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我涉事的行为” ——杨牧的文学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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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中国台湾著名诗人杨牧逝世，享年80岁。

杨牧本名王靖献，于1940年出生。1956年，代表现代派的《现代诗》、新月派的《蓝星》和“超现实主义”的《创世纪》三大诗刊纷纷创刊，当时还处于中学阶段的杨牧开始以“叶珊”为笔名，在三大诗刊上陆续发表作品。其初期诗作同笔名“叶珊”气质暗合，充满了“美的溢出”和“古典的惊悸”。

1960年代，杨牧赴美求学，受当时越战等社会背景的影响，创作风格从曾经的精美与恬静，开始向繁复与沉思过渡。1972年，其笔名更换，完成了从“叶珊”到“杨牧”的转变，意味着对社会更深层次的介入和思考。（如长诗《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2011年，介绍台湾文学家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在台上映。杨牧部分的拍摄，本以其作品《一首诗的完成》为题，但杨牧认为他的创作尚未“完成”，于是更名为《朝向一首诗的完成》。自中学时代以来，其文学生命便不断延展更新，并开向“更大的时间和空间”。

本文作者刘道一，曾在杨牧来内地时作为陪同，并因以策划人身份全程参与2013年“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电影北京及上海放映与推广活动，策划北京主发布会并主持多场大师对谈，与杨牧多有交集。杨牧逝世后，他受凤凰网文化之邀完成此文，回顾了杨牧的文学生命，并表以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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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最初的诗作《归来》、《秋的离去》时，杨牧十六岁，正在花莲中学高级部读书。 那时的诗题，《水之湄》、《蝴蝶结》、《月季花开》、《迟来的春天》、《悲戚的季节》、《星是唯一的向导》 ……意象明丽清新，于少年愁绪中闪现雅致美感，叶维廉曾如是评价杨牧的“初作”： “我们的诗人是这个‘无上的美’的服膺者： 古典的惊悸，自然的悸动，童稚眼中云的倒影。 ”这样的描述，恰切地刻画了少年诗人的创作心绪，再加上他当时所选用的笔名“叶珊”，让那时的文坛中人总认为诗的作者是一个女生。

那是1956年，海外“华文现代主义”的“诗的时代”刚刚到来。跨海赴台改笔名为“纪弦”的海上文士“路易士”，在台北市做成功高中的语文老师的同时，与郑愁予等年轻诗人联手，欲延传戴望舒、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精神，于1953年2月创办《现代诗》杂志，1956年1月组织现代派大会，订立现代派信条，高蹈High Modernism,与老蒋的一派反共文学唱对台。覃子豪则集合余光中、罗门、蓉子、周梦蝶、向明等诗人，创办《蓝星》诗刊，延续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派传统，提倡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诗写作，即所谓“纵的继承”。而曾在纪弦、覃子豪的门下学习新诗写作的高雄军中诗人，就在这样的“比学赶帮超”氛围下，在左营另启一路风气，开创中文世界的“超现实主义”，这就是洛夫、痖弦、张默、管管等主持的、一直出刊到现在的《创世纪》诗刊。《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大诗刊，囊括了从1910年代出生、比张爱玲还大七岁的纪弦到1930年代前后出生的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的“大江大海”赴台大陆诗人图谱，一个真正的“诗人嘉年华”。

三大诗刊

而在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为现代诗“前行代”高光聚落的时刻，杨牧这个花莲出生的本地高中生诗人，却完全不会感到距离与隔阂。通过诗歌的发表与阅读，杨牧和背景殊异的诗坛朋友书信交流，而在高一的时候，他曾发起环岛壮游，从花莲一路骑单车到台北，去济南路上成功中学的宿舍拜访了纪弦老师，听他谈起三十年代与徐迟、戴望舒一起组创“《新诗》社”的情形。而他那一时期的新诗会同时发表在这三个重要的诗刊上面，则可见其少作即已获得了文坛的高度肯定。在编选《六十年代诗选》时，作为主编的痖弦就做出这样的评价：“无疑的，叶珊是我们最有才华和最令人喜爱的诗人。每一个少年人对于神、自然、生命和爱情所做的惊奇的询问，所得到的便是像叶珊的诗，那样的答复。”

