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小镇青年：我不能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

“当我回忆起少年时光，兰斯对我来说不仅代表着家庭和社会身份的束缚，以至于我需要离开它寻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他对于我做出的选择又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就像我的耻辱之城。”——迪迪埃·埃里蓬

迪迪埃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而兰斯是他的故乡，一个被贫困笼罩的小镇。在“叛逃”原生阶级数年之后，他终于回到故里，与原本嫌恶的父母交谈，书写童年时期所处的中下平民生活，反思教育体系、权力制度合力对边缘人群的驱逐。

作为一名跃升为知识分子的“底层幸存者”，迪迪埃内心时刻充满矛盾与分裂，一面在情感上无法认同统治阶级价值观，一面想拼命逃离狭隘偏执的底层思维。父母的言行令他无法忍受，但他们在生活中被不公正对待、被政治观念漠视的事实又不断浮现。他用近乎坦白的方式反思过往的自己，如何用特权阶层时髦的理论伪装自己，从父母“不正统”工人阶级的生活中逃离出来。

阶级壁垒在迪迪埃的求学之路上处处设障，经过漫长的对抗，他最终成为了享誉全球的知名学者。然而，父亲的去世成为他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促使他重新审视过往的研究，以自身经验揭示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这是谁？"我问母亲。"这是你父亲呀，"母亲说道，"你不认识他啦？可能是你太久没见他的缘故。"事实上，我确实没认出他，这是父亲去世前不久拍的。照片上的这个人骨瘦如柴，蜷缩着，眼神已经涣散，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我需要反应好久，才能把这个瘦弱的躯体与脑中父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那个令我生厌、整天大喊大叫、愚蠢而暴力的人。我意识到，父亲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甚至前几年，他就已经不再是那个我憎恨的父亲了，而变成了这个可怜的人：一个被衰老和病魔击垮的、羸弱而无害的、失势的家庭统治者。这时，某种不安将我侵袭。

在重读詹姆斯·鲍德温关于他父亲去世的一段文字时，我注意到一件惊人的事。他讲到，当知道父亲已经病重时，他仍然尽可能地拖延着不去看望父亲。对于这一行为他评论说："我给母亲的解释是我憎恨父亲，但这不是真的。真相是，我'曾经恨'他，我希望将这种憎恨保留下去。我不想看到他现在衰弱的样子：这不是我憎恨的那个父亲。"

他的这段解释让我更为震惊："人们如此地执着于自己对他人的憎恨，我猜原因之一便是，他们知道一旦憎恨消失，痛苦就会袭来。"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痛苦(因为对父亲的憎恨消失时我并未感觉到痛苦)，不如说是一种进行反省的迫切欲望，我不可抑制地想要回溯时光，试图理解为什么对我来说与父亲之间的交流如此艰难，以至于我几乎不认识他。当我试着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我并不了解父亲。他想些什么呢？对，就是这个问题，他对这个他所立足的世界抱有怎样的想法？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他如何理解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关系，这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疏离，最后完全泯灭的关系？

不久前我了解到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有一天父亲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了我，他竟感动地哭了起来。看到自己其中一个儿子获得了自己难以想象的社会成就，他激动坏了。我曾经以为父亲是个十足的恐同分子，然而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他竟然表示不在乎邻居和村民们第二天会怎么评论，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会竭力维护我，他将我看作他自己和家里人的骄傲。那天晚上，我在电视节目中介绍了我的书--《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收到村民的评头论足和讽刺挖苦，他对我母亲说："要是有人敢胡说八道，我就扇他个大耳光。"

《阿黛尔的生活》

我从没和他聊过天，从来没有！他做不到(至少跟我做不到，我对他也一样)。现在惋惜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但如今我有太多问题想要问他，不只为了写这本书。说到这里，鲍德温还有一句话让我吃惊："他去世了，我发现我从来没和他交流过。他死后不久，我开始后悔。"

