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泽直树的“加倍奉还”,是正义的复仇吗?

半泽直树的“加倍奉还”,是正义的复仇吗?


时隔7年,现象级日剧《半泽直树》的续集开播。

半泽直树,这个以「以牙还牙,加倍奉还」为信条的男人,回来了。

以维护银行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名,继续着他的复仇之路。

在等级森严的日本,下属的功劳被上司占为己有,上司的过错却是下属的责任,已经成为银行甚至是全部职场的潜规则。作为银行职员的半泽直树,却用尽手段、睚眦必报,反击一切职场中不公平的现象。

复仇真的就代表正义吗?

有人认为,半泽发动的这场肃清银行内部腐败分子的运动,颇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因此其正义指数不足。

但也有观点反驳,一个行为是否在道德上可以被接受,要看行为人的动机是否符合某些一般道德原则。

这两种看法,正好就对应了哲学思想中“义务论”与“后果论”的观点。

1.

故事核心:“以下克上”

对于日剧迷来说,这个夏季最值得期待的片子,莫过于《半泽直树》第二季了。有意思的是,这部影响巨大的日剧,讨论的竟然是貌似枯燥的金融业题材。类似的“经济题材剧”在日本其实不少,譬如《不毛地带》与《罗斯福游戏》(这两部片子都是著名演员唐泽寿明主演的,前者的中文版国内也曾播出过)。

但其中没有一部的影响比得上《半泽直树》。

传统日本职业剧往往扮演的是“职业思想孵化器”的社会角色,其编剧目的,就是教导观众要做好自己手头的行当,认认真真做螺丝钉。

譬如,同样是堺雅人主演的电影《武士的家用账》(2010),鼓吹的是职业财务管理者所应当具备的那种“一文钱的出处都要算清楚”的职业操守——这种精神虽然让人感到敬畏,但此类剧多看了,却难免会让人感到乏味。

说得不好听一点,同样是颂扬厨师职业精神的日剧《东京大饭店》(2019),若没有木村拓哉、铃木京香这样的名角的精湛表演,以及大量法国料理的精美画面的衬托,其可看性就会大打折扣。

而与之对比,《半泽直树》的故事的核心却不是服从,而是复仇,是典型的“下克上”。简言之,这部剧最燃最热血的一句台词,就是半泽直树说的“加倍奉还”,意思就是鼓吹复仇的合理性。

对于长期生活在科层制重压下,面对上级大气都不敢出的日本公司职员来说,半泽直树的这句台词,的确是说出了很多被压抑已久的“社畜”心中隐蔽的愿望。

与令人窒息的职场氛围相比,日本文化却喜欢不对称,不对称中反而具有一种美感。年轻人没什么社会资源,却敢于挑衅强大的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大家一种强大的美感。

《半泽直树》的大热,正是演绎出了一个没权没势的银行中层科员,却想挑战整个银行体系,可谓一个人和世界的战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乃是因为它完成了广大受众的某种“代偿性满足”。

2.

“义务论”与“后果论”的两难困境

但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复仇真的就代表正义吗?

在剧集讨论中,有人发表了这样的一种意见:半泽直树的死敌大和田事务(香川照之饰)固然是个手脚不干净的银行腐败分子,但是半泽与之斗争的原始动机却不是为了银行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他自己的父亲报私仇(半泽父亲曾受大和田的欺负,最后因为资金链断裂,破产自杀)。

换言之,如果半泽发动的这场肃清银行内部腐败分子的运动,颇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因此其正义指数不足。

从哲学角度看,这种批评意见可以被打上“义务论”的标签。义务论的思想是说,一个行为是否在道德上可以被接受,要看行为人的动机是否符合某些一般道德原则

而按照此标准,半泽的行为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与私怨有关,是带有偶然性的,不符合最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因此其可接受性是需要打折扣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义务论者。另一些哲学家采取了相反的道德评判原则,即“后果论”——根据后果论,一个行为是否正当,与行为人的动机关系不大,而与行为的具体结果关系很大。换言之,只要结果是好的行为,就是好的行为。

套用到半泽直树的案例上去,后果论者或许会说:你管半泽是到底是出于啥动机去自发反腐的,只要他的行动的结果,的确是遏制了银行内部的腐败趋势,那么他的做法就是合理的。

然而,从义务论的角度,或许可以这么反驳:

第一,不恰当的动机虽然可能会在某些场合导致良好的结果,但这种“歪打正着”的情况是比较罕见的,而恰当动机导致良好结果的情况则依然占据了道德行为案例中的大多数。因此,强调动机优先,没毛病。

第二,具体到复仇这一动机上来看,复仇本身是基于情绪的,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因此,复仇的行为很容易导致行为的失当;

第三,复仇行为的失当很容易导致对方的反复仇,由此构成“复仇循环”,由此反而导致更多的不法行为的发生。

两派的意见可说是各有道理,但又都有偏颇。笔者的意见,是跳出这种义务论与后果论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换一个评价框架去看待半泽的行为

这第三个评价框架,就是儒家思想里的的“正名论”。

3.

社会角色要符合自己的“名分”

那么,到底什么叫“正名论”呢?就是每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都要体现自己的“名分”,诸侯做诸侯该做的事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情,这样,诸事皆顺。

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熟悉《论语》的读者或许会立即想起,此种“正名”的想法语出《论语·子路篇》,而这一思想又在《荀子·正名篇》里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

不过,我们为何要在要在《半泽直树》的语境中重提古代的“正名论”呢?这是不是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呢?

