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和珅两大佞臣的生前身后事

严嵩、和珅两大佞臣的生前身后事

2020年03月24日 11:39:51
来源:凤凰网读书

“豪门”一词,虽是近几年所新起的,但其事实及其阶级,却是由来已久。孟子“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云云,这“巨室”恰好拿来作今之“豪门”的注脚。

至于豪门的流毒天下,更是古今一辙。而它被政府制裁清算,单是明清二代,就数见不鲜。史书之所谓“籍没”或抄家一部分即是历史上之“清算豪门案”。但其规模之大,当以本篇中所述为最(指明清二代)。其财产清单上所载仅纯金一项,若易为今日之“条子”,其数已足惊人听闻了。

本篇所述的是明嘉靖时之严门(严嵩及儿子世蕃清嘉庆时的和(珅)门和其结局。

上篇

养鸡纵鸡食 鸡肥乃食之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及其儿子世蕃,在张廷玉《明史》中,是列于《奸臣传》中的,说其“济恶贪蒏无厌”,又说其“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世蕃则“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

综观其全传所载,其父子劣迹约如下述:欺君蒙上,独揽要政,植党营私,包庇嬖佞,通谋外寇,贪污好货,鬻卖官爵,诬害贤良,纵子不法,恣情声色,残虐百姓,强夺民物……及私生活之荒淫糜烂。

自来一切权奸之起家,不外能对主子之谀媚蒙蔽,甚至“济恶”。严嵩之最初见悦于世宗。由于当皇帝将加尊谥时,嵩即乘机凑趣奏言,“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这一来,就立下他日后接近君侧,专政弄权的地盘,而且接着又加衔太子太保,赏赐乃与辅臣相埒。宗藩中有向帝请恤乞封的,也得走嵩门路,嵩便要挟取赂。而此后中央政权即被控制在严氏父子手中,且“非嵩无当帝意者”。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乃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时嵩年六十余,而其精神却爽健不异少壮。其间虽也有被皇帝疏远憎厌的时候,然因其擅长逢承,结果终得弥补成功。如当世宗要加嵩以上柱国衔时,他即以似逊而媚的口吻辞谢说:“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主子听得这样几句话,自然逗得“大喜”的了!

反之,如碰到于他不利的事情时,则就用口蜜腹剑的手段,不惜眼泪鼻涕,下跪作揖,向可以为他利用包涵的人,钻营求援,而其居心又极阴狠叵测。如最初他的位置还在夏言之下时,即对言倚而事之,旋因其子世蕃横行公卿间,夏言欲发其罪,于是闻而大惧,连忙赶到言处“长跪榻下,泣谢乃已”。后知陆炳与夏交恶,遂勾结炳以倾言。而一窥及言失帝宠,即假故构言之罪,置言于死地,夏言终至悲惨地被“弃市”了。又如他被西华门门者所阻,不得入内时,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会对泣起来。像这种患得患失,反复诡谲,喜怒无常,而又险诈毒辣,以怨报德的行品,正是一个善于纵横捭阖,玩弄手段的权奸典型——也即中国地主性格中最阴险之一面。《明史》所写严嵩的个性,倒确极为生动。

这样的结果,于是就造成了严门声势之炙手可热,士大夫之趋附者,真有门庭若市之概。《明史》有云:“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以国家堂堂命官,却来做严门的“管家”,其气焰自不难概见。世蕃因嵩晚年的放纵溺爱,遂益骄横贪墨,卖官鬻爵,胡作妄为,史称:

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月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都是严门走狗,文华且是嵩义子,曾失欢于嵩,乃厚赂嵩妻得解)之属,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

这里显明地勾出了一幅豪门生活的剪影,而其间不知耗费了多少的民脂民膏!

还有如严嵩生日,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璎珞,珊瑚为阑干,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眩目骇人,而世蕃则饰美人为队伍,以代樗蒱。其种种暴殄和奢汰,恐连今天一般豪门阶级也为之自叹勿如!