在从高中毕业准备联考、到东海大学上学（在那里他与杜维明先生成为同学）的这一期间，杨牧更加有机会经常到台北，与那些比自己年长十岁左右的诗人朋友们聚谈痛聊，而据痖弦回忆，由于年纪小上很多岁，杨牧在那些发生在明星咖啡馆、田园咖啡厅、文星书店或某位文友家中的聚会，总是有些腼腆拘束地缩在一旁，听着那些不同立场的高谈阔论、诗坛风云录，只偶尔插上一两句评论，却让人不由得刮目相看。这些情形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60年12月，余光中英译的《中国新诗集》出版发布酒会上，当时到场站台的是胡适先生，罗家伦也来参加，而在杨牧等入选诗作的诗人的大合照时，郑愁予、罗门等各位豪杰都径自占据有利角度，为着荣光的时刻充分做好了表情管理，但是照例缩在一边的杨牧，可能是只顾着看摄影师的指示而忘了定位自己的处境，在拍成的照片中，淡定自若的胡适、目光坚毅的罗家伦、雄心勃勃的余光中与器宇轩昂的郑愁予之外，有一个人的脸竟被前排的人挡掉了大半个，画面中只留下一副水汪汪的大眼镜，完全看不清相貌和表情，而那个人，便是杨牧。

1960年《中国新诗集》出版发布酒会，后排右三为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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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杨牧出生于花莲，为家中长子。因其出生的年份，入读小学时，正是二战胜利，彻底结束日本统治后，台湾的首届中文教学，因此其文化理解，与日据时期受教育的文学人有相当差异。中学时受国文老师胡楚卿启发开始诗歌创作，于中学时在《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诗刊发表创作，1959年开始列名《创世纪》诗刊编委，同年入东海大学，受教于海外新儒家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复观先生，跟随徐复观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先秦部分）”、“老庄哲学”与“韩愈文研读”专题，此后二十余年间往来论学不辍，成为延续徐复观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思想的重要弟子，在新诗创作与学术理路两方面皆深受徐先生影响。1960与1963年，前两部诗集《水之湄》与《花季》由蓝星诗社出版。1964年，赴美求学，入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诗创作班，1966年以英诗创作《The Lotus Superstition and Other Poems》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余光中、王文兴、痖弦、郑愁予、白先勇、林怀民也分别在爱荷华大学获得这一学位），毕业时同时拿到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和爱荷华大学的三个比较文学博士专业Offer（晚杨牧三年进入“国际写作计划”的郑愁予，即是在拿到艺术硕士后在爱荷华继续深造读博，毕业后任教于耶鲁大学），最终选择赴伯克利追随古典文学大家陈世骧先生。而在伯克利期间，除了随陈世襄专研《诗经》、《楚辞》和《文心雕龙》，并修习希腊语、研读古英语及中古欧洲文学外，亦跟随当时加大的首席中国文学教授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修习“比较训诂学”（杨牧语）。