他在书中讲述了他父亲的历史，他父亲是第一代自由民(他的奶奶出生在奴隶社会)，他说："父亲很骄傲自己是黑人，但这同时给他带来许多羞辱，也让他的人生桎梏重重。"在意识到这些后，鲍德温如何才能原谅自己曾经抛弃家庭，背叛亲人？他母亲不理解他的出走，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生活，先是为了融人文学圈去了格林威治村，然后去了法国。对他来说留在家乡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他必须出走，必须离开哈莱姆(Harlem)，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老顽固，对于文化和文学抱有一种固执的敌意，而且家里的气氛总是令人窒息……只有离开，他才有可能成为作家，才能过上自由的同性恋生活(他在书中探讨了作为黑人，以及作为同性恋意味着什么)。

然而，"回家"的渴望最终战胜了一切，虽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事实上这是他的继父，但他从小被继父养大)。在这篇致敬父亲的文章中，他试图真正了解这个他曾经厌恶和摒弃的人，他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至少是开始这趟精神"回归之旅"。也许，在踏上这条历史与政治的精神之旅后，他有一天可以重新接受自己的过去，不仅理解自己，还可以接受这个自己。于是我们能理解，在潜心思考过这些问题后，他在一档采访中承认道：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绝"生命"本身。

如同鲍德温对于父亲的思考，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后来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骄傲，即便这种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这一身份还让他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愚蠢之中，这种愚蠢使他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

虽然与鲍德温处境完全不同，但和他一样，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影响越大，就越难以被改变。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实话讲，当时的我对工人们在工厂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不关心，如果这里不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关心。当时，我刚刚开始沉浸在文化、文学、哲学的世界中，兴奋不已，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相反，我对于父母的身份满怀怨恨，而不是将不满投射在我所期望可以对话的那些人身上，我对父母的态度与我的一些同学们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完全不同。

家庭，让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但年少的我并未试图理解父母的生活，更没有试图探寻他们的真实生活具有何种政治意义。如果我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在求学期间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左派思想，只是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美化工人阶级、将其看作一个神秘的群体，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当时的我认为父母的生活方式应该受到批判。

《阿黛尔的生活》

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获得日常所需的消费品，在这种悲惨的现实中，在他们想要获得已经被剥夺良久的物质条件的热切渴望中，我看到他们一方面被边缘化，一方面变得"资产阶级化"。父母曾经是工人，曾经经历困苦，并且就像家里其他的成员，以及我们所有的邻居，以及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一样，他们渴望拥有那些之前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父辈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这种渴望鼓舞着他们。

一旦他们有能力，就会不断贷款，购买那些他们梦想得到的东西：一辆二手汽车，再后来是新汽车，还有电视机，以及在产品目录上选购的家具（在餐厅放一张弗米加塑料桌子，在客厅放一套仿皮沙发……）。看到他们被单纯的物质需求，甚至只是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也有权拥有"）所驱使，看到他们在政治投票过程中依然被这种欲望和嫉妒所控制（即使他们不会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悲哀。

我家里面的所有人，都喜欢吹嘘某样物品的价格，以此展现自己并不需要什么，自己过得很好。他们将自己的骄傲和荣誉感寄托在这种吹嘘价钱的爱好中。这些显然与塞满我大脑的那些关于"工人运动"的宏大叙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种政治观念对于它所解读的群体的真实生活毫不关心，还因为他们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评他们，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念？

无论如何，应该改变这种叙述，改变它的单一性，增加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将历史事实重新放入其中。工人阶级并非一成不变，1960年到1970年间的工人阶级与1930年到1950年间的工人阶级并不相同：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并拥有相同的欲望。

《青年马克思》

最近，母亲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以前总是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你总是爱说这类蠢话，"她补充道，"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至少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我看来，父母背叛了他们原本应该保持的形象，而我轻蔑的称呼只是表达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同时，我也不希望自己变成我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

