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作家姐姐：组男团、写禁书、上战舰、论离婚……

无需等到年底，《乘风破浪的姐姐》已锁定年度现象级综艺的名额。尽管节目组迎合大众的心机与自相矛盾的三观无处躲藏，但它的确掀起一股有益的讨论热潮——姐姐们是否可以拒绝被挑选被形塑的规则，将“何为女人”的定义权抢回自己手中？

《乘风破浪的姐姐》

实际上，女性的乘风破浪是从书写开始的。当作家成为一种职业，书写也就成为一种更具垄断性的话语权力。长久以来，所谓文学史就是一群男人的历史。

对于女性定义和描写的权力始终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仅仅充当男性叙事里的单薄配角。要么是温柔体贴的正室，要么是张扬放荡的祸水，女性形象在两者之间反复横跳，取悦着男性的不同需要，并最终坍缩成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中间横亘着巨大却沉默的空洞。以至于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调侃称：“诗人的笔就是一个阴茎”。

随着女性作家的竞争上岗，那些由女性自己讲述的故事犹如看似不起眼的枕木，被一根根砸进两条铁轨之间。但当它们连成一片，就能让姐姐们逃离娜拉式堕落与复归的单选题，向无穷尽的远方乘风破浪而去。

安能辨我是雄雌：假扮男作家的姐姐们

18世纪末以前，即使是在业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女性写作也还是一件不被接受的事情。虽然在17世纪时就已有不少嫁入豪门的贵妇尝试写作，但这些写作仅仅流于上层阶级闲极无聊的沙龙消遣。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勃朗特三姐妹活生生被逼成了男团出道。20岁的时候，大姐夏洛蒂就曾把自己写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结果，这位推崇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颇为先锋的诗人却在性别观念上发挥非常稳定，他回信称：“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荒原教会她们的韧性不允许文学圈就此把自己拒之门外，她们决定分别使用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的笔名继续创作。

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英国作家

三姐妹本来打算先合出一本诗集打开局面，然后再合作出版三人的小说作品，然而诗集销量扑街，出道不到一年的“霍沃思Boys”就解散单飞了。第二年，三人分别写成了《教师》、《艾格尼丝·格雷》和《呼啸山庄》，结果只有夏洛蒂的《教师》被退稿了，好在一年之后，她又拿出了一部作品《简·爱》。

《简·爱》一时洛阳纸贵，但人们从未听过“科勒·贝尔”这个作家的名字。横空出世的国民现象级神秘作家，激发了英国人民的传统侦探艺能，一位“列文虎克”通过比对《简·爱》中的风景描写，认出了距离伦敦三百英里的小镇霍沃思。而在当地具有这种文学水平的，只有勃朗特三姐妹。

1831年，勃朗特三姐妹还在霍沃思靠着阅读和写作逃离只有低矮灌木的荒原时，露西·奥罗尔·杜邦已经决定离开了丈夫和法国乡下的家，带着一对儿女前往巴黎，不久之后，三姐妹的书单上会多出一个叫乔治·桑的“男”作家。

乔治·桑（1804.7.1-1876.6.8），原名露西·奥罗尔·杜邦，法国小说家

受够了单调的婚姻、乏味的乡下生活，露西幻想着自己可以在巴黎自由写作，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然而首都很快给了她当头一棒，她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出版商过目时，对方就告诉她，“夫人，你应该去生孩子，而不是搞文学”。

露西的祖母是大名鼎鼎的杜邦夫人，露西年幼时，祖母就天天在家里同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谈笑风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露西自然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作家梦想。此前的女作家都因为其性别身份，永远屈居二流艺术家，为了玩好男人们的文学游戏，露西决定走男人的路，让男人无路可走。

1832年，露西的第一本小说《印第安娜》出版，在作者的位置写着乔治·桑，一个化用她情人名字的笔名，所有的巴黎人都以为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生作家是一名男性。在创造乔治·桑的同时，露西开始穿着男式外套和马裤出席于各种社交场合，和男作家一起抽雪茄喝酒。放飞自我的露西很快成为法国文艺圈的独特风景线，小仲马、李斯特、肖邦、福楼拜、雨果纷纷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谁说女作家只会情情爱爱：敢于硬磕的姐姐们

由于女性作家的作品相对于男性作家大多更为细腻，也会有更多对于情感的描写，这本是女性作家吸引人的特质，却成为了其在文学性上不够成熟的原罪。即使是写作相同的主题，男女作家的作品也会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理解。

同样是写家庭琐事，男性作家的作品会被认为是以小见大的严肃文学，是将家庭作为社会宏观变迁的缩影；而女作家写起来就变成了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是只能放在通俗文学区的消遣读物。然而事实上，在那些被男性作家认为是自留地的领域，早就留下了女性的足迹。

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在哈特福德长大，后来随父移居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一个废奴情绪强烈的州。辛辛那提和蓄奴州肯塔基州仅有一河之隔，郊外是星罗棋布的大农奴主种植场。婚后斯托夫人在那里生活了18年，经常接触逃亡奴隶。她自己也亲自去过南方，目睹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后来还将自己的家作为帮助南方奴隶逃亡的中转站之一。

