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黄巷葛家：葛兆光先生的家族史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一

从籍贯上说，我是福州人，虽然我出生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兴填籍贯，所以我填表也好，办护照也好，各种证件上都写的是“福建福州”。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从小在福州长大，虽然大半生在上海、北京、天津和贵州打转，但终究叶落归根，近退休的年龄从贵州回到福州。一直到去世，一辈子操着浓重福州风味的普通话，他算是真的福州人。

葛家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黄巷里，有一处老宅。在现在福州的各种坊巷志或者旅游书里，都把它叫做“葛家大院”，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就是我的老家。我父亲一直很得意地对我们说，葛家大院原来的大门口，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丹井传家远，黄楼卜宅长”，用了东晋道教中人葛洪的典故，说明这是葛家祖上传下来的。但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宅最早是不是葛家的，也许，在我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时买来的，我父亲曾说，早年葛家大院的大门上方还悬挂了“中宪第”，二门还挂有匾额上书“会魁”二字，可我一直没有查出葛家哪一代有这么好的科举功名。所以，我怀疑这个院子原本是别姓的，只是葛家后来买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各种书里，它都叫“葛家大院”。传说中，它还是唐代一个叫黄璞的文人的旧居，传说晚唐黄巢闹事，大军越过仙霞岭，打到福州的时候，因为尊敬黄璞是读书人，下令不得焚烧这里的民宅，它才得以保存下来。但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想象，几分编造，谁也说不清。葛家大院毗邻另一个清代名人梁章钜的故居，两个宅子中间有一个“黄楼”，但长期以来，为了黄楼究竟应当归属谁家，葛家和隔壁争执了很多年。

老宅过去确实是阔气过的。据说，左右两边原来好几大片宅子原来都是葛家，院子里有七口井，一处池子，俗称“七星八斗”，花厅也有山石叠成的假山和雕梁画栋的亭阁，还有一处不小的水池。不过，1979年我第一次回到福州老家的时候，那个大院已经破败不堪，穿过原来很不错，可已经瘦身再瘦身的天井，七八家人已经把这个有些历史的老宅，分割得七零八落，原本有假山亭囿小池的花厅，也早已经堆满杂物，上面瓦间漏水也望见星星，下面则晴天满是晾晒衣物雨天满是接水锅盆。一直要到政府想发展旅游，重建三坊七巷作为旅游的景点，这才重修了大门，今年（2013）夏天我回去看的时候，原来很破败的大门，突然变得很古雅堂皇，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二

更有趣的是，在福州一些旅游书上，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传说，就是葛家出自古麻剌朗国。古麻剌朗国倒是真的，《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说，“古麻剌朗，东南海中小国也”，据说，大概位于现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中国派了中官张谦去传达天朝诏令，海道遥远，张谦大概在那里待了三年。永乐十八年（1420），麻剌朗国国王幹剌义亦奔就“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永乐皇帝就给了他们如同苏禄国王一样的待遇，为他们颁赐了印诰、冠带、仪仗、鞍马等。可惜的是，这个国王回国路上生了病，永乐十九年（1421）便死在福建。于是，随同诸臣便留在福州为其守丧，因此寓居在福州，成了这一方人氏，传说中的葛家祖先就是陪臣中的一个。这原来是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不太清楚，记得当年福建电视台也来采访和拍摄过葛家，也许，是因为黄巷这里所谓三大姓“毛、萨、葛”都算是外来人口？萨家过去就是蒙元时代的色目人，传说祖上是雁门萨都剌，元末迁到福建。毛、萨、葛都是以前地方志里应当归入“流寓”的那一类人。不过，现在为了发展旅游，杜撰噱头，说这里曾经有过中外交流史上的“遗迹”，所以以讹传讹，我们也只能“假作真时真亦假”，随它去了。

葛家究竟来自哪里？过去，连我父亲也说得不太清楚，但没有疑问的是，葛家原来应该住在福州城外的洪塘国屿一带，我父亲晚年给我写信，说他小时候曾经去国屿的葛家祠堂参加过祭祖。1990年代那里大兴土木，要把过去的坟茔拆掉，曾通知葛家去迁祖坟，我二伯匆匆赶去，一块大碑已经毁坏，另一块小碑很幸运地保存下来，这是一块清代康熙年间的石碑，约高八十公分，宽五十公分，篆文题额为《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有了这块碑，我才把祖上的历史渐渐解开。

