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宁可做个怪物|尼采逝世120周年

1900年的8月25日，尼采辞世，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便跌入了他思潮的震撼之中。尼采的思想不仅给后来的存在主义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记，他的影响还涉及到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范畴。

正因尼采的影响是澎湃而多面的，对于他的赞誉与指责也便交相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尼采的思想开始被人与纳粹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相连结，这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对于他作品的篡改；伊丽莎白甚至主动与纳粹人士合作，选择性地解释尼采的理论以正当化对其他人种及国家的战争和侵略。尼采在第三帝国的声名高峰迭起，而他的被曲解也随之到达了最高潮。此后，人们对他学说中的重要观念均产生极大的误解：纳粹故意歪曲他的思想，用他作为发动霸权争夺战的代言人。哲学学者陈鼓应说：“他们的曲解和误解，使得生前饱受冷漠的尼采，死后却一直被热烘着。”

现在，在尼采逝世120周年的今天，我们要在热烘的声浪中冷静下来，从这位震撼着20世纪思想界的英杰的著作中，逐一探讨他的本意。

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

在开始研究哲学前，尼采是文字学家。24岁时尼采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德语区古典语文学教授，专攻古希腊语，拉丁文献。但在1879年由于健康问题而辞职，之后饱受精神疾病煎熬。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活到1900年去世。

01 音乐和诗歌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两条出路

尼采的思想，可说是他性格和经验的产物。那么，首先让我们谈一些他的生活背景，从这里开始来增加我们对他著作的了解。

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先七代都是牧师。他父亲曾任普鲁士王国四个公主的教师，因着他和威廉第四的关系，安居在洛肯（Rocken）村，不久便在该区担任牧师之职。尼采生出来才4岁，父亲患脑软症去世了。丧父后，尼采在他母亲的怀抱里离开故乡迁往南堡（Naumburg）。这时围绕着他周身的，都是女人——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外在的世界，在战火的动荡中喘息着，尼采却生活在一片祥和平静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奇特的事实：一是尼采生于宗教的气氛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二是尼采在女人的周围与养育中长大，日后却成为顽强的反女性主义者。

尼采14岁进入普夫达中学，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这时的尼采，除了理智的发展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两条出路。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那时他20岁，开始研究语言学和神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继续神学了，他不愿在神学的空泛观念上浪费时间，关于这点，尼采在日后的自传中也曾说到：

为什么我知道得比别人多些？一般说来为什么我这样敏锐？因为我从未在一个不是真实的问题上作思考。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例如，我没有实际宗教难题的经验。对于“原罪”之感，我完全不熟悉。我也缺乏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决定良心上的忏悔：我觉得良心的忏悔是不必加以重视的……良心上的忏悔在我看来是一种“罪恶的眼光”。……“上帝”、“灵魂的不朽”、“拯救”、“超越”，这些只是概念，我并不注意这些，也从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我根本不把无神论视为一个结果，更不把它当做一件事：我的天性原是如此。我太好问，太多疑，也过于自大，致使我自己不满于事物的粗浅的解决。上帝则是如此一个粗浅的解答。

在大学期间，尼采对基督教的信仰越发远离了，他简直要把基督的信仰全部抛弃，1865年复活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尼采的母亲听到她的儿子拒绝参加他们惯常的圣餐时，会如何的惊讶！事后尼采写信给他的妹妹伊莉莎白说：“如果你祈求心灵的平和与快乐，相信好了！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真理的门徒，探索吧！”

尼采抛弃了宗教问题的约束，对于权威便愈富反抗的精神，他的性情也渐趋急切，有一个时期还加入喝酒、唱歌、打斗的团体。他的回忆里曾提起当时的事：

我相信孩童时代喝酒、抽烟，起初只是青年的虚荣，最后却成为坏的习惯。少量的酒精使我精神不振，大量的酒精却使我像离开海岸的水手。我少年时代就有这股傻劲，一夜之间写一首拉丁小品，或翻译一篇拉丁散文。

