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的穿衣往事

生于80、90年代甚至是千禧年的人们，都知道老一辈曾经历过艰苦的岁月，那份艰苦给他们遗留了很多我们没有的习惯——吃穿用度都分外节约。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几乎从不浪费粮食，穿着分外简朴，或者被年轻人所调侃的“奶奶要为破洞牛仔裤打上补丁”。

其实在上个世纪，不仅“粮荒”是一道难题，“布荒”也同样令人困扰。经济的匮乏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审美观念，比如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因此“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历史学者金雁回忆了上世纪60-70年代间的“穿衣”往事。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袜楦子”“布票”“供销社”“的确良”是再常见不过的名词，而对于如今常“剁手”的年轻人来说，它们却分外陌生。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来限制需求的手段试图保障供需平衡。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细算，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布荒与“借裤子”的尴尬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性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五月份，再扯去里子当作单衣，如此能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换作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早烂成梭梭布条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显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襻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指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西，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袜楦子”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质量的好坏只凭一条，就是“结实”程度，基本上没有“美观”的空间，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1967年我十三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一条换洗的而已。有一次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裤子穿，等她自己的晾干了再还给我。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常有的事，但是那天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住臀部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把裤子递给等在门口的小伙伴时，就听到她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而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也愣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埋怨我说：“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着急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说当时有事情来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因为室内光线暗，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因为“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虽然我们没有达到衣不蔽体的程度，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短缺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

八仙过海显神通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的人家盖“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烙熟了这面再反过来烙那一面。

“毛毡”

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小学时候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下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毛毯。（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和毛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大学毕业生是一年可以挣十二条毯子的“毛毯人”。）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从教工宿舍里分给我们一个十五平方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我先生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由于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全都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一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心痛得她一夜辗转反侧自我责备。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棉绸之类物品，大家就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要凭购物本供应，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

布票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有些“潜力”可挖。比如有人会反复使用缝被子的棉线；男孩子洗脸基本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物本，把几家人的棉线供应集中染色以后编织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织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希望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类用品历史也很久远。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而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料，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只有像我姥姥那样早年“富贵过”、家里又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人，才能分辨出“绫、罗、绢、绸”各有什么不同织法。

毛纺织品的牢固性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且需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毛料衣服还有一个缺点是容易遭虫蛀，所以但凡喜庆节日里，大人们翻出的压箱底的毛料衣服上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1964年母亲花费一百二十张工业券和一百五十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两年积攒下来的成果，为的是省下布票给我们用。

“臭美妞”与“臭美事”

那时候，大家的穿着都是一样的“蓝蚂蚁”，小姑娘顶多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绳”扎辫子，来体现一下“色彩”。有个阶段流行起了“一尺布翻花样”，即一尺布可以做书包、可以做裤衩、可以做胸衣、可以做假领子。处于豆蔻年华“想美”的我们都很想实践一下，软磨硬泡从大人那里各自讨来一尺布票，买来花花绿绿的布在一起制作。别人做的书包、裤衩都很成功，唯独我做的胸衣腋下和前胸的“弧度”裁剪不好，再加上我不懂得贴边另裁的道理，成品皱巴巴的，穿上比不穿更难受。

于是不停地试不停地改，越做越丑，不伦不类地挂在肚脐上面，既不像背心又不像胸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改到最后，剪碎的布片片只能用来做沙包和给洋娃娃做衣服了。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失败的DIY。后来我还做过假领子，也不是很成功。也许我选择的恰好是衣服的两个难点部位。

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有合成纤维制品供应，因为下垂感显著，俗称“抖抖料子布”，虽不要布票，但是价格比棉布高。街上的孩子们都知道“穿着抖抖布，一定是大干部”。70年代初，我们所在的县城商业门市部第一次有的确良女衬衣到货，一共有三款颜色：粉红、豆绿和浅灰。这种不要布票的新品种衣服色彩艳丽、挺括平整，据说又薄又耐穿，不用烫，不褪色，容易洗，干得快，不走样。因为价格比普通的平纹布高两倍，大家是看的多买的少。

影片《庐山恋》中，男女主人公身着的确良衬衣

妈妈仍然决定“不惜血本”给我买一件，最后我选中了豆绿色，也算开一时“洋气”之先。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比女伴们多一件的确良衬衫，虽然有“不艰苦朴素”“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嫌，心里仍然美美的。有时候在井边遇到挑水的小孩，他们会故意把水洒到我身上，然后大喊“的确凉”，以讥讽我的穿着与大家不同。住在天津的姥姥有时也会寄一两件式样别致的成衣来，穿出来在小县城里显得既另类又新颖，很是扎眼。

吵架风波

1972年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离县城四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本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被分到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了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的划分里面最重要的组，其余四个组是食品、百货、鞋帽、针织。最重要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1949年以来，所谓“两白一黑”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两白”即白布，单价0.285元；白面，单价0.19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都是取整到“分”，所以不上算盘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到货的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

供销社布匹组

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因贪污罪自杀的人有很多，所以布匹组对人员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要体力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要脑子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是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集中于这一处地点，所以逢集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早上九点钟开门，七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挤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三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扒拉几口。有一次我的小辫散了都没工夫绑，就一直散着到下班，头发上还沾了很多棉絮，大家都说像鬼一样。我们用的一米的长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在布上划一个小口，两手食指和中指卡住布，双手用力展开双臂就可以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会把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我一个逢集日里要做成百上千个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得连碗都端不住。

体力活都是小事，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卡其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概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由于短缺严重，尺寸问题有多么重要。

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卡其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但这批到货可能因为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因此整批布正常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棉布有伸缩性，一米布拉直和平铺之间大约会有1—1.5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较高，结果十人当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

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其中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带来的“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

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面前，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应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售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高兴了学生娃。一问才知，原来大人购来想给自己做衣服，结果由于寸头紧和缩水的原因，都改给孩子们做了。

只此一家的买卖散了

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种粮的土地面积，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进口化纤生产设备。很快，不要布票的“的卡”“涤纶”之类的化纤纺织品种类多了起来，引发了人们在“穿衣”上的革命。1974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去兰州大学学习俄语之后，还回过一趟原来的供销社，棉布的紧俏状态已有所缓解，成衣制品也开始多起来了。1978年以后农村市场开放，1985年继之取消统购统销，票证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

80年代的中国姑娘

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垄断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供销社成为鸡肋，面临着三个不承认：农民不承认它是“合伙人”组织，说“合作社不合作，联合社不联合”；政府不承认它是国有企业，命其自负盈亏；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自己是群众性经济组织，觉得国家任其自生自灭。用我们那里职工的话说，就是“用着了搂到怀里，用不着了推到崖里”。脑子活泛点的，赶紧自谋出路。供销社原来的同事有的自己出来“单干”了，上广州下江南到处批发组织货源回来销售，我笑称她是“一个人的供销社”。她对我说，供销社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吃皇粮、只此一家”的买卖再也没有了。

现在人们的穿着已经在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网购更是不受地域和付款方式的限制。对那些买衣服买到要“剁手”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听着就像天方夜谭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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