叶珊时期的第一部诗集《水之湄》

196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的杨牧，他的文学生命完全被自己的经历、所见所感而改变了。从第四部诗集，也就是整体收入伯克利时期诗作的《传说》开始，曾经的精美与恬静，开始被繁复与沉思所取代，在这个时期，思念中和案牍上的“故国”、正充斥变动不安风向的加州以及美国、还有那些少年朋友最可互通心事的文学友人，成为他交错申说的主题群，而《延陵季子挂剑》（这个方向上，上迄中学时期的短诗《挂剑》而后发展以长达两千余行的四幕诗剧《吴凤》达致顶峰）、《方向1：纽约市》（这一路向一直延亘于《禁忌的游戏》中Virgil的讯问、《涉事》的中世纪武士意象与《长短歌行》的希腊思辨之中）、《四月二日与光中在密歇根看残雪》（这一序列也有《汉城·一九七四·赠许世旭》、《怀黄用》、《一位英国文学教授之死》、《鹧鸪天》、《云舟》等多篇）正是这一时期写作的代表。尤其是在与余光中申论探讨的那首诗中，即将年满三十岁并完成博士学业的青年诗人，在中西古今之间交迫冲击下的种种困惑，清晰而强烈。而其时余光中正在密歇根大学任英文系客座副教授，次年在系主任梁实秋的号召下回到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任教，并在当年当选十大杰出青年。可以说，这两位年龄相差整整十二岁的爱荷华师兄弟（余光中1959年硕士毕业，之后以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进入师大英文系任教），正是各自站在人生分水岭的两侧，于某种微妙的隔阂中对望。在诗的末节，杨牧以适度的抒怀来掩饰不安，却似乎又让不安更深的绵延：

多少种水禽和云朵深藏

在胸襟的一面湖泊上

安静地汲水，乘着朔望佳日

没有速度的速度

月引灰蒙蒙的大地

环湖三州的节辰，驱散了复活的灵魂

（《四月二日与光中在密歇根看残雪》）

正是以这“没有速度的速度”（区别于余光中人生壮年的“五行无阻”），1971年，杨牧完成了以《诗经》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主讲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1974年，英文著作《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以本名“王靖献”署名，于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以“口头套语创作”（Oral-Formulaic Composition）为切入点而对《诗经》文本结构进行的精进分析，成为当时海外汉学界中国古籍典范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八十年代另有英文论集《From Ritual to Allegory: Seven Essay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出版，引申语言学与比较文学的新思路、新视角研究《诗经》与《楚辞》，成为同一时期英文学界相关论域不可忽视的研究文献。这一路向的研究后来一直延伸到六朝文学、唐诗和朱熹的经典解释，并与西方古典文学经典采取对观、比较，力倡新意。也由于其在国际汉学界日益卓越的影响力，在七、八十年代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多次邀请杨牧担任客座教授，开设“中西比较文学”等课程。在这一时期成为杨牧的学生并从此走上现代诗创作道路的，就包括后来赴美读取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之后出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的诗人杨泽（木心的名篇《上海赋》、《乌镇》等，就是在他的邀约下创作并刊登于“人间”的，另一部在杨泽主事下影响深远的专栏合集则是舒国治《理想的下午》），而旁听他大学部《莎士比亚》课程的学生中，则有后来参与了《现代诗》复刊并为齐秦、赵传写出经典歌词、被当代九零后诗人奉为圭臬的女诗人夏宇。到九零年代，杨牧成为华盛顿大学的长聘教授，而恰逢香港科技大学创建，他成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教授群之一，任香港科技大学文学部“文学教授”。在从港科大任期卸任之后，又于1996年受新创校不久的东华大学之约，出任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全方位开展教学改革规划，大力发展文学创作班，至2001年卸任。随后的2002年，中研院创立中国文哲研究所，杨牧遂出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首任所长、特聘研究员。从这几个跨越地域的“首任”主事者定位，就可以看出，对于港台华文领域教学与科研系统的奠立，杨牧有怎样中流砥柱的地位。

而在创作一端，伯克利时期的结束，也成为他与“叶珊”告别，走向新的创作尝试的开始。1972年，在林海音先生主编的《纯文学》杂志上，“杨牧”第一次出现，刊登的是后来结集为《年轮》一书的卓异作品。虽然在诗人自述的谱系中，“杨牧”意味着“介入”的深入与对社会人生的批判省思，但是《年轮》这部让后来的评论家索解不尽的作品，却是“为作者试探文学人生多样性的前卫著作，融合散文与诗艺的各种技巧及思索于一炉，广泛表现社会及幻想世界的差异及共相。”以纯文学的实验开启创作转折，带着这部“野心之作”回到台大教书的杨牧，却开始逐步地被岛上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感染，由于对于戒严末期国民党的种种恶形恶状的深切愤慨，有一些主题开始在他的创作中渐次浮现。这些后来汇聚于杨牧在大陆最受追捧的长诗《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1984）中的主题，其实早在1976年写作的《禁忌的游戏》组诗及相关作品中就已经有所呈现。在诗集“后记”，杨牧自述其身在白色恐怖氛围下的书写与隐喻：