不久尼采便觉悟这种纵情的生活，深感人群中的喧嚣只是带来内心的空虚而已，于是他又重返往日的孤独。

在孤独中，尼采的心灵旋即被两种艺术所充实：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悲剧，以及华格纳的音乐。他背诵埃斯库罗斯的诗章，聆听华格纳的歌曲，把自己忘形于一个不同的而且更光辉的世界里。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的老师李契尔（Ritschl）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着到了那里。在这一段时期，尼采专心向学，他和洛德（Erwin Rohde）由于共同醉心于古希腊文化而结交为好友。

在莱比锡的几年间，有两大影响形成了尼采的个性，这便是叔本华的哲学和华格纳的音乐。

02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复健康，华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在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尔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他立刻被这位已逝六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他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他咀嚼着这本书的每句话每个字，费了14天的功夫，不分日夜，一口气就读完了。

叔本华哲学的见解，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本书里表明无遗，他把世界分为不同的两类：观念和意志。他以一个极端的观念主义者出发，以为世界只是主体的观念；而世界之为一观念，乃是我们思想的建构品。我们把一群观念分为一类，并给以法则。我们当作是真实的，其实不然，只有每一项意志的行为（即是身体的运动）才是真实的。由是，叔本华把它扩大到一个更大的机体——宇宙，以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不外是意志的发现，意志是一切组织的原则，一切创化的重心。

依叔本华看来，人便是求生意志的工具，然而这意志使我们投向于无止境的餍欲中，欲望无穷，而满足有限，这种满足如同掷向乞丐的施舍，维持他今天的生命，却延长了他明天的愁惨。有限的满足既不足以应付无穷的欲望，因此人生陷于痛苦之中。所谓占有，只是希求暂时的满足而已；所谓快乐，只是遗忘刹那的痛苦罢了。我们过一天，就更靠近棺材一点，死亡不时对生命发出微笑。

叔本华有遗传的神经质，如对黑夜的恐怖，无缘无故的沮丧，暴躁的脾气，他的悲观色彩和自己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这种气质，使他无法保持一个愉快的人生观。何况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死亡的浪潮汹涌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在拿破仑的铁蹄下呻吟着。战争终于过去了，但所余留的，却是一片废墟。生之图案充满了令人不忍卒睹的惨象。人们在喘息之余，被迫生活在一连串巨大问号的阴影下：这表现了什么？这为的是什么？这满目凄凉的世界还会有善意的上帝存在吗？叔本华成为这悲惨世界的发言人：人生是可悲的，上帝只是一个多余的假设（A redundant hypothesis），这说法是何等的干脆，又是多么的真实。

尼采深为叔本华那种独抱孤怀的人格所感动，但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虽然叔本华所感受到的时代痛苦，同样地积压在尼采的肩膀上。后来尼采发现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可以用希腊艺术来医好。

正当尼采陶醉于叔本华哲学的时候，恰巧又发现了一位天才，以音乐的形式表现着叔本华的思想。这位天才便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华格纳。

华格纳（1813—1883）是德国音乐界的奇才，为后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中的真正代表人物。他综合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国民乐派的民族观念，以及泛神论的宗教思想，再加上他那特殊的和声与配乐等表现方法，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理论。他反对意大利式的纯技巧表现的歌剧，因为他认为音乐的表现不仅是技巧，最重要的是思想。

尼采一生中最有名的朋友要算是华格纳了，他在学生的时候就很喜欢华格纳的剧曲，因为尼采有感于他的音乐之力与美的表现。

尼采得识华格纳是在1868年秋，24岁的青年哲学家和55岁闻名于世的音乐家，初次见面便大谈叔本华，华格纳还亲自演奏《名歌手》的第一幕前奏曲给尼采听。事后尼采在给他的朋友信上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是如此深刻地感动着我，他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天才’，他充满着奇妙而动人心弦的哲学。”这是1868年的事，但是20年后尼采却称华格纳为“狡猾的响尾蛇”、“典型的颓废者”！这真是件饶有趣味，而又令人遗憾的事。