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1811.6.14-1896.7.1)，美国作家

从1851年到1852年，斯托夫人开始为华盛顿特区的报纸《民族时代》撰写连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南方黑奴受到非人的待遇。小说第一年就卖出30万册，翻译成超过40种文字，大大促进了北方的废奴情绪。以至于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初期，当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曾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南方的奴隶主却也因此对其恨之入骨，诋毁斯托夫人歪曲事实，其小说是幻觉的反映。一开始，《汤姆叔叔的小屋》还能在南方的书市自由出售，但很快成为禁书，拥有这本书甚至会影响自己的人身安全。面对这些攻击，斯托夫人又云淡风轻地发表了一篇《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的文章，列举了大量文件和证据，以强硬的姿态让奴隶主求锤得锤。

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中写道“战争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参与还是记录，战争都将女性排除在外，这被认为是无需省察的真理。然而就像《纽约时报》著名战地记者格洛瑞亚·爱默逊所说，女性战地记者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男人从心底还是迷恋枪炮与军装的孩子”。

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自二十八岁采访西班牙内战开始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美国作家，上世纪第一位女战地记者

二战时，盖尔霍恩与海明威一起为《科利尔周刊》提供报道。作为著名作家，海明威获得特许权，随军报道诺曼底登陆，盖尔霍恩却只能自己想办法，她和一艘停靠在英格兰的医疗舰交涉，说她想做一篇关于护士的报道。得到许可后，她一上船就径直冲向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直到起航。这已经是第三艘试图横跨海峡的医疗舰，前两艘都被水雷击沉。

从最终发回的报道来看，盖尔霍恩细致地描写了这次进攻的代价，尤其是伤员的情况，反思战争的非人道。除了本职工作，盖尔霍恩还在枪林弹雨里主动上岸协助过抬伤员，但在文中完全隐去了自己的存在。

另一边的海明威则在自己的文章中夸夸其谈他对于诺曼底登陆作战成功的重要意义，他是如何指导军官完成了这次战役，尽管事实上虚张声势的海明威根本就没有踏上诺曼底一步，仅仅在船上完成了一次跟团游。

婚姻这块绊脚石已被我一脚踢开：坚强自立的姐姐们

1928年10月20日，大雨，伍尔夫受邀去剑桥大学就“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在回答“一个女人要如何才能自由”的命题时，伍尔夫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要有钱，二要有自己的房间。在公用起居室写了一辈子爱情小说，却一辈子没结婚的简·奥斯汀要是能看到这场演讲，肯定会激情转发。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对女性作家来说，婚姻简直让人当场去世。

与张爱玲齐名的作家苏青生于浙江宁波一个书香之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却也从外婆和母亲那里耳濡目染：女人需要隐忍。1933年，苏青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一年后就为了和青梅竹马的丈夫李钦结婚而退学。因为连生了四个女儿，苏青的婚姻摇摇欲坠。1935年，为了抒发苦闷，苏青第一次拿起笔写作了散文《产女》投稿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

苏青（1914-1982），原名冯和议，中国作家、剧作家

一次因为苏青要钱买米，李钦抽了她一巴掌，还讥讽她“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苏青一气之下就此离婚，还写了篇文章《论离婚》，受到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赏识。这不禁让人怀疑，苏青结婚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积累素材。

在当时的上海，女人要么被人伺候，要么伺候别人，苏青却选择最难的一条路，靠自己养活自己。因为辍学找不到好工作，她就先靠写短篇稿件赚快钱。有了一定积蓄后，她开始连载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收到上海市民追捧，合集出版后一直印到第36版。

自己一个女人当作家还不够，她又一手创办了首家完全由女性支配的《天地》杂志，一人身兼数职，胡兰成、张爱玲、纪果庵都后来成了《天地》杂志的常客，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一巴掌开始的。

男性作家从来不会被提问如何在写作与父亲的角色中取得平衡，但这却是每一个已婚女性作家都不免要碰到的问题。去年辞世的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解释自己每天清晨开始写作的习惯，因为孩子熟睡后，天亮之前，这是一个单身母亲唯一的闲暇时间。尽管如此，她仍然认为，离婚而有孩子是非常棒的解放。

托妮·莫里森（1931.2.18-2019.8.5），美国作家

年轻时的莫里森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黑人女性，更是处于边缘之边缘。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说我是一个作家，是困难的。事情几乎就像是你需要写作的许可似的”。莫里森对于讲故事的痴迷源自祖母阿黛丽娅·威利斯，莫里森在1981年出版的小说《柏油娃娃》的前言中这样描述祖母:“她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可以坚持完成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让我们忘记疼痛和水痘；冲破沉闷，给我们揭露了一个迷人的世界。”

虽然莫里森的童年被非裔美国人的民间传说、音乐、仪式和神话包围，从康奈尔毕业后，她并没有成为一个女作家，而是去了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德华大学任教。在霍华德大学任教期间，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牙买加建筑师哈罗德·莫里森。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六年，1964年，莫里森选择离婚时，第二个孩子还在肚子里。离婚后，她辞去了教职，在纽约锡拉丘兹的兰登书屋担任图书编辑，这是她当时能走到的离文学最近的地方，毕竟她已经是小说部门的第一个黑人女性高级编辑。为了对抗离婚后的孤独，她开始写作。

因为要抚养孩子，莫里森无法全职写作，无人打扰的清晨，下班回家堵车的路上，她抓住一切时间写上几笔。五年之后，她挤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最蓝的眼睛》，她没有使用自己的本来名字克洛伊·沃福德，而是用了笔名托妮·莫里森。这是她和丈夫仅剩的联系，不过多年以后，这让她一度十分后悔。

成了作家以后的莫里森还是如往常一样忙碌，但她已经知道“我再也不会把我的生活、我的未来托付给男人的随心所欲了，公司里的或是外面的任何男人。他们的判断跟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再也不会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