《禁忌的游戏》四首，《西班牙·一九三六》，和《民谣》都以西欧为诗境的背景，尤其以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悲剧生涯为经纬。可是我当然知道，我并不是在为西班牙素描，也不只在为洛尔迦唱挽歌。我通过对于西班牙和洛尔迦的设想和吟诵，反应一些和我们同样切身的现实。

（《禁忌的游戏》，后记）

在这篇题为《诗的限制与自由》文章中，杨牧要做的，正是以诗艺为运思之主体，以回应卢梭的所谓“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大哉问。“诗的自由若是剥夺了，诗即瓦解，先草木而朽，比蜉蝣脆弱，绝无艺术可取。然而，我还是承认，诗的自由和人生其他现实经验一样，时时遭遇到限制，于内容表达如此，于表达的方式和技巧亦复如此。”而明了悖论的诗人，明知不可而为之地坚持，仍旧要从细致的表达中，达致新境，并召唤警醒。

教她认识河岸上一排无花果树

有一种风曾经来自集结的城堡

曾经迫害那礼拜日出门的少年

（爱情和他的小帽一样鲜洁

他能够背诵洛尔迦的新诗）

少年曾经卧死在这一排好看的

无花果树下，来不及流淌

那农民的汗和兵士的血

（《禁忌的游戏》Ⅲ）

杨牧的诗作，在台湾及海外诗坛长久处于极受推崇的地位，分别于1977、1982、2005年分别由《创世纪》诗刊社、《阳光小集》诗刊、《当代诗学》杂志社主办的三次不同类别的“十大诗人”票选中，杨牧都入选其中，且名列前茅。1999年，《联合报》副刊评选“台湾文学经典”三十册，诗集《传说》入选，同时以诗集入围的还有周梦蝶、痖弦、洛夫、余光中、商禽、郑愁予，而这个“经典之选”的名单，也几乎成为系列纪录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的人选底本。2006年杨牧先后自中研院和华盛顿大学退休后，2007年开始担任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讲座教授”，同年获颁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3年，获得“第三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而在2011年，杨牧与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共同出席《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季（他们真的是“终其一生”的朋友）由马英九开场致辞的电影发布会的几乎同期，他的众多外译作品中最新的一种，瑞典文本的《杨牧诗选》也已准备就绪，译者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时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之一的马悦然。

《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季电影发布会。图中左起：杨牧、郑愁予、周梦蝶、余光中、林海音（已逝，由儿子夏祖焯代表）、王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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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4日，连阴雨不厌其烦地纷纭飘落，台湾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由马悦然主持的“特朗斯特罗默纪念会”，正在举行。我们的Malmqvist院士，当时已年过九十，但仍旧精神健旺，腰杆笔直地主持了一上午的活动，用精准而些微带儿化音的普通话（作为汉学大家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注脚），传递古雅而不失风趣的汉语精神——他要请出的引言人，就是杨牧。