同时,那些向严门攀龙附凤之流,也莫不狐假虎威,恣情纵欲。如鄢懋卿因严嵩保举他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尽握天下的利柄,于是“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复因向淮商苛敛,几至激变,弄得“咨怨载路”。虽经御史林润的弹劾,然因“朝中有人”,皇帝也就置之不问了。至于劾严氏父子本人的,则多被谴或被陷害,如叶经、沈炼、杨继盛等,前后死的达十余人。

然而常言说得好:“严嵩的势力也有倒的一天!”这里且让我们来说说严门的获谴及其抄家的财产记录吧。

严氏父子最先获罪的原因,由于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的抗疏弹劾,且以极严正的态度向皇帝保证道:“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而结果仅处世蕃等以戍边。翌年,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于是乃下诏论斩。圣旨有云:

这逆情,你每既会问的确,严世蕃、罗龙文便会官决了,盗用官银财货家产,著各该巡按御史严拘的亲儿男,尽数追没,入官送部,不许亲识人等,侵匿受寄,违者即便拿问。严嵩父子畏子欺君,大负恩眷,并伊孙见任文武职官的,都削职为民。有司拘管当差,余党逆邪,尽行逐治,毋致贻患。

对严门逆产的处置,由都察院转行江西御史,将所有袁州、南昌、分宜等地房屋田地金银珍宝财货家私,责行地方官亲诣尽数查出,一面开造各项细数,送部查核,一面先将金银珍宝奇货细软之物,差官解赴户部,其房屋田地并家私器用等件,即行变卖价银,一体解部。

关于记录严氏父子产业的册子,原有木板的《天水冰山录》,后来神州国光社曾加翻印。兹姑以排列之字数计之,用五号铅字排,每面十四行,每行三十八字,每行约载财产名目二件至四件,共计二百六十面有强。

请想这该是怎样“浩大”的一笔数字!若在今日,足抵金圆券发行总额一倍以上。其中以纯金及金器二事观之,计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余两。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余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余两,连金厢,坏金器共三千八百零五件,重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两余。其他珍宝、书画、田地、珠玉、绸缎、布帛、古玩……不及备载。房屋则合南昌、宜春、分宜各地,计为第宅、楼铺、房店各共五十一所,六千七百余间,共估价基地银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余两。

在这些财产表中,凡奢侈品、日用品、娱乐品、不动产之类,每类都积有一个惊人的数目。无怪严嵩的孙子尝对人说: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而事实上,其抄没的家产,犹不及十之四五,再加赂于权要及顿寄于亲戚者,又均占一半。

这一桩清算豪门案,发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此后虽亦时有豪门被制裁清算,如张居正、江彬、刘瑾等,然其规模及牵连,犹无过于严门一案。

然而从严门一案看来,使我们还有几点感想:严嵩和本文下篇所说的和珅之被处分,都在明清两代的中叶。而这些时代,比较的还有些升平气象。这原因,或者为了升平之世,文官无从恃功而骄,武官无从割据自固,皆不能有所挟持,故较为易于解决。次则这些豪门之受到如此严重之打击,痛快固然痛快了,但在“逆产”方面,起先既然是向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论理事后也得还诸人民——移之于充实民生的用途,结果依然是一齐给皇家“接收”去了,也便是从一个大号仓库移到另一个特号仓库而已。

这使人民感到:严门诚然是“失败”了,然人民可并没有享到这“胜利”之果。这是说,凡是豪门的利益跟皇室——他的主子利益相冲突对立时,于是始有这种现象发生,而其本质并非真是什么“福国利民”的。昔人诗云,“养鸡纵鸡食,鸡肥乃食之”,正好说明那些皇帝对付豪门手段的真相。

下篇

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籍,初为满洲官学生。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此后即骎骎致用,扶摇直上,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

如《四库全书》之编纂,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浩繁,一代“文运”所关的文苑大事,而珅以一生员出身居然得充四库馆正总裁,其“恩荣”可见。其他爵位赏赉,也无不冠诸朝列,炙手可热,如乾隆四十八年之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清字经馆正总裁,寻又由一等男爵晋三等忠襄伯,赐紫缰,旋又赐黄带四开禊袍。“十全老人”八旬万寿,命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夫以清代对科举之严格与重视,而和珅又不以什么了不起的科第郡望起家,不但参预密勿,还俨然膺国家学术之重寄,踞文会之要津,兼功名爵秩风雅而有之,其“恩眷”确是非常罕见了。

不但他本人显赫一时,且连其子丰绅殷德也高攀起天潢贵胄,尚(娶)了固伦和孝公主,由细民一升而为贵族,并由此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这样,豪门一跟皇家发生了裙带之亲,自然更其“如虎添翼”;“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这也即所以构成“豪门”的条件之一;而促成他更易于接近君侧,蒙蔽主子,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紧紧地控制着枢政,并且大量地以官僚资本与民争利。而官僚资本之与豪门经济又正是相互辉映,支配着整套中国历史一种顽强不拔的传统势力!

