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街头时尚：牛仔裤革命
1950年代末期的阿美横町虽然已不再是黑市，但依旧相当混乱。拥挤的人群在数百个摊位之间穿梭，这些摊位贩售的是腌菜、鱼、偷来的旅馆用品、走私违禁品、半合法水货商品，以及从美军福利社非法取得的奢侈品。Maruseru的老板桧山健一发现，转售美军服饰和丸尾等厂商生产的美式工作外套和长裤，有相当丰厚的利润可图。
01
50年代的牛仔裤：独特、稀有与黑市味道
在盟军占领期间，美国军人常以旧衣物当作付给潘潘女的报酬，而非给现金，这些妓女再把衣物拿到阿美横町的Maruseru等商店卖掉。桧山健一发现，许多女孩都拿着褪色的靛蓝色工作裤来卖，谣传那是美国监狱囚服的下半部。造访过美军基地的人都知道，士兵不执勤时往往都会穿那样的裤子。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桧山健一就昵称那是“美国大兵裤”。
到了1950年，美国大兵裤的业绩就占了Maruseru店内过半的销售额。桧山健一的太太千代乃在1970年告诉《朝日周刊》：“我们用一条300—500日元的价格买进，再以3200日元卖出。牛仔裤实在抢手，一到店，还没贴上价格标签就已先卖光了。”当时的男性长裤大多是羊毛材质，而棉制的美国大兵裤其实更适合在温带气候的日本穿着。在战时日本国民服和美军制服都是卡其色的情况下，蓝色也显得相当突出。如作家北本正孟所说，牛仔裤闪耀着“胜利的蓝色光芒”。
到了1950年代初期，阿美横町商店的二手美国大兵裤买卖已经发展得十分火热，但日本人买不到新裤子。唯独一个人例外，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精英官僚白洲次郎。这位长相英俊、曾就读剑桥大学的商人兼外交官，最初是1930年代末期在旧金山生活时发现了牛仔裤。他在战后担任促进美日政府关系的重要推手，也因为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熟识，他能从美军福利社买到一条全新的Levi’s（李维斯）501牛仔裤。白洲次郎表面上是要在修车时穿这条牛仔裤，但到头来，连日常生活也都穿着。1951年，他为了与美国签署和平条约而登上一架飞往旧金山的班机，登机后，他立刻脱掉西装，随后整个航程都穿着他的Levi’s牛仔裤。一名摄影师在1951年拍到这位头发灰白的绅士轻松自在地穿着他最喜欢的服装，于是全日本都知道了他对牛仔裤的热爱。
穿着Levi’s牛仔裤的白洲次郎，1951年（ © 片野惠介、滨谷浩档案）
白洲次郎所穿的崭新牛仔裤与Maruseru卖的破烂补丁牛仔裤形成了强烈对比。于是，牛仔裤在日本开始出现双重身份——既是独特、稀有的精美服饰，同时又隐约带着黑市味道的三流特性。这种二元性在1950年代初期依然持续着，当时东京涌入了新一波来日本休假的美军。这些士兵摆脱军服束缚，身穿磨损的牛仔裤、衬衫式外套、原色的V领羊毛衫、白袜以及乐福鞋，出没在东京一带。虽然看起来时髦有型，但外国军人喜欢在东京奇怪区域游走的倾向，让牛仔裤的名声更加复杂。
因为出现在东京的美国人，以及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与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电影卖座，牛仔裤在1950年代中期彬彬有礼的日本年轻人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认同感。阿美横町出现新商店，会取Amerika-ya或London这种店名，专门销售牛仔裤和二手军品。只可惜，美国牛仔裤不适合日本人的体型。那些裤子是做给身材壮硕、双腿修长的美国人穿的。Maruseru的顾客若是有兴趣，只能祈祷有体型相符的美国人会把旧裤子拿来此处卖掉。
1957年，日本政府开始放宽对进口服饰的限制法规，开放海外二手衣的正式贸易。消息一传开，东京二手商品零售商荣光商事的高桥重敏立刻搭机飞越太平洋，在西雅图郊区的一座洗衣厂买下两万条二手牛仔裤。那一批牛仔服饰是首批大规模进口至日本的美国牛仔布服装。高桥重敏带着“战利品”返国后不久，日本官方甚至进一步松绑，允许民间进口新服装。他随即又搭机赴美，带着一纸经销八万条全新Lee牛仔裤的合约回来。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大石贸易也签下一笔交易，每个月进口三万条Levi’s牛仔裤。
