长的巷道,低矮得不能再低,只能蹲着挪过去。突然天顶大开,高得吓人——很可能是一块岩石坠落的现场——足足有二十码远你都能直立行走。如释重负。

可紧接着又是一段一百码远的低矮,紧接一段梁架密集处只能爬过去。你双手双脚着地,即使这样也比蹲着走强。只是在试着站起来时,你发现膝盖僵硬得举不起你的重量。你很没面子地喊等一等,说想休息一两分钟。向导(一个矿工)很富同情心,他知道你的肌肉和他的不一样。“再有四百码就到了,很近。”他这样说是想鼓舞人,你觉得他还不如说还有四百英里远。最后,你终于爬到了采煤面。你走一英里,花了快一个小时;一个矿工只需二十分钟出头。到了采煤面,你不得不在煤屑里趴一阵,才有力气做别的,哪怕是集中精神看别人干活。

回程更糟,不仅仅是你已经筋疲力尽,还因为返回的路有些上坡。以龟行速度爬过低矮处,这回喊停一停可毫不犹豫,膝盖一动都不能动。甚至提着的灯也碍手碍脚,没准脚底一绊就摔碎了,要是戴维灯就熄灭了。遇到梁架弓腰越来越吃力,有时就忘了。你想像矿工那样低头过去,却撞到后背。即使是矿工也常常撞到。这就是为什么在极其闷热的井下——井下干活时只穿短裤——大多数矿工都有他们叫做“buttons down the back”的东西,即每一节脊椎上都有的永久的疤。遇到下坡路时,矿工有时会把木鞋——底部中空的——固定在轨道上,顺着滑下去。在更难走的矿井,人人都得带约两英尺半长、在把手下挖有洞的棍子。一般路段可以拄着,经过低矮处时可以把手套在洞里借力。还有木制防护头盔——和棍子相比较晚近的发明——也是及时雨。

它们看起来像法国或意大利钢盔,由某种木髓制成,非常轻,抗击能力一流,头部被猛击一下也完全感觉不到。最终,你回到地面,刚刚在地底待了大概三小时,走了两英里,比在地面上一口气走二十五英里累得多。之后一周,你的大腿肌肉都僵硬着,下楼梯吃力无比,你不得不直着腿,膝盖不敢弯。你的矿工朋友注意到你走路时发紧的腿,开起玩笑(“在井下干活怎么样”等等)。即使是个矿工,很久不下井——比如因为生病——再回去干活,头几天也够他受的。

看起来我好像在夸张,可是还没人见识过老式矿井(英格兰大多数矿井都是老式的),哪怕是有人真的下井一直下到采煤面那么远,也可能会说我在夸张。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巷道里爬进爬出,对任何普通人来说都算苦事,可这根本不算是矿工的工作,只是额外的一点点,就像城市人每天搭地铁。矿工爬到煤面,再爬出来,中间是一连做七个半小时野蛮活。我去煤面的路程从未超过一英里多,而更常见的距离是三英里,这样不是矿工的我和大多数人连到采煤面都到不了。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

当你想到矿井,你想到的是井深、高温、黑暗、正在切煤的黑漆漆的身影,你不一定会想到爬进爬出的路程。还有时间的问题。矿工要一口气工作七个半小时才换班,听起来不是很长,但是还得加上一天至少花一小时在“旅行”上,两小时更常见,三小时也有。当然,“旅行”技术上不属于工作,矿工也拿不到报酬,它却和工作没什么区别。

说矿工不介意这些很容易。毫无疑问,他们所处情形和你我的不同。他们还是孩子时就下井了,要使用的种种肌肉都锻炼出来了,因而可以在地底移动自如,敏捷得令人错愕。矿工低着头,遇到障碍物一跃而过,而我只能蹒跚着过去;在巷道里,他们四肢着地前行,躲过一道道坑木,几乎活像是狗。但是以为他们享受这个就错了。

我和许多矿工谈过,他们都认为“旅行”是艰苦的工作;不论何时,当你听到他们谈论矿井种种时,“旅行”总在话题之内。通常说返工总比上工快,可矿工们都说在一天艰辛工作后,离开矿井的路特别难走。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能够胜任,但无疑很费一番力气。这或许好比在你每天上班之前翻一座小山,下班以后再翻一遍。

下过两三个矿井后,你对地底下的采煤过程有点了解了(顺便说一句,我对采矿技术一无所知,我仅仅描述我所看到的)。煤藏在巨型岩层之间,只是薄薄的一道,因此把煤挖出来就像挖出一只三色冰淇淋的中间那层。过去矿工使用镐和铁撬棍来直接切煤——进展缓慢无比,因为煤,原始状态的煤,几乎和岩石一样硬。

如今,劈开煤层的工作由电动切割机完成——基本组成是一组坚固有力的巨型组合锯,水平运动,而非垂直。锯齿有十几英寸长,半英寸或一英寸厚。借助自带电力,它可以向前或向后移动,工人可以操作它朝这边或那边旋转。顺便说一句,它的噪声骇人,大得找不到几个能超过它的,卷出的团团煤屑染得两三英尺外就是漆黑一片,也呛得人几乎窒息。