《少年大钦差》中的固伦和孝公主

这中间,虽因廷斌试举发策,奏对不实一案,被诏斥“护过饰非”,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但后来因教匪王三槐就擒,珅以襄赞之功,反又高升一级,一跃而为公爵。不过这一次晋封,实际已是和珅的将近黄昏的夕阳。因为翌年(嘉庆四年)高宗去世,和珅就遭伏法。但在这之前,因为他善于谄谀逢迎,所以在高宗柄国时,虽也曾加以裁抑,然以其巧为弥缝,终也得以无事。而当时一般言官,非与和门沆瀣,即反因劾他而得咎,于是就无人再敢昌言其罪了。

至于和珅种种欺君蒙上、胡作妄为的劣迹,除后面嘉庆谕旨中宣布的二十款大罪外,复可从《清史稿》中见其一二。如记其因敕刻《石经》,与尚书彭元瑞作对事,即可看到他胸襟及手段:

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这正是古今权奸的典型:器量小,居心险,手段辣。又为了个人想要操纵一切,因此就最怕也最恨别人跟主子接近,一接近,即有取彼而代之的危险,遂不惜运用险诈手段从中加以欺蒙,破坏。

《史稿》又记乾隆欲召两广总督朱珪(旧嘉庆的师傅),为大学士,也遭珅之嫉忌,密加倾陷,珪卒以他事被降。可与上记参览。要之,凡豪门权奸,其攫取权利之策略不外“独占”与“排他”。盖一面唯恐权利落在别人手里,一面又唯恐别人地位超过自己,终于明枪暗箭,交相倾铄。而这也即是造成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焦点。

《清史稿》复记和珅的弄权舞弊、营私党恶云: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师多倚和珅,糜饷侈,久无功。

此外,又记珅之贪污好货云:“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有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

综观以上二段所记,豪门之误国滋乱,驱民为匪,蒙蔽君上,似亦足以资读史者之鉴惕矣。

这里再记他的“获谴”。原来当嘉庆未即位时,就素恶和珅之不法了,但因乾隆“春秋已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盖乾隆虽云内禅,实际仍要干涉朝政,而和珅于是遂有挟太上皇帝以号令幼主之势;这结果,便大大地造成乾隆与嘉庆间的水火,而使嘉庆愈益痛恨和珅刺骨。

而嘉庆痛责剿匪各大臣的谕旨,即是紧接乾隆驾崩的第二天(正月初四日)所颁发,大有剑及履及之势。其中所陈“军营积弊”,如轻忽军务,玩兵养寇,婪索地方,靡费军饷,托词请假,藉端牟利,冒功升赏,以及“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指各将领)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云云,表面虽泛责带兵各臣,实际却针对和珅而发,谕末所谓“勿谓幼主可欺也”一语,尤堪玩味。

同时,乾隆晋封和珅公爵时旨中所称剿匪军事如何顺利奏捷,将士如何用命,武功如何煊赫一类话,一和嘉庆这个上谕相对照,就觉得完全是粉饰与铺张,其于和珅尤可说是“有意栽花”了——而这在嘉庆心中,自然更引起了反感,更非置和珅于死地不快?