这两份合约让真正的美国牛仔服饰涌进日本，二手服饰店也期望顾客能来店购买正统的美国牛仔裤。然而日本消费者反应冷淡。他们喜欢质地柔软、褪色后出现多种颜色、刷白过的牛仔服饰。新牛仔裤的布料僵直坚硬、颜色深，而且穿起来不舒服。
《Men’s Club》杂志上的进口美国牛仔裤，1963年春季（提供：妇人画报社）
早期牛仔裤的售价昂贵，只有年轻演员、狂热的艺术学生，以及有钱人家出身的叛逆青少年才穿得起。在战后的日本，牛仔裤对蓝领工人而言太贵。不过，牛仔裤的舶来品地位仍抵消不了它们与“十恶不赦之徒”的关联感。时尚评论家出石尚三在1950年代还是个中学生时就穿牛仔裤，他记得：“大家都想穿，因为牛仔裤让你看起来像个亡命之徒。我不会真的去做什么坏事，但大家看到我都会说，坏小子来了。”
02
60年代：日本牛仔裤本土品牌的兴起
丸尾服饰在1964年年底决定踏入牛仔裤生产领域后，柏野静夫到Maruseru买回一条美国牛仔裤分析研究。他苦思着布料上一个奇怪的细节：蓝色的棉线并非从头到尾都染上色。相较于其他染料，靛蓝染料更不容易渗入棉线核心。所以工业上的靛蓝染往往会在线外圈周围构成一个蓝色环，中心则仍维持白色。不过，正是这个缺点让牛仔裤带有独特美感。一旦长期穿着磨掉靛蓝色后，没染到色的棉花就会冒出来，形成富有表现力、层次微妙的褪色层。
柏野静夫自行采用一种类似水手布的轻量材质来制作丸尾的牛仔裤，但桧山健一却对他咆哮：“不行，绝对不行！你得好好想一想，想办法做出和美国制牛仔裤一模一样的裤子。”丸尾别无选择，他们得从美国进口布料。
通过官方的私下渠道，柏野静夫听说曾进口Levi’s的大石贸易刚取得独家进口美国牛仔布料的权利。丸尾服饰便与大石签约，在日本西部生产与销售坎顿牛仔裤。尽管丸尾热心的裁缝们努力制作牛仔裤，她们的三菱和重机牌缝纫机却一针都缝不进这种质地坚硬的布料。丸尾的老板换掉车针，试着用不同的缝纫方法，缝针还是刺不穿硬挺的坎顿布料。经过一番研究后，尾崎小太郎从美国订购了一批二手的于仁（Union Special）缝纫机。工人这时才明白，他们需要另一组专门的材料：缝合牛仔裤的橘色线、对牛仔裤耐穿性甚为关键的铜铆钉，以及裤裆处的钢质拉链。
1965年年中，丸尾以坎顿为品牌名，生产了它的第一条牛仔裤。柏野静夫和大岛年雄走访各个零售商，却和前一代进口商碰到了相同的抗拒态度——日本顾客讨厌原始牛仔布的质感。尽管和美国进口的二手货高得吓人的售价1400日元相比，这些新牛仔裤只卖800日元，但二手裤的销售量还是全新牛仔裤的十倍。
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牛仔裤预先洗过一次，让布料变软、褪色。然而，奋力操作一星期后，洗衣工厂的机器竟全数故障。柏野静夫试图以两倍工资将这份工作外包给附近一家洗衣厂，但靛蓝染料却差点毁了洗衣机。为了安抚愤怒的洗衣厂老板，丸尾服饰买下所有洗衣机，摆在自家大楼内所有可放的角落。
此时，丸尾的缝制厂也兼作洗衣厂。等到机器无法负荷逐渐增加的产品量，员工就把牛仔裤放进后院装满水的沟渠里，再挂到壁架和吊杆上晾干。丸尾的“一次水洗”牛仔裤销售开始有了起色，但若要完全取代岌岌可危的制服生产事业，这家公司得将美国大兵裤的小众市场变成广泛的消费潮流。同为冈山人的石津谦介的成功故事，鼓舞了丸尾服饰将客群直接锁定在年轻消费者身上。此外，丸尾的大岛年雄相信，常春藤风格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市场良机：“美国人在校园里穿牛仔裤的机会多过卡其裤，但VAN只卖卡其裤。”在一次友善的聊天过程中，石津谦介告诉柏野静夫，他们应该先设法说服位于新宿、作为东京时尚指标的伊势丹百货进货。
后来与伊势丹采购进行的会议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采购人员对丸尾的一次水洗牛仔裤十分惊讶：“这些裤子已经下水洗过了？伊势丹只卖全新商品啊！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会议结束时，采购人员更嫌恶地将那条裤子扔在地上。被轰出伊势丹之后，柏野静夫又试了伊势丹的竞争对手西武百货，然而西武的采购人员对于贩售预洗过的牛仔裤也有疑虑。对于展售一款通常是在肮脏、昏暗的二手美军用品店贩卖的产品，他们同样踟蹰不前。
丸尾服饰为了迎合百货公司，便着手成立一个原创牛仔裤品牌。他们说服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科恩·米尔斯，把所有破裤子、零码布和工厂瑕疵品寄给他们。等货源稳定后，他们绞尽脑汁想取出一个响亮的名称——“Little John”。但他们不想嘲弄老板150厘米高的矮小身材，便改用“Big John”。这个名称听起来像是地道的美国品牌，让人联想到美国总统“大约翰”·肯尼迪。