当时华格纳之所以吸引尼采，不仅由于对他作品的共鸣，同时也因尼采深爱音乐之故。

“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种错误”——尼采

尼采欣赏华格纳富有革命性的作品；他们都对叔本华怀着一份喜爱的感情。《特莱斯坦》不仅赞美了叔本华无休止的、盲目的与挣扎的意志，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沉醉的欢欣。这留给尼采一个启示，使他脑中激起了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祭祀时的那种鼓舞兴奋之情，这使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讨论希腊剧曲之余，也还忘不了华格纳的作品。

尼采和华格纳认识三年，处女作《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 ）出版。在这里，尼采把希腊文化分成苏格拉底以前和苏格拉底以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的文化是由健康的生命力所创造的，后者则是毫无生气的理性的产物。尼采继续说，现代的文化很像过去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只有华格纳的音乐可以挽救这种文化的危机。尼采把一个艺术的理想寄托于华格纳的歌剧上面。华格纳得到这样的一位知己，他怎能藏得住内心的高兴呢！无怪乎在他看完《悲剧的诞生》之后，对尼采叫喊着：“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像这样好的书，简直伟大极了！”

这时华格纳离开特里普森到了拜路伊特（Bayreuth），在那儿建立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国家歌剧院，正准备上演他的新作。

华格纳写信催促尼采到拜路伊特看他排演，尼采满怀兴奋之情赶去。但是，这一回他失望了，他简直不相信这作品是出自华格纳之手，整部剧都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堕落的气氛！

华格纳的歌剧变成人类心灵的软化剂，皇室以及悠闲富裕的人们，都成了华格纳迷。正当华格纳享有盛名时，尼采却掉头而去。

不留一个字给华格纳——他走了，在克林根布伦（Klingenbrun）藏匿了十天，徘徊于波希米亚森林之中，就在这里，一个大的启示使他走向自己，寻找自己——而不再奢望那已破灭的幻影。几天以后，他又回到拜路伊特，却像个陌生人，我们无法想象在这几个星期之内他是多么的痛苦。最后尼采离开了拜路伊特，以后从没有回去过。尼采后来写着：“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复健康，华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他抛弃了华格纳，也连带遗忘了叔本华。其实尼采心中之叔本华的画像，并非叔本华本人，而是希腊悲剧的哲学家；尼采心中之华格纳的画像，并非华格纳本人，而是狄奥尼索斯艺术家的理想形构。如今，这些理想全都破灭了！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他的朋友华格纳偶像化、神圣化，现在他不再想做华格纳的信徒了，他要成为他真实的自己；他不再忠实于“友情的华格纳”。友情的华格纳是建立在“哲学精神的华格纳”之上的，这种精神消失了，友情也随着暗淡。

尼采的心弦在拜路伊特的气氛与哲学的精神两极之间摆动着——前者是甜蜜而阴暗，后者则坎坷而旷寞，但与晴朗的天空为伴。正值华格纳成为当代高级社会的宠儿之际，尼采终于选择了他自己和星光。这只老鹰展开了翅膀，一飞而冲天。

03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没有悲剧精神，并且不了解古希腊的诗

尼采不仅是位知名的思想家，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他是位杰出的学者；他的思想创作应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最卓越，而学术工作则首推《悲剧的诞生》为最昭著。他才25岁便得李契尔的介绍而膺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之职，这时尼采已是一位优秀的古典语言学者，他从古籍的解释中奠定了创作的基础。《悲剧的诞生》是他早期学者工作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成为尼采后来著作发展的线索。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古典语言学上别开生面的一部著作，另外还受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华格纳的音乐的影响。在这里他认为只有在美感现象中，生命和世界才显得有价值。美感价值是《悲剧的诞生》中所认为的唯一价值。

尼采反对康德所留下的理性与道德世界秩序的概念，他也不同于谢林等所接受的启示宗教之信仰，他比较接近启蒙运动：他建立价值而无神圣的制约，但又不同于启蒙运动的各位思想家，因为他开始对道德价值感到怀疑。