用现代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一弄僵,又往往可以牵涉整个政局之变化出入。虽在皇家,也不能免。古今来因主观上对某一人物爱憎之不同,恩怨之殊异,而影响了家庭骨肉间的感情意气,甚至激为摩擦斗争者,实已数见不鲜。易言之,倘不是为了乾隆与嘉庆意见对立之甚,则和珅说不定不会落得如此凄惨之结局。因此,和珅只是弘历与颙琰父子相持下的一件牺牲品而已。

但“清算和门”之正式的发端,据《清史稿》载,说是始于给事中王念孙之弹劾,且略而未详。而《殛珅志略》中则记录得比较详尽。共二十款的罪状,原文颇长,为篇幅计,略经摘裁,志其大要于下:

一、泄漏册封皇太子机密,邀拥戴之功。

二、骑马直过宫殿,无父无君。

三、因腿疾肩舆出入宫门,毫无忌惮。

四、将出宫女娶为次妻,罔顾廉耻。

五、高宗(原称皇考)在日,于各路军营奏折,任意延搁,以致日久未竣。

六、高宗圣躬不豫,毫无忧戚,谈笑如常,丧心病狂。

七、高宗批文时,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口称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拟旨。

八、一人把持部务,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九、隐匿地方官奏报,不以边务为重。

十、不遵帝(仁宗)旨,令蒙古王公一体来京,不顾国家体恤外藩之意。

十一、宠用私人,如大学士苏凌阿,因系其弟和琳姻亲,侍郎吴省兰等,皆曾在珅家教读,保列乡阶,兼任学政。

十二、将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

十三、查抄家产中有楠木房屋,其楼阁园亭格式,有仿照宫殿及御园者,僭侈逾制,是何肺肝。

十四、蓟州坟茔,开设享殿隧道,附近有“和陵”之称。

十五、家藏珠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数倍。又大珠亦较御用冠顶为大。

十六、宝石顶并非珅应戴之物,而所藏有数十个,而大块宝石则为御库所无者。

十七、家内银两衣物等数逾千万。

十八、夹墙私库及地窖藏埋大量金银。

十九、通州、蓟州均有当铺钱店,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

二十、刘、马二家奴,资产各有二百余万,及珍珠等,显系纵令需索。此外,尚有银号当铺,犹未抄毕,已有数千余万两。似此贪纵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者。

平心说来,以上大部分罪状,就专制时代一个拥高位的亲贵而论,其实也未必真是如何大逆不道。假使能够追念“旧勋”,卖个“人情”,也未始不能贷其一死的。然而不幸嘉庆因跟和珅积有宿怨,一定要装他“榫头”,和珅自也只好做了他小主子上台后“打虎”扬威的供具了。而这一点,严嵩却能得保首领以没,要比他幸运些了。

至于和门的家产,根据清单所列,虽不及严门之浩大烦琐,但确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罕闻”。清单上分类之法,是以每一种物件的类别为一库,即每库为一单位,下则填其总数,如赤金库项下,计五万八千两(夹墙内藏匿二万六千两),银库项下,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地窖内银一百万两)。又如人参库项下,大小支数未计,重即达六百斤余。其他玉器、珠宝、古玩、绸缎、瓷器、珍馐等库约占十五六库,“应有尽有”。住屋、田地、银号、当铺不赘述。

至此案的牵涉人物,却较严门一案为少。廷谕亦说:“凡为和珅荐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结果除和珅本应斩决,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为恤国体起见,免其肆市,著加恩赐令自尽,及福长安秋后处决外,计为珅弟和琳革爵,丰绅殷德为体念公主夫妇之情,革去公爵仍留伯爵。苏凌阿、吴省兰等,虽系出珅引荐,但都没有遭到刑法的处分。且复诏诫内外臣工,此后不得再藉此案相互“攻讦阴私,摘发细故”。

有人估计和珅家产,已估价者约值二百二十三兆余,未估价者以三倍半为比例算之,当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而最后自然一塌刮子给内府“接收”去了。故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笔者在上篇结末,曾说严门之遭籍没,不过是从一个大号仓库“移交”给特号仓库而已。(真正天字第一号!)对于小民,则一样叨不着半分的“跌倒”之光。对于过去的严门,和门之被清算固是如此,对于这以后的A门、 B门……还不是“如出一辙”?而被剥削“劫搜”的份儿倒是常常有之。

然而圆明园和义和团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搜刮而转贮于宫中者,这时也无法使爱新觉罗族(一个最大的豪门)永远据为己有了。盱衡今昔,又岂止所谓沧桑之感而已。

本文节选自

《炉边话清史:从朝堂到市井》

作者: 金性尧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新华先锋

出版时间: 2019-5

编辑 巴巴罗萨

图片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