1968年Big John牛仔裤的早期广告（左）和销售标签（右）（ © Big John）
1967年，丸尾服饰首度推出直筒、防缩水的Big John M1002牛仔裤。裤子上附的纸标保证它是“正统西部牛仔裤”，还印有一个男人被竞技牛甩下来的图案。
在大多数日本年轻人眼中，Big John牛仔裤就像是从美国西部边境走私进来的，至少在形象上是这样。市场立即出现强劲的销售表现。西武因为引进这个产品线，成为日本首家销售牛仔裤的百货公司。先前姿态颇高的伊势丹在几个月后致电丸尾服饰，羞怯地要求贩售预先水洗过的Big John系列商品。
由于价格合理，日本年轻人开始抢购Big John牛仔裤。但在1967年，东京大部分的时尚青少年都热衷于那个年代的两种流行造型——美国常春藤和欧陆风格。如果要让牛仔裤像掀起热潮，丸尾服饰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品牌名称，还需要一场革命。
03
60年代：“在激烈表现年轻人的力量时，牛仔裤是最理想的穿着。”
日本当时最庞大的反主流文化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青年行动主义在1960年首度大规模爆发，数十万人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前，抗议美日安保条约。那几年，精英大学校园里有数十个左派学生团体成立。马克思主义派系涌上街头与警方对峙，成员身上带着武力棒，偶尔还有汽油弹。在几次小规模冲突后，学生运动在1967年10月8日全面展开。当中最知名的就是简称“全共斗”的全学共斗会议占领东京大学内的安田讲堂，时间长达整整一年。
新宿在周六夜里成为政治示威的场所，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与防暴警察的对抗。这些现场弥漫催泪瓦斯的冲突，加深了该区域堕落的名声。新宿长期以来都在和银座竞逐东京夜生活乐园的宝座，只不过银座充满西欧风情、耀眼夺目，新宿却显得晦暗，隐约散发着一丝俄罗斯情调。1950年代，新宿的酒吧成为日本“垮掉的一代”和存在主义者的大本营，到了1960年代中期，当地小巷里现代爵士乐和情色俱乐部林立。随着迷幻药运动的信息从海外传来，这里也陆续出现数十家地下酒吧，而且取了“LSD”和“Underground Pop”等名称。
到了1967年，新一批叛逆青年攻占了新宿火车站东侧——他们是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被称为“疯癫族”。他们没有参与抗争，而是直接休学，坐在被称为“绿屋”的灌木丛周围，向朋友要烟抽，下午则在树丛里幽会。如果需要钱，他们会偶尔打打工。由于日本没有LSD，大麻也罕见，大部分疯癫族就把处方药混着吃——安眠药、镇静剂，以及痛经止痛药等。
《纽约时报》曾经指出：“据说所有的疯癫族都是专业的情色舞者。”要不是日本有另一批嬉皮士，我们很容易会把疯癫族归类为“日本的嬉皮士”。
在这两个团体的鼎盛时期，每天晚上都有2000名麻烦的青少年群聚新宿车站。正统嬉皮士只占该区年轻人的两成左右，不过，每个周末都会有通勤族从外地加入，这些人只有抵达车站后才会变身为破烂状态的疯癫族。插画家兼青年文化史学家小林泰彦解释：“大部分日本嬉皮士还是得遵从社会习俗。很多孩子只会在特定的区域当嬉皮士。他们跟朋友在一起时是嬉皮士，但在到达现场之前，看起来都很正常。”
尽管处于社会边缘，新宿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却深深影响了那个年代的日本街头时尚。牛仔裤是这些叛逆族群的共通点，也得到最多注意。时尚评论家卜部诚曾写道：“在激烈表现年轻人的力量时，牛仔裤是最理想的穿着。”疯癫族和嬉皮士都向美国同类学习穿着——T恤、肮脏的牛仔裤，以及凉鞋。
日本反主流文化运动始终没有壮大到美国那样的规模，但是作为文化先锋的角色，新宿运动让年轻人摆脱了整齐、直挺的卡其裤，改穿粗犷简便的服装。政治与文化反叛扩大了牛仔裤的市场，牛仔裤销售量从1966年的200万条增加到1969年的700万条。
1968年10月，学生在新宿车站的铁轨上示威抗议（ © 时事通信Photo）
反主流文化运动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殃及常春藤风格，让它在日本遭受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攻击。常春藤风格在经历过象征青少年不良行为的那些年后，已经开始代表传统时尚。一如贞末良雄所解释的：“常春藤最终变成‘家长会时尚’，因为那是你父母最放心看到你穿的那种服装。”即使是将常春藤风格引进日本的那些人，此刻也重新思考他们与这种风格之间的关系。