尼采怀疑道德的价值之后，进一步又探究价值的维持是否需要超自然的肯定。他没有康德那种信念，以为只要把古代的上帝从哲学思想的领域中逐出去，就可以解救我们古老的价值。尼采早期的著作中，都认为价值无需依于“永恒的神意”或“自然的目的”。也许因为道德价值和超自然的理论太密切了，尼采乃在《悲剧的诞生》中开始探讨他的美学价值。

《悲剧的诞生》主要观念为阿波罗（Apollo，一译日神、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Dionysus，一译酒神）。尼采由古典语言学的研究，提出了这种特殊的见解：以为希腊艺术即由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激荡中产生。

艺术的不断发展是由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两体的结合，正如生殖依于两性间不断的冲突与协调活动一样。

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希腊艺术之神，在希腊世界中为一尖锐对立的存在，在起源和目的上，阿波罗的雕刻艺术和狄奥尼索斯的非视觉音乐艺术之间，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这两种趋势并驾齐驱，又不断地互相激荡，而引发更强力的创造，这两种精神在长期的对峙中，仅在“艺术”共同的名词中取得表面的协调，直到最后，才由希腊意志中的形上学奇迹加以点化，而形成阿提卡（Attic）悲剧的艺术创作。

为了把握这两种趋势，让我们设想它们为梦幻与醉狂的两个艺术世界。这种生理的现象存在于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间。

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是希腊人在艺术上所崇拜的两位神：在日神阿波罗的恬静幽美光彩四射之中，唤起希腊人形形色色的梦幻，于是依影图形而发挥他们在造形艺术上特有的成就；同时，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沉醉狂欢载歌载舞之中，激起希腊人波涛澎湃的生命，于是借创造的冲动而征服种种可惧的事物。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这两者平衡视之，阿波罗精神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把苍苍茫茫的宇宙化成理性上的清明世界，并借其梦幻之驰骋，而后复以生命中之无限生命力贯穿于静性的世界之中，把平面的结构贯穿而成立体的结构。这种生命的律动，从希腊宗教上的狄奥尼索斯暗示出来，酒神狄奥尼索斯狂醉后，把深藏于内心的生命力勾引出来，贯注于理性的世界中，而形成音乐、歌舞的冲动。

尼采倡言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即是阿波罗艺术（史诗、雕刻、绘画）和狄奥尼索斯艺术（音乐、舞蹈）的结合。这两种精神相冲激而产生了深邃沉厚的悲剧，希腊文化最高的智慧即表现于它的悲剧之上。

在此，尼采对希腊文化提出一种崭新的见解。他在自传《看，这个人》（Ecce Homo ）中，对《悲剧的诞生》曾作如是的评语：

在这本书里，有两个特殊的发现：

在希腊文化中，把握了狄奥尼索斯的现象——第一次，对于这现象提供一个心理的分析，以此视为一切希腊艺术的基础。

第二个发现是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解释——在这里第一次把苏格拉底认定是希腊文化衰落的关键，视为颓废的典型。

在这上面，尼采确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见解。从前的哲学史都以为希腊哲学盛期是由苏格拉底而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但是尼采则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希腊哲学的高峰是属于前期，因为希腊后期的哲学只是在象牙塔上造概念，而真正的哲学是应该从健康的精神上发泄出来的，希腊前期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即能表现这种精神。