在“创世纪”诗社同仁、诗人商禽于2010年去世后（商禽的英译诗选《The Frozen Torch》及其瑞典文译本，译者都是马悦然），杨牧是马悦然院士最为推崇的海外华文作者，坊间所传“杨牧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诗人”，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讲，可以说所言不虚，并不必加上“之一”。而在那一天的Transtromer纪念现场，由最有文学性的华语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的杨牧来做致辞，当然再合适不过。杨牧的致辞依旧谦和中饱含坚定，有分析的谨严，也有凝思的沉重，在关节处稍稍地停顿，少顷即将话题带入到一更为精深的维度。在特朗斯特罗默的大陆译者李笠、万之、北岛、董继平之外，马悦然也是“他的朋友托马斯”的中文译者（简体版译文已由世纪文景出版），而在更早的时候马悦然将他瑞典老友的名字，译为“川斯楚马”，这个译名给了杨牧发挥的空间，一时间某种将士疆场、千里殉志的生命况味，经由汉字的缝隙，生成为另一维超越生死的“巨大的谜语”（即马悦然所译的特朗斯特罗默诗集的名称）。

杨牧参加马悦然主持的特朗斯特罗默纪念会。图中左起：杨牧、马悦然夫妇、特邀朗诵者向阳。

在照例狭促的会务间隙，终于有机会走过去与杨牧先生和夏盈盈师母打招呼，上一次见面还是大约半年前，《无岸之河——洛夫》与《如歌的行板——痖弦》的电影首映会。当时陪杨牧先生走向贵宾休息室，先生近年有老年性视域障碍，上下楼梯的时候无法清楚辨别台阶位置，需要相扶、辅助。那一段在长春国宾戏院不长的路，因为要忽上忽下，也是走了蛮久。在谈话间于是就说起2013年，他到北京参加自己电影的首映，由我主持的那场映后对谈。在那时才发现，原来作为主讲人的他和作为主持人的我，在东直门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彼时彼刻，都在担心作为电影出品人来参与对谈的、曾经的华硕创始人、企业家童子贤先生的状况。结果我们的担心都白费了，与杨牧一样是花莲人的电子业者童先生，有备而来，自有一套对古典与中国的道理，那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完全没有冷场。先生接着说：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证明，文学本是可以超越功利分科的，人文之本。

在纪念会变成了“川斯楚马粉丝会”大合照时间后（这次杨牧当然成为主角，不再会被挡掉大半张脸），就去找师母聊起老师的写作近况，师母答说，还是在那部中古英语骑士文学的翻译上。哦，是的，就是《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无名诗人作品，接续《贝奥武甫》（Beowulf）文脉的中世纪文学经典。一年后的2016年，是杨牧与痖弦、叶步荣等友人共同创办的出版社“洪范书店”四十周年社庆（木心先生最初的两本文集《散文一集》和《琼美卡随想录》就是在这里出版，当时选书的主编，正是杨牧），而作为“四十周年特选书”出版的，是杨牧的这一部译著《甲温与绿骑侠传奇》，这也成为杨牧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从1956到2016，杨牧的诗学探索整整延续六十年，一个甲子，而杨牧先生之所以将人生最后的心力集中于这样一部远非现代的作品（从1956年的现代派誓师大会回望），则正说明了其中蕴含诗人终其一生最深切处的追寻，一种内在纪律，一种骑士精神：

纵横天下探索以追求，无远弗届，正足以说明即使此刻当他沉默低头，在寒水冷风前抖索，看似最谦逊卑下的时候，或者当他置身绝域，四顾无人，更为邪灵异物所包围，命在旦夕而不闻号角响动来援的时候，他凛然守卫着自己，守护神人托付给他的无尽的爱和力，坚持他的纪律。何况孤独之外，还有更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由他驰骋争先，出入飘渺风云之危殆，为选择了的承担的使命，诺言，预知的和突发的挑战，看不到的任务终点。

（《甲温与绿骑侠传奇》，译序）

“杨牧时期”的文心所向，就正是这种哪怕“邪灵异物”环伺，仍“凛然守卫着自己”，并开向“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坚韧而扩充的文学精神。这是他写作《禁忌的游戏》、《有人》时的回旋恺切，也是他在《以撒斥堠》、《失落的指环》、《琴操变奏》中更为绵密刻画的，完整的寓言。而事实上，这一凝重深邃的骑士意象，在诗集《涉事》中就已彰显，只是当时是以一阅读中古文学的年轻诗人的心态与血气，问向那冥冥中的变革之魂。

