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为何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脆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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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为何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脆弱的心灵”?

2020年08月07日 19:59:17
来源:凤凰网文化

为什么 “虎爸虎妈”要用“直升机式”教育方法把孩子们照看得密不透风?为什么这些孩子,虽能在考上精英大学的“军备竞赛”中脱颖而出,却在青春期时成为前所未见的脆弱一代,从焦虑到抑郁,这一代似乎毫无免疫力?为什么大学也失去了教育者的担当,把学生当作永远都对的消费者,迎合学生成为改革目标?

今天,当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更多关于教育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这是一种发展的苦恼,就像人类解决了粮食问题之后,思考的便不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吃得美味、怎么吃得健康,但比起仅仅填饱肚子,这些饱暖之思显然需要更多经验和科学的指引。

8月4日,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著名学者朱永新、甘阳、渠敬东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就“如何培养‘反脆弱’的孩子”进行对谈,深入探讨当下教育的诸多现状与困境。同时,这场对谈活动也是英美学者格雷格·卢金诺夫和乔纳森·海特的著作《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

《娇惯的心灵》,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著

《娇惯的心灵》,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著

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二十年前发起了新教育实验,试图创建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在他看来,这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作品,其实也在说中国的问题,因此说明全世界的教育都在往一个方向在走,而这个方向未必是好的。他说,目前的学校制度基本是建立在工业化的社会基础之上,但是当今时代信息和教育资源已经泛在化,教育体系必需要重新构造。正是基于此,他曾提出了新型学校体系,以学习而非学校为中心,终身学习,同时整合教育内容,让每个人很幸福地学习,进行自我的知识建构。“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要做什么?让学生学会幸福,学会幸福地学习,享受学习的过程。让他能够幸福地和别人交往,让他幸福地接受他所面临的一切。”朱永新说:“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扬长,帮助你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帮助你把自己的潜能张扬出来。现在我们的教育问题,我称之为补短教育。清华、北大的标准就是标准,所有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够,就要补课,要不断补短。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短,所以教育不断地摧毁每个人的自信心。弄得所有人都缺乏自信。”

对谈现场

对谈现场

作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院长,甘阳这些年一直在推广通识教育,为中国高校带来了一股新风。活动上,他首先指出一个重要问题,书中所谓“娇惯的心灵”究竟指向谁:“这本书认为是学生的责任,是95后的责任。这个论点我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是他对95后极大的不公平。如果大学歪风邪气已经完全走上歪路,你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你是干什么吃的?我是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如果新雅书院歪风邪气不象话,当然我是第一责任人,难道说学生是第一责任人?”

北京大学人文学系教授渠敬东也认为,书中涉及的问题不止关于教育,背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相。“我们要讲教育,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某种意义上,教育者要和整个世界的潮流找出一个空间才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但另一方面,教育不只是跟着时代潮流,有时候逆着时代潮流才是真正的教育。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常年处在基础教育的一线,关于当下教育她有着许多真切的观察和感受。比如,她指出如今六岁小孩进小学,家长更多关注孩子的保护,而不是学生在学校是否学到知识;再比如,现在小学教育的困境之一在于自认为有能力的家庭对教育指手画脚,特别是“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家庭对老师和学校的指点。

对谈中,甘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互联网一代的特征就是特别不反叛,非常温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佛系,还有一个是优秀的绵羊。他指出,中国以前把这种情况归结于独生子女,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全球现象。渠敬东进一步指出,现在的教育从上小学开始到30岁再就业,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生活。“所有微小的感情和大的判断之间建立不了任何实质上的关联,这个关联有可能来自于我在社会具体生活中的体会,也可能来自于我跟同伴之间交往的体会。现在所有这部分全切断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院长的甘阳规定其学院一年级新生,要在第一年暑假下乡劳动,当一个礼拜农民或者工人。尝试的结果还不错,尤其是找没有手机信号的村子,劳动完以后只能天天聊天,学生关系大为好转。

芦咏莉也分享了一个故事,疫情期间两个留美的学生回到国内,一个在经历了美国严峻的疫情之后可以非常平静理智地面对,另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则被现实的直观感受击垮了对美国的所有认知观念,回国后直接去了安定医院。

渠敬东对此表示认同,他听说过一个数据,北大做田野学科的人普遍要比做其他学科的人抑郁率低。他说,“这个社会太强调个体,又太强调知识,每一个生活的选择都有一大堆知识”,想要把人生每一段都切得特别精确的时候,一定会失败,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这些链条都完整处理好。只要失败就有挫折感,越是理性化地设计生活,挫折感就越强。

由此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挫折感加上对各种事件和自我情绪的敏感,就会形成书中提到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的极端化,这是当代人性的一个结构性形态。

甘阳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美国大学已经高度政治化,而且是左翼政治化。大学教授甚至校长们都在大学里推行这样一套政治正确,学生进来立即学会。大学里很多问题变得没有客观性可言。”他指出,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左,但大学校外恰恰是右翼掌权,所以大学越左,越会引起社会上右翼的更大反感。“现在美国每个人争当受害者,以受害者的身份占据道德高地,占据权力,受害者恰恰是压迫者。”

渠敬东说,表面上这是互联网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文化根结出了问题,互联网只是推动而已。“根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三高’知识分子,都普遍相信一套绝对平等的逻辑,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平等的问题,但是在观念上,所有人都在往这个方向推动。所以这一套系统最后变成什么?只要处于弱势位置的人,就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文化就变成这样。”渠敬东强调,真正赋予恶心灵的是撕裂性文化,这是全球很大的危险。

最后,关于反脆弱教育,几位嘉宾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芦咏莉认为,反脆弱需要提高自己的适应性,进而通过自己的改变去改变社会。具体到孩子身上,首先要留出物理空间,其次要和孩子进行一个统整平台的心灵交流。甘阳建议可以多读读《孟子》《庄子》,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学习自我的修养办法。

朱永新强调,在如今高度行政化的体系下,教育不允许出差错,因此形成了过分安全的保护,也就容易导致孩子脆弱。所以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父母和学校身上,政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需要反思政府对教育管理的措施。

渠敬东也认为,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理解,大学应该是一个山林。山林是养育的地方,不能完全向社会妥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大学完全变成了一个竞争场,这就是对文明传承最大的破坏。大学应该是保有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涵养的人才的地方,所以它某种意义上不完全顺着潮流甚至有些地方是逆着社会潮流才对,否则没有人才,换句话说没有创新性人才。“大学里面,我觉得培养孩子对于构成这个世界各个重要东西的亲切感和亲近感是最重要的,比如与人的亲近感,比如与自然的亲近感。这个才是能够持久保持大学作为一个文明根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