从中世纪一千多年以来，都只以为希腊文化唯一的精神是阿波罗精神，以为希腊文化只是阿波罗理性之光的发射。以此，尼采乃指出不仅近代人不了解希腊精神，而且希腊人也误解了他们自己，所以尼采握住了苏格拉底作为代表而加以批评。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没有悲剧精神，并且不了解古希腊的诗，只知道荷马叙事诗上平易近人的庸俗理论，而荷马叙事诗中的悲剧英雄也被化为平淡无奇的俗人。苏格拉底之后，不仅哲学衰落，艺术也渐趋暗淡。例如三大悲剧家，到了第三个尤里披底斯，他的作品中初期尚能保持原始悲剧的精神，但已渐形平凡而开始衰退了。苏格拉底以后，热情被冻结（变成有光而无热），狄奥尼索斯的精神消失了，只剩阿波罗精神也逐渐衰落，由是创造力顿形萎缩，从此希腊开天辟地的精神便丧失殆尽了。希腊文化乃变成既非理性清明的世界，也非陶然醉意的世界；在哲学上成为平凡的苏格拉底世界，在艺术上成为浅薄的喜剧。

04 站在转折点上的尼采渐渐地走向他自己，创造出他自己的哲学

作为一部古典语言学著作的《悲剧的诞生》，是十分富有抒情的意味和独特的创见。

在1873到1876年之间，他写成了《反时代的考察》，这书的内容包括四篇很长的论文：

第一篇《史特劳斯：忏悔者与作家》（David Strauss：The Confessor and Writer）——史特劳斯为著名的《耶稣传》作者，后来又写《新旧的信仰》而给当时社会以广泛的影响。尼采批评他并非出自个人的情感，而是有鉴于他在教育上造成平庸化及扼杀蓬勃意志的思想。

第二篇《历史对人生的利弊》（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关于历史价值的思考。尼采重视恐怖性对于历史的挑战，它可使弱者否定人生，使强者创造美的事物，强者在历经艰辛后所激起的创造美，这历史是有价值的。尼采认为历史的研究应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品，不是毁灭人心，便是坚强人心。

第三篇《教育家叔本华》（Schopenhauer as Educator）——认为叔本华的理想是未来人类的典范。教育应该注重于个人的价值与个性的启发，然而现代御用的大学教授只知致力于低下的人生价值之灌输。世俗的教育家只知高叫群众价值之提高，殊不知个人价值若低落，则群众价值便无由增高。

第四篇《华格纳在拜路伊特》（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叔本华的“天才”理想为华格纳所实现。华格纳在拜路伊特定期音乐会中表现了真正艺术创造者的惊人成就，他融合了一切艺术而成为美感的综合体。

这些书使尼采的敌人渐渐多起来，最糟糕的是不久便和华格纳决裂了。然而这在他的思想上却是一个转捩点。此后尼采渐渐地走向他自己，创造他自己的哲学。

05 “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

在尼采的思想创作日趋丰富的同时，他的身体健康却日趋崩溃——剧烈的头痛、胃病、眼疾侵袭着他。

他的病，也许和他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短期的军中生活有关。早在1867年，他加入军事训练，不慎坠马受伤。三年之后，又以瑞士公民的身份参加救护工作，在救护车上守了三天三夜，服侍六个重伤患者，他们得着赤痢白喉，尼采也受了传染而送往医治。后来他给他朋友戈斯多夫（Gersdorff）的信上说：“我所经验的空气，像一片阴郁的雾迷濛于我的周身：我这次所听到的悲叹哀哭之声，像是永无终止。”从此他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强烈的神经痛、失眠症以及消化不良种种病苦缠绕着他。他躲到乡间休养了两个月，总算恢复了健康。但是到了1879年，因用功过度而旧病复发，甚至几临于死亡的边缘。当时的情形在他自传中有动人的描述：

我存在的喜悦，其特征是充满着命运：以一个谜样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假如像我父亲一样，那么我已经死了，像我母亲的话，我还活着而渐趋老迈。这两种生命的起源像生命的梯子上最高和最低的一级，一方面衰退，一方面才开始，假如有意义的话，这解释了一个中和性，即是对于生命一般问题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局部，以此把我显示了出来。我对于上升和下降的第一个征象要比任何人更为敏感。在这领域内，我是一个主人——我知道两方面，因为我属于两方面。我父亲在36岁时逝世，他是个优雅、可爱而多病的人，好像他的命运只是短短的一生——只提醒人有个生命——他的生命衰退的同年，我也开始衰退：在我36岁时，我的生命力到达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不能看见三步以外的东西。在那时候——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教授之职。活像个影子，在圣马利兹（St．Moritz）过了一个夏天，到南堡又度过了一个冬天，这是我生命中最没有阳光的时候。我正趋于最低潮。《影子中的漫游者》就是这时期的产品。无疑的，我对影子已非常熟悉了。