三

《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碑文，是一个叫翁煌的人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撰写的，篆额的则是另一个叫林文英的，而书丹的则是自称晚生的蒋晟。据这位翁先生写的碑文说，蔚庵先生也就是我这个祖上，叫做葛焕（1647-1702），字子章，蔚庵是他的别号。给他撰文书丹篆额的三位，我没有专门去考察过，不过，看来都有些功名，但我的这位祖上蔚庵公，却好像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根据碑文记载，虽然他的祖先也曾在明永乐年间中进士并督学山左，但后来的子孙却很难跨过科举那道“荆棘之门”，蔚庵公也只是“少攻儒业，卒入成均”，并没有中过进士，据《福州侯官县志·耆旧录》的记载，只是一个监生而已。他可以被写出来夸耀的事情，主要是在当地作了一个有力量的乡绅和有道德的典范。据说，他“素好行善，闻人有义举，必心羡之，曰彼何幸，乃得好事行之？常出镪，为人完聚骨肉，匪直匍匐救丧而已。遇后生寒酸，出贽礼，劝之卒业，往往因而成名”。按照翁煌碑文的说法，“闽中盐政，不至大坏，实先生力也”。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乡间儒生的善行，与福建的盐政坏不坏有什么干系？不过，他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乡绅，经营了洪江江山也就是国屿那一个葛家的基业。据说，他为了家族，先购买了“烝尝田”以防万一，也建造了七世坟地，把两百年来的家族坟地整饬一新，他又害怕老人寂寞，特别在城里买了夏屋，“迎奉入城色养”，不知道这个“夏屋”是不是就是黄巷的这一片老宅，如果是，那么这个宅子姓葛，至少也有三百多年了。

碑文里面说到，蔚庵公的先人讳回公，“由永乐进士，督学山左”，既然中过进士，似乎不像是从古麻剌朗国刚刚来的外国人，看来我们追溯上去，还是中国的读书人。一直到蔚庵公葛焕，仍然是“雅喜读书，款延师傅，训诲子侄”，后来，我父亲那一代葛家人，也曾延请了一个本家叔叔作私塾老师，从小就读四书。看来，“丹井传家远”，不是因为信了葛洪炼丹，而“黄楼卜宅长”倒是因为奉了孔老夫子，能读书的缘故。

四

按照碑文的记载，蔚庵公葛焕，先娶陈氏，续弦王氏，共生有子六女三，陈氏孺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大粱，蔚庵公去世的时候是“郡廪生”，次子大埏，那时是“国学生”，三子经邦，那时是“郡庠生”，都算是读书人。王氏生了三个，叫大培、大疆、大超，大概蔚庵公去世的时候还小，碑文中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二伯曾经问我，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间都用了个“大”字？为什么老三又偏偏名字又不用“大”字？我也讲不清楚。不过这以后，大梁一系的葛家，则按“元运开泰，保世滋昌，渊源孝友，欲振家声”这十六个字排辈分，我爷爷是“滋”字辈，我父亲是“昌”字辈，我本应是“渊”字辈，只是到了我这一代，天地翻覆，革除旧习，就再也不按照这个辈分起名字了，只有台湾大伯家的儿子还用这个“渊”字起名儿，而我弟弟葛小佳1990年代给国内写文章时，之所以用“葛佳渊”这个笔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诗经·唐风·葛生》），说的并不是葛姓的“葛”而是植物的“葛”，不过，葛藤覆盖荆棘，杂草蔓延遍野，倒也可以用来形容葛姓一族在福州逐渐生根。据我父亲说，蔚庵公之后支脉繁盛，我们就是长房大粱的后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中国的规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长盛的家族，除了官方护佑的至圣先师孔家之外。以前，潘光旦先生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说嘉兴有长达十几代一直兴盛的家族，代代出人物，这也许是比较少的，潮起潮落，兴兴衰衰，在中国传统时代的乡里很常见。葛家也不例外，蔚庵公之后，虽然家族还算是绵绵瓜瓞，但在仕途上葛家并不太兴旺发达，所以地方志、乡绅录里面也不见记载。

直到我爷爷投笔从戎，当了军人，福州黄巷葛家才好像真的要“重振家声”了。

五

我的爷爷葛滋承（1890？-1952），大概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和蒋介石、毛泽东等是同辈人，都是在乱世浊流里面混出来的。在这个中国社会重新洗牌的时代，人的命运很诡异。生逢世道巨变的人，或者从绿茵而辗转泥途之中，沦落下僚，也可能鲤鱼翻身跃过龙门，一下子成为人上人，全看运气如何。晚清那个时候，福州马尾办过船厂，办过船政学堂，办过最早的大清海军，黄巷的“毛萨葛”三家中的萨家，就因为办海军而出了很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既当过大清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又当过民国初年海军大臣的萨镇冰（1859-1952）。我的爷爷不知道和萨家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远亲不如近邻罢，也作了这个大潮里的一个弄潮儿。1922年，当时的海军总长李鼎新派了杨砥中，在马尾成立海军陆战队的统带部，曾经发展很快，在福清、长乐、连江、厦门都有驻军，到1928年编为两个旅，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据说，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大概二十年代末，爷爷就从营长一直当到了海军陆战队混成旅的副旅长。