机器沿煤面运转,切进底部,深度达五或五英尺半;之后就容易一些,只需把机器切下的煤采出。难切的地方,则要靠数次爆炸来炸松。工人使用电钻,很像修街道用的电钻缩小版,在煤面上每隔一段钻洞,塞入火药粉末,用黏土封口,躲进附近角落(他理应退至二十五码远),用一股电流来引爆。这一步不会炸出煤,只是弄松动。当然,有时炸药威力太大,炸出了煤,也炸塌了天顶。

炸松以后,“填工”就能把煤弄出来,断成小块,再铲上传送带。起初是重约二十吨的巨型煤块。传送带再把煤吐进大桶,一桶桶煤涌进主路,由一根望不到头的钢索牵引着进笼子,吊升至地面,再由网面过筛,必要时也冲洗。尽量剔除“污物”,也就是页岩,后者会用来铺路。其他废渣被运至地面,倾倒一边,就有了巨大的废渣堆,如一座座十分丑陋的灰色大山,是煤区的标志性景致。

一拨机器切下的煤开采完毕,采煤面向前推进五英尺,需要架起木头来支撑刚刚露出的天顶。下一班矿工要拆卸传送带,向前挪五英尺,再组装。切割、爆破和开采尽可能分别在三个轮班内完成,下午切割,晚间爆破(有一项法律,时时也打破的,是有其他人在附近工作时禁止实施爆破),早班采煤,采煤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下午一点半。

即使看到了采煤过程,你可能也只是看那么一会儿,只有在你仔细算一算时,你才会意识到“填工”干了多少活。 通常每人得清四五码宽的一片煤,机器切煤至五英尺深,如果煤层有三四英尺高,每人得切断、铲起、运上传送带的煤有七至十二立方码。 也就是说,以一立方码重二十七英担计算,每人运煤速度接近每小时两吨。 我对镐和平锹并不陌生,可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在花园里挖沟时,如果一下午挖走两吨土,我觉得我可以喝杯茶了。

但是土比煤好挖得多,而且我也不必跪着干活,在一千英尺深的地下,在窒息的闷热里,每呼吸一下都吞煤屑,我也不必在干活前先弓腰走个一英里。采煤工作远远超出我的体力,如同让我表演高空荡秋千或赢得越野障碍赛马般无法胜任。我不是体力劳动者,求老天让我永远别是,但有些体力活我能做,如果不得不做的话。缺人手时我可以充当马路清扫工,或不太灵巧的花匠,甚至是最不熟练的农场工人。但是没有经过足够多的训练,我当不了矿工,不出几周我就得丧命。

看着矿工工作,一时间你会觉察到,不同的人生活的世界是多么不同。在地底深处挖煤的世界,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也能顺畅地过日子。或许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宁愿不知道那个世界的存在。它却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从吃一个冰淇淋到穿越大西洋,从烘焙一条面包到写一本小说,都要用到煤,直接或间接。和平日子里做什么都需要煤;如果战争爆发,需要的更多得多。革命时矿工必须一直干活,否则革命必须停止,因为革命与保守一样,需要大量煤。

地表不管在发生着什么,挖煤铲煤都要一刻不停地继续,停也最多不能超过几个星期。为了让希特勒可以阅兵,让看板球的观众可以聚集在伦敦大板球场,让娘娘腔诗人可以互相吹捧,煤都要不停地产。

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煤;我们都知道“必须有煤”,却很少,甚至从来想不起采煤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这里,舒服地坐在炉火前写作。四月了,我却仍需要炉火。每隔两周,运煤车开到门前,穿皮坎肩的男人们把一袋袋煤抬进屋里,重重地扔进楼梯下的存煤处,煤散着柏油的味道。

极其偶然地,还要努力联想,我才能把运进屋里的这些煤同矿井里那遥远的劳动联系起来。这只是“煤”——我不得不备下的东西;不知从哪里运来的黑块,就像吗哪 (《圣经》中以色列人在荒漠中获得的神赐食物) ,只是你不得不付钱。你可以轻轻松松开着汽车穿越英格兰北部,却想不起在几百英尺深的地下,矿工正在铲煤。但是,可以说,是矿工驱动你的汽车前进。他们那靠小灯照亮的地下世界是地上世界的必要部分,如同根之于花。

早些时候的矿井更糟。年轻时在井下干活的妇女有的依然在世,那时她们四肢着地,腰上绑着挽具一般的带子,一条锁链拴过她们的腿,来拖拽一桶桶煤,甚至怀孕时也要继续拖拽。即使是现在,如果没有怀孕妇女来回拖拽,煤就无法产出的话,我猜我们还会让她们继续拖拽,而不是放弃使用煤。

不论怎样,我们往往把她们忘在脑后。各种体力劳动都是如此,它们生产出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我们却无知无觉。或许,矿工是最能够代表体力劳动者的,不仅因为其工作如此骇人的糟,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却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远,如此隐形,隐形得叫人能够忘记,如同忘记血管里的血。甚至看他们干活也是一种羞辱。

一时间你会怀疑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所谓的地位。你意识到,至少在看他们干活时会意识到,只是因为矿工们豁出了一条命,上等人才能保持上等。你、我、还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娘娘腔诗人、坎特伯雷主教,《幼儿读马克思》的作者——我们所有人相对而言还算富足的生活,都实实在在是地底苦工换来的,他们双眼漆黑,喉咙塞满煤屑,用双臂和腹部的钢铁肌肉挥动大铲。

本文节选自

书名:《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原作名:The Road to Wigan Pier

作者: [英] 乔治·奥威尔

译者: 伽禾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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