冬天，在热那亚第一个冬天，我血肉极端贫亏的时候，却带着愉快而精神焕发的心情，完成《曙光》。这本书反映出极度的光明与愉快，同时也显现了理智上的丰富。在我这方面，不仅和我最衰弱的身体很相应，同时也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一连72小时的头痛和强烈的晕眩使我感到痛苦异常，但我仍专心着理论的清晰，血液完全冷了，而我仍思索着许多的问题。

我的血液循环是缓慢的。没有人能在我的血液中查出热度。有一次一位医生替我看病，最后喊出来：“不！你的神经没有一点毛病，我才是神经病呢！”他们不能在我身体中发现出究竟是哪一个局部的衰退，或任何有机的胃病也查不出来。

甚至于我的眼睛也很糟，几乎接近盲目的危险，这只是果而不是一个因；因为，我身体健康进步时，随着我的视力也好转。对我说来长年累月是可以恢复的，但说来也会再发，而且还在衰退的周期中呢！我知道内内外外的衰退情形。

若承认我是衰退者，事实我正是相反，其中有一证明：我常本能地选择一个正当的治疗法，而不选择有害的。至于衰退的人，却往往选择其有害的治疗法。大体上我当时是健康的，但在某些项目上则是衰退的。精力迫使我走向孤独，同时，迫使我离开我平常的生活方式；自我训练使我不松懈，不要人服侍，也不要医生看我——这些都显示着我最需要的本能都很好。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恢复健康，做这些事，第一个成功的条件是（生理学家都会同意的）根本上为健康的人。一个真正多病性质的人，不能变成健康，他自己的努力也很少。另方面，对于一个本能上健康的人，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于是我便以这种态度来看我长时期的病痛：这似乎使我发现重新的生命，我的自我也包括在内（自我也新起来了）。我尝试所有好的甚至于琐碎的东西，而其他人则不能做到——我以我的健康意志与生命意志创造哲学……我希望别人如此来了解我；在我生命力最低潮的年月里，我仍不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自我恢复的本能不使我有穷困与绝望的哲学。

36岁以后，尼采的肉体生命开始往下崩塌，但是他的思想生命却正相反地开始向上创建。这真是件奇妙的事，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他在本能上是个极坚强的人，即使在最严重的病况下，他仍然以生命的意志克服它。

“血液完全冷了，而我仍然思索着许多的问题。”病痛与孤独凶猛地侵袭着他，但他却能以卓绝的精神撑持着自己，奋力发挥高度的创造欲，直至几乎失明还在振笔疾书。很少人能为自己的才分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啊！

病痛迫使尼采辞去巴塞尔大学教授之职，结束了他十年（1869—1879）的粉笔生涯。从此尼采过着一种吉卜赛人式的飘泊生活，流浪于南欧一带。那些地方，到处都留着古迹，古希腊的寺庙，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栩栩如生的塑像，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事迹，这一切都回响于尼采的哲学之中。

尼采漫游各地，他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在野外散步时沉思所得的，也许是由于缺乏健康的缘故，他喜欢用格言来表达他的思想。《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曙光》这两部书便是格言的汇集。

1878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一个“转机的纪念碑”。在文体上，尼采放弃了以前严整的论文而采用散文体裁；在思想上，他抛弃了华格纳与叔本华而开始创立“超人”之说。

《愉快的智慧》（The Joyful Wisdom ，英译名或作The Gay Science ）完成于1882年，是尼采病后新愈时的作品，所以笔下流露出一股生命喜悦之情。