对我来说，"无产阶级"是书本上的概念，是抽象的思想，而我的父母并不能归入其中。我之所以满足于感叹"真实的阶级"与"幻想的阶级"之间的差距，或者被边缘化的工人是如何没有阶级意识，那是因为这个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观点可以掩盖我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家庭，以及我逃离家庭的渴望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我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便是我抹去社会身份的途径：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我对萨特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十分着迷，却讨厌我身处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限制我视野的工人阶级。我对马克思和萨特感兴趣，并想象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那个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

在我将这次久违的回归之旅付诸实践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被一个问题所纠缠。在父亲葬礼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和母亲共度下午，翻看照片的时候，这个问题以更加清楚、具体的方式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统治机制(mécanismesdeladomination)的作品，但为什么从来没将社会统治(dominationsociale)作为主题呢？"

还有："我曾着力研究人在屈从(assujetissement)和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中产生的羞耻感，但从没研究过社会压迫带来的羞耻感，为什么？"

我甚至应该这样表述："在定居巴黎之前，我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级内心充满羞耻，来到巴黎之后，我结识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面前，我向来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有时，我或多或少地在这件事上撒谎，为什么我从未在我的书或者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可以这样讲：对我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

《阿黛尔的生活》

如今，似乎只要涉及性向问题，人们高度重视对"歧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否认还是昭示自己本来的身份"这些问题的研究，甚至连一些当代政治领导人都会时有提及，但若是涉及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类似的观点很难在公共讨论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我想知道为什么。

在完成了几部思想史方面的作品(尤其是两本关于福柯的著作)后，我开始将创作矛头转向压迫与屈从的主题，我选择根据我作为同性恋的经历进行创作，对那些性少数人士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进行反思(这些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然而却选择无视另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我身体之中的某种东西，它可能并应该让我将关注点放在阶级关系、阶级统治，以及平民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归属和阶级地位的主体化过程这些问题上。

无疑，在创作《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少数派道德》(Unemoraleduminoritaire)或者《反叛者》(Hérésies)的过程中，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这些作品过于野心勃勃，以致超出了作品本身有限的研究框架。我试图在这些作品中对人类的羞耻感进行概括式的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关于统治与反抗、屈从与主体化的理论。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少数派道德》(副标题为"对于让·热内理论的延伸")中，我试图将热内、茹昂多(Jouhandeau)和其他几个作家的性歧视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社会歧视理论，鮑德温(Baldwin)、法农(Fanon)和夏穆瓦佐(Chamoiseau)的种族和殖民歧视理论相融合。不过这些不同方向的研究在我的论证过程中只是作为论据而出现，引用的目的在于让人了解在性取向方面成为少数派意味着什么，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后果。我试图通过调动其他研究方向中使用的方法，来扩大我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然而，这些援引的理论毕竟只能充当次级论据和补充论据--它们时常需要扩展及其他论据的支持。

我试图将皮埃尔.布尔迪厄建立的阶级"习性"概念移植到性的领域：个体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下习得某种阶级"习性"，那么在社会上通行的性规则的约束下，是否也会习得某种性"习性"？如果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将阶级"习性"和性"习性"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关联的话，我在书中只探讨了性方面的主体化，而未研究阶级主体化的问题。

在生活中，作为移居城市的同性恋者，我遵循着一条典型的轨迹：进入新的社交圈，通过深入同性恋圈子学习属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建立起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肯定；同时，我还经历了另外一条社会意义上的轨迹，即人们通常形容的"阶级的叛离"，而我毫无疑问是个"叛徒"，内心充斥着一种持续或间断、有意或无意的渴望，渴望远离自己童年及青少年所处的那个社会阶级。

但是，我在精神上依然属于我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我毕竟是在这样的阶级里长大的。对于群众的游行抗议、罢工运动，有钱有势的家伙们总是表现出不满，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会本能地感到憎恶。

……

多年之后，我回忆起自己的父亲，遗憾没能再见他一面。遗憾过去没有试图理解他。遗憾过去没有试图和他沟通。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本文节选自

书名：《回归故里》

作者: [美] 迪迪埃·埃里蓬 / Didier Eribon

译者: 王献

出版社: 后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 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