黑须敏之曾经说过：“我开始穿常春藤时，它是反建制派的服装。可是接着美国——常春藤的典范——走偏了，我再也掩饰不了我的失望之情。”
丸尾服饰原本希望支持美国的青少年会购买牛仔裤和卡其裤，但到了1960年代末，青少年认为牛仔裤是对抗常春藤风格最强大的利器。讽刺的是，日本年轻人进行反美霸权行动时，身上穿的竟是有史以来最具美国特色的服装。尽管这一现象显然非常虚伪，但也没有人敢回归传统日本服装，而服饰业早已将欧洲服装定位为比美国东海岸时尚更优雅也更中产阶级。到了1960年代晚期，日本社会只提供年轻时尚的两种极端——整齐斯文的常春藤和邋遢蓬乱的嬉皮士，而经典美国风格则被排除在两者之外。
新宿的日本嬉皮士，1969年（ © 每日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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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成为主流，与狂热团体划清界限
嬉皮士与左派开创了日本第一个重要的牛仔裤市场，但若要成为主流，达到真正的成功，牛仔裤必须建立一种能与狂热团体划清界限的地位。Big John和其他品牌相当幸运，日本的青年反叛运动在1970年代初期戛然而止。部分原因是警方的强力镇压。1970年2月，执法单位在一次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行动中逮捕了摇滚音乐剧《Hair》的所有日本演员，罪名是持有大麻。接着警方扫荡新宿的“绿屋”（Green House），剩下的正统嬉皮士则逃离东京，在一些荒岛上建立自己的社区。
1971年一场摇滚音乐节上的日本嬉皮士（ © 共同通信）
极端的文化与政治元素消散，使得较温和的1960年代美学——便装、务实、回归基本——得以赢得大众喜爱。牛仔裤获益最多，它在1971年的销售数字十分惊人，高达1500万条，1973年更跃升至三倍，达到4500万条。那么多的牛仔布料连接起来，足以从地球来回月球90次。其中成功的关键是喇叭裤。男生穿起直筒和剪裁合身的裤型最好看，但喇叭裤管男女皆宜，牛仔裤市场规模因而倍增。
在富足的1970年代，日本年轻人再也不必将毕生积蓄花在一条裤子上。大多数青少年都能拥有五六条牛仔裤。日本各地的小城镇也出现修改牛仔裤与牛仔服饰的专门店。持续不断的牛仔裤需求为冈山县与广岛县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为靛蓝染坊、棉花工厂和纺织业注入新生命。每个2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需要牛仔裤，而此时日本市场已能自给自足。多样化的牛仔裤市场也使刷白款式的需求量提高，进而在儿岛催生出一个刷洗、漂白与熨压原始牛仔布料的新产业。
讽刺的是，日本社会完全接受牛仔裤的最终障碍，竟然来自一个美国人。
1977年5月，56岁的大阪大学副教授菲利普·卡尔·佩达（Philip Karl Pehda）斥责课堂上一个穿牛仔裤的女生服装不雅：“那个穿牛仔裤的女生给我出去！”离开教室后，那位女学生提出正式申诉，指控这位顽固的教授，质问校方为何男生可在校内穿着牛仔裤，而女生不行。这起所谓的“牛仔裤争议”占据了当时全日本媒体版面数星期。佩达在自己固执的反牛仔裤立场上毫不退让，《日本时报》便引用了他的一些说法，例如“女人应该当一流的女人。穿牛仔裤来上课的女人就是二流女人”。在这些观点上，这个美国人孤掌难鸣。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支持年轻女学生穿牛仔裤，日本各地的学校也纷纷修订自己的正式服装规定，允许女生穿牛仔服饰。在牛仔裤首度进口的二十年后，以及Big John推出的十年后，知名的美国牛仔裤正式成为全日本民众的日常衣着之一。
本文节选自
《原宿牛仔》
作者: [美] W. 大卫•马克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副标题: 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
原作名: AMETORA
译者: 吴纬疆
出版年: 2019-7
编辑 |_童_指杏花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