更重要的应该是那时候终于体会到，曾经，在遥远的那早已过去的时间里，我曾经如此壮于阅读又多么怯弱于分析判断，几乎就是习惯性地回避着，撤离着，几乎永远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永远在那里的寂寞感觉吧，想象就是合宜的，对于那样的年纪，中世纪西方文学的深邃和智慧曾经教我流连忘返，虽然始终还是将信将疑，但很能因为那种不确定感便得到精神的亢奋，继之以满足，完全的松弛，一种接近死亡的虚脱状态，诗之形成的预设。

（《涉事》，后记）

勇武的骑士其实正也象征着诗的神秘生发，对于这一对观辩说的格局，凭《转山》名动华语世界的谢旺霖，在他2009年完成的以杨牧为主题的新竹清华大学硕士论文中，大胆设论发挥：

武士完成了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考验，诗人努力发现或创造了诗，填满且弥缝一些美学和伦理的破绽，以衔接他与武士同样执一贯彻的精神与意志，最后确认了，“旗帜与剑是他挺进的姿态，诗是我涉事的行为”。这是杨牧对文学的承诺，亦是见证。

（谢旺霖：《论杨牧的“浪漫”与“台湾性”》）

由此以对话/对弈的格局，对观并借径于中古“武士”的“纪律”与“伦理”（在其对于业师包弼德先生出身帝俄武士世家的背景提点上，也可以看到“武士”意象对杨牧在为学为人上的双重意义），《有人》中的世纪问题才得以对接《诗经》、《楚辞》、莎士比亚、叶慈的“长短歌行”——在“邪灵异物”、“山风海雨”的擎击中，“诗是我涉事的行为”。

诗的传奇世界虽移动快速，毕竟还能让我们摊开地图加以指认，参差考据，而山水面向依稀，也因为人物动作而一一具体，现实化，同时也容许持续无懈怠的时间随情节进行，仿佛那季节变化的节奏也已经从传奇诗歌里幻化浮出，夏去冬来，草木萎落继之以蓬勃回生，如绿骑侠快马来去，在一个无限延长的不可斩截的时间里引人入胜，领悟诗的动机和教诲。

（《甲温与绿骑侠传奇》，译序）

时间回到2013年的初夏，杨牧与夏盈盈夫妇乘班机从台北起飞，人生中第二次飞往北京。第一次到大陆，是1981年，当时杨牧与学界友人李欧梵、刘绍铭、郑愁予等同行，由中国作协安排座谈、接待，行程中游历陕西、四川多地。而跨越世纪之后的这一次行程，则是为他的纪录片《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在北京做专题影展的首映，他将与另一位文学家、翻译家屠岸先生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对谈，“翻译的隐喻与实现”。

北京东直门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映后座谈，对谈人为岛屿系列出品人童子贤。

那一天的北京天气变化急剧，午后四点，天空出现雷暴，航班无法降落北京，只得备降天津。而当飞机终于降落北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已是夜深之时，一行人来到海关入境处，拿出证件准备出关，边检人员在接过杨牧递来的绿卡、台胞证（一时没搞清楚到底应该用那一个），查验相关信息后，起身致意：“老先生，您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回来了！”

一年后，杨牧散文代表作《奇来前书》、《奇来后书》（变“奇莱山”为“奇来事”）、精选本《杨牧诗选》、译作代表作《叶慈诗选》由出版机构“理想国”引进简体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文学和生命的流变，默默交集于灵感之端、深挚的回归与交谈，在并非终点的，时间切面。

如一朵玉兰萎去，在陶瓷边缘

暗微香浮动，进入共同记忆

且看风雨乍歇的青樟心事萧条

洞悉那生涩的彷徨是我的模拟

乌云自天外掩至，对准我们

两相关照的颜色，追逐的年轮——

凡发光的，今夜都将全蚀如美目

设定大黑暗为了将一切回归混沌

（《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