这里又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民国那会儿，也许当官需要资历或学历。我爷爷有学历，号称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算起来，和著名的叶挺、顾祝同、邓演达、薛岳，都是同一级的同学。保定军校原来是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在民国初年，名声仅次于黄埔军校，也是赫赫有名，1912年到1923年间共有九期学生毕业，里面出了很多战将。很多年以后，我弟弟在美国教书时，特意去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保定军校的资料，发现确实有“葛滋承”这个名字。可是，听我父亲晚年病榻上的叙说，才发现这是一个颇搞笑的故事。原来，我的爷爷压根儿就没去军校读过书，用他的名字去军校真的读了军事学的，是他最小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四叔公。换句话说，我爷爷用了四叔公的毕业文凭，而四叔公却用了我爷爷的考试成绩。中国这种冒名顶替之风，也许源远流长，不是现在才滋生出来的，难怪以前科举时代考试的时候，有作弊，有枪手，也有小抄。

更有趣的是，四叔公学成文武艺回来，却并没有货于帝王家。他毕业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却压根儿不愿意进入军界做事，原因据说是他发痴一样地爱上了一个女子，就是我后来的四婶婆，为了这个据说很漂亮的女子，他天天呆在家中。这也许可以理解，一方面四婶婆当年可能真的很漂亮，1990年代我在福州还见过她，从她老年时的相貌，也可以想见她年轻时确实很秀气；另一方面，我猜想是保定军校文凭写的是“葛滋承”，我爷爷凭了这个文凭可以当官，四叔公没有这个文凭，在海军就得从下层干起，从小受宠的他也许不愿意吃苦。所以，他就在我爷爷手下当了一个副官，据说是在庇护下吃干饷，根本不去当差，整天宅在葛家大院里面。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爷爷当了官，出钱把黄巷葛家大院又重新整顿一番，弄了好多葛家堂兄堂弟来一起住，就由我奶奶主管家务。顺便说一下，我奶奶叫何红蓉，中医世家出身，在福州也算名门，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我爷爷的部下，这个人叫什么忘记了，后来曾在邱清泉手下当装甲师师长，1949年以后出走香港，辗转台北，最后定居美国，好像这位姑奶奶很长寿，一直到2000年前后，我弟弟还去加州她家去看望过她。在我奶奶的主持下，这个时候的葛家大院，似乎又兴旺起来。

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六

父亲是爷爷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伯，他比我父亲大不少，大学时代在上海学化学。据我父亲说，他上大学时常常出入舞厅，花钱如流水，差一点儿就娶了上海舞女，被我爷爷严厉制止，甚至威胁要断钱断粮才作罢。抗战后期，听说曾经到遵义火柴厂工作过，后来台湾光复，1946年就去了台糖就职。父亲下面有两个妹妹，就是我的五姑、七姑，也都随大哥去了台湾。我奶奶曾经短暂去过台湾，帮着照料大伯一家和两个姑姑，但1948年为了照顾我爷爷，又回到福州黄巷，此后天各一方，一直到死，也再没见过她的这几个子女。他们一直留在台湾，直到1990年代，他们和我父母亲才在香港再次聚首，那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据说，后来我的五姑和七姑到福州郊外去祭拜爷爷奶奶，哭得像泪人一样。