06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和最深邃的著作

1882年，尼采到西西里作春季旅行，在那里，他接受了玛尔维达女士的邀请赴罗马。她羡慕尼采的个性和天才，希望他能找到一位妻子，尼采回信给她：“我老实告诉你，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女人。”她选择了年轻美貌的莎乐美（Lou Salome），尼采很快就堕入情网。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闹翻了。莎乐美还写信痛骂尼采，他没回话，只在给保罗·雷博士信上说：“她如此不害臊，居然想把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玩弄的对象。”

如今，贫病失恋的尼采比以前更寂寞了，他再度开始飘泊。 但是现在他把他的爱，高度集中于他的精神产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飘泊的旅途中，他每天清晨或黄昏沿着海岸或山间作漫长而孤独的散步，在步行中深思冥索，他的创造欲恰像幽谷中涧水，喷涌而出，他用心捕捉着每一瞬间的灵感，取出随身携带着的笔记本记录下来。就在1883—1884年之间，写下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关于这书，在后面我们要单独列出来谈它，因为它是尼采最具创造力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罕有的好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书是给人类的空前伟大的赠礼和最深邃的著作。

1886年尼采继续写《善与恶之外》（Beyond Good and Evil ），在这里，他驳斥近代文明的堕落并认基督教理想实为奴性种族的产物。最后论及自主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分别——尼采在此提出了一套特异的道德观点。这书一出，立刻受到一位瑞士学者的攻击，尼采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写好了三篇论文为答辩。这些论文后来集成《道德的谱系》（The Genealogy of Morals ）出版。

1887年他在尼斯因误解而失去了所有的好朋友，但在这里最后得到了两位特殊的读者：著名的丹麦人布兰德（Brandes）和法国史学家泰因（Taine）。泰因极力鼓励他称赞他，布兰德则写信告诉他将要讲授“尼采哲学”，这在他的晚年，映射着几线夕阳的回光。

这时尼采的健康已直线下降，他自知死期不远，乃奋力著述。1888年，他连续完成《尼采与华格纳之争》、《偶像的黄昏》、《反基督》，他还计划写作《冲创意志》（Will to Power ）和《一切价值的转换》。对于《一切价值的转换》这本巨著，尼采准备写成四部：（1）反基督——对于基督教的批评。（2）自由精神——对于虚无主义的批评。（3）反道德者——对于世俗道德的批评。（4）狄奥尼索斯——阐述永恒重现的观念。第一部《反基督》（The Antichrist ）几个星期就写好了，其他三个部分还没有动笔，尼采又着手写《尼采对华格纳》和《看这个人》（Ecce Homo ）——世界上最奇特的自传。

一口气写下这么多东西，尼采终因精力透支过度而倒塌下来。

1889年1月，尼采在都灵街上倒了下来，就在这瞬间，刚好一辆马车擦身而过，他双手抱着马的颈子。之后他被带回家去，当他意识恢复过来时，他还把当时的情形写信告诉他的朋友。

老友欧佛贝克（Overbeck）赶来看他，决定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在车上，尼采还哼着小调呢！到了巴塞尔，尼采被送进病院。

在他病时，大部分的时间是温和而愉快的，清醒时也可和人交谈。有位医生认为他可以治好尼采，如果能授予他对这位病人施以无限威权的话。但这项建议为尼采的母亲婉谢了。不久尼采被他母亲带回家去。

伊莉莎白从巴拉圭赶回来。这时尼采之名已迅速传遍世界，伊莉莎白获得了她哥哥所有著作的出版权，包括他给朋友的信件。母亲去世后，她把尼采带回魏玛。三年后，1900年8月25日，他死于这歌德殒世的城市。在他出殡时，挽联上写着：你的名字在后人心中是神圣的。

尼采在自传中却这样写着：

我很怕将来有一天会有人称我为神圣的：你可猜得到为何我要在死前拿出这本书，就是为了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作剧；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于宁可做个怪物——也许我就是一个怪物。

本文节选自

书名：悲剧哲学家尼采

作者: 陈鼓应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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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大宝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