半泽直树的上司、死对头大和田事务

有人恐怕还会说,所谓“正名”说,不就是鼓吹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吗?而这种说辞,不正是鼓吹下级对于上级的服从意识吗?在这种情况下,半泽直树针对大和田的“下克上”行为,如何反而就成了“正名论”的体现呢?

第一,古代“正名论”所涉及的君臣关系,当然已经随着历史的演变,在今天慢慢褪色了。

但即使在今天的日本,封建时期遗留的扈从与封建主(大名)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在日式企业制度中得到了遗留:一方面,下级必须对上级毕恭毕敬,另一方面,上级也必须“罩着”下级:下级即使犯了错,也只能被外调,不能被开除。

换言之,在日式企业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名分论”所规定的剧本去扮演自己的角色,由此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东亚的现代企业文化中重温“正名论”,并不算太违和。

第二,正如刚才所说,“正名论”所涉及的“名分”不仅仅指的是“下级要服从上级”,而且也指“上级本身的行为也要符合名分”,否则,为了“大义名分”,下级其实是有权对上级的错误行为予以“指导”的。

从这个角度看,“正名论”在某些条件下是鼓励下级批评上级的。

孔子本人曾批评他的领导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篇》),就是在“正名论”思维的鼓励之下的(按照“正名论”,作为正卿的季氏是没有资格使用“八佾”这个级别的舞乐的,因为这个级别的舞乐是当为天子独享的)。

日本历史中著名的“本能寺之变”则是另一个鲜活的案例。根据对此历史事件的一种解释,作为织田信长之下属的明智光秀之所以犯上作乱,杀死织田,恰恰是因为明智认为织田对于天皇的不敬已经使得他自己的“下克上”行为具有了道德优势。

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三国时代,本是袁术马仔的小霸王孙策之所以后来能反叛袁术,也是因为袁术自称皇帝,破坏了自己作为汉家臣子的名分,由此反而为孙策脱离袁术的政治决策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同样的道理,半泽针对大和田发起的这场银行内部的“宫斗”,也是以维护银行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为自己的“大义名分”的,这就使得自己的复仇行为带上了明确的正义色彩

4.

以“大义名分”为名

读到这里,或许还可以用“义务论”来反驳说:即使半泽的确获得了大义名分,但这名分只是他进行私人复仇的工具罢了,就像孙策也仅仅是利用袁术称帝的机会,来发泄他自己对多年受袁术打压而积累的不满罢了。

所以,即使有了“名分论”的加持,半泽复仇行为的正义指数依然不足。而笔者对这种论点,准备好了四点回应补充:

第一,纯粹的大义名分就是喊在嘴里的口号,写在纸上的字句,它若不与具体的人的动机与行为结合在一起,就根本没机会改变世界

而具体的人总是有种种私心的,所以,具体的人对于大义名分的执行,也肯定牵带着自己肚子里的“小九九”。

所以,名分就好比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理想的圆——理想的圆要是画在纸上,无论作图工具如何精密,总会有瑕疵——但若不对瑕疵有所宽容,任何一个几何学老师恐怕都无法在图纸上画出任何一个圆来。

同理,我们也要对半泽行为中的某些瑕疵抱着宽容态度,否则一味挑剔,世界上就真的没有勇猛的斗士了。

第二,“名分”不是诸如半泽这样的个人所发明的,而是社会公认的,而“名分”的公共属性就对个别执行人的私心构成了制衡。

具体到半泽的故事上,半泽之所以反对大和田,不仅仅是出于私怨,还是因为他在“名分”与“理念”的层面上与大和田发生了分歧。

说得再具体一点,大和田关心的银行经营之道,仅仅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不惜干出“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勾当,而半泽更关心的是经济利益与长期社会效益的统一,以及整个日本经济结构的健康长存。

正因为半泽的“大义名分”格局更大,胸怀更广,所以,他依照此名分所给出的行为,也就更容易得到观众的普遍同情,由此使得自己行为的正义指数得到增加。

第三,半泽的父亲当年之所以被银行逼死,并不仅仅是因为某些个人之间偶然的私怨,而恰恰是银行当年运用“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冷酷放贷原则将其逼入了死角。

从这个角度看,半泽所要反对的银行经营之道,与他少年时代所蒙受的家庭悲剧是有着明确的因果联系的,这就使得他的复仇行为具有了真正的普遍意义,而进一步淡化了自身的“私人”色彩。

第四,在现代社会中,“大义名分”的含义已经包含了对于现行法律制度的尊重,而半泽显然是一个非常熟悉法律工具的现代公民(让人联想起在《Legal High》里同样由堺雅人所饰演的古美门律师)。

因此不必担心半泽会使用非法行径去报复大和田,更不用担心由此会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循环。

尾声.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名分论”本身对个体的私心的存在抱有一定的宽容,但对“名分”自身的公共属性又做出了一种足够明确的强调,可谓是一种公私两济、调和中庸的伦理学理论

而强调中庸与圆融,恐怕也是东方伦理学思想与西方伦理学之间的某种气质层面上的差异。

在《半泽直树2》中,半泽也说出了这样完全不像是他会说的话。但从半泽的行为来看,他并非向不公的社会完全妥协,只是学会了“迂回”。

此外,随着《半泽直树》第二季剧情的展开,很多人也发现这个“新半泽”没有第一季那么锋芒毕露了,这恐怕也是东方式的中庸文化在他身上发酵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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