说起来，爷爷的四个子女中，父亲排行是老二，但葛家却用大排行。祖父一辈兄弟的孩子统统混算，我的大伯是老大，老二即我的二伯，却是我祖父弟弟的孩子，所以，后来我的堂兄弟们总是把我父亲叫三叔或三伯。他出生后葛家家境大概是最富庶的，所以，父亲的童年记忆都是欢天喜地，什么过年大吃大喝，什么福州坐大水的时候在天井划船等等。2003年夏天，他胃癌手术住院，我去医院陪护，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他先是读私塾，由同宗一个当过云霄县知县的长辈坐馆，教他读四书，这位私塾先生也姓葛，就是祖爷爷之叔伯兄弟，据说很严厉，但父亲是爷爷奶奶宠爱的孩子，我猜想他当时一定学得不好，常常被打手板心，所以后来改弦更张，去读新式的英华学校，据说，在洋学堂里面，他旧学古文算好的，但是新学即数学和英文却不好，不过，英华学校很有名，总算后来也考取了当时设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可是，父亲上暨南大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暨南大学撤到福建，先在三明，接着在武夷山继续课程。后来，我父亲回忆这一段时光，最喜欢讲那时暨南大学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何炳松是校长，不过，尽管何炳松是中国有名的大史学家，可我父亲并不学历史，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个是他的同学里面，后来有一个当过副总理的吴学谦，但吴学谦后来当大官，同学从来也没有联系过，也没有沾过半点光；再有一个，就是他在福州家里带了不少洋钱出来，出来的时候，怕日本鬼子搜查，大洋都绑在腰上，所以，尽管当时山里的暨南大学伙食极差，但他可以时不时拿出大洋在茶馆里吃鸭子，这倒是真的，也符合我父亲那种老饕性格。我曾经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那时根本没有好好上课，他也毫不忸怩地爽快承认，他原来上的是法文系，但考试总不及格，于是，二年级转上外贸系，改学英文，好容易才毕了业，于是一辈子就干了对外贸易这一行。

七

海军陆战队的差事并不好做，抗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很快就丢了船，海军变成陆军，我爷爷随着部队，辗转到了江西、湖北和湖南。1945年，中国八年抗战总算胜利的时候，我爷爷正在湖南芷江警备司令部任职，曾经亲历了日军投降仪式。不过，那时他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涯，就在湖南倒腾了两车药材，辞去了军职回到福州。也因为这个缘故，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没有参与，1949年后这段戎马历史侥幸没有被追究，直到1952年患病去世，还算平安一生。

可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做事的父亲，却被簸弄到巨变之中。海关原本是常言说的“金饭碗”，可1949年前后他却失业了，生活陷入困境。那时，他已经与我母亲结婚，金圆券大贬值，人心惶惶，据说，那时他为了尽快花掉手里的钱，曾经急急忙忙拿一麻袋纸钞，匆匆地抢购了一件英国呢子大衣。尽管有我外公和爷爷两家作后盾，生活不至于无法维持，但是，他心里却很苦闷烦恼。我父亲原本性格就很不安分，福建人的性格也很勇于冒险，于是，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冀朝鼎的鼓动下，在我出生之前的1949年，就悄悄跑到已经解放的南京，进入共产党的军政大学学习。按照后来中国大陆政府的规定，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即老干部的特殊政策，他也算赶上了这个尾巴，这是他后来很自鸣得意的地方，就好像当时灵机一动，买了一支好股票一样。

不过，尽管他一直很想跟随潮流，但潮流却总是在嘲弄他，一辈子都不得意。后来细细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来他的阶级成分不好，父亲算是国民党军官；二来他娶的是上海资本家女儿；三是四兄弟姐妹中有三个在台湾，也就是说他算“台属”。更要命的是，他结婚时的男方证婚人葛滋韬，也就是我父亲后来常常说到的“韬叔”，居然是军统特务，这个军统特务偏偏又是我爷爷的堂兄弟。后来我才知道，葛滋韬别名徐勉，抗战中曾经在军统的闽南站当过副站长，1948年我父母结婚的前两年，他已经去了台湾，转行办起了经济通讯社，大概那时正好在上海，就代表我爷爷做了男方证婚人。1995年我去台湾访问，还见过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和善老头儿，并没有传说中军统特务那种凶残狡诈和深沉。可1950年代我父亲在向党“交心”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无所隐瞒，便把这个事儿说了出来，没想到这给他带来无穷的后患。尤其是，他还常常口无遮拦地讲一些自觉高明的话，这总让他的上司或上司的上司很不爽，所以，几乎每一次运动来了都不好过，申请入党好些次，党也始终不要他，可每次折腾，却都少不了折腾他，最终是每下愈况，一会儿从北京被下放到定县农村劳动，一会儿从北京被贬到天津当中学教员，最终又从北京被下放到贵州，在贵州东南的一个县城一蹲就是近二十年。

我从出生后，父母去了福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又到了天津，我却一直在上海外公外婆家住，福州黄巷葛家，好像与我没有太多关系。但1957年要上小学了，外公外婆下了狠心，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于是，沿着京浦线咣当咣当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当时在天津的父母身边。从此，福州黄巷葛家的历史，就开始和我的人生交集，我也从此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这个黄巷葛家大院的烟尘往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