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见证二十世纪

优秀的诗人与作家都是依靠敏感的心灵去感知现实，并用语言构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但生活在二十世纪，要想真正地感知复杂的现实，一个诗人与作家还需要有理性的洞察力。谈及波兰诗人米沃什时，人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洞察力”这个词。

米沃什1911年出生在立陶宛的维尔诺附近的一个农庄，当时的维尔诺还属于波兰，那是一座充满巴洛克风格的小城，到处是茂密的森林、碧绿的湖泊和潺潺的溪流。三十年代，米沃什开始发表诗歌，此后他去了华沙，成为灾变主义诗派成员，同时投入到反纳粹的地下运动中。战争使波兰遭到重创，他亲眼目睹了华沙城被纳粹军队毁灭，而苏联军队却隔岸观火的情景。

战争结束后，米沃什先后在波兰驻华盛顿和巴黎大使馆担任文化官员。1951年，当局正式宣布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米沃什立刻意识到，波兰正在走向奴役之路。他并不想离开祖国，那将意味着可能停止写作，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流亡国外。

不久，米沃什在巴黎写出《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此书让世界从此知道了这位诗人和他所说的“另一个欧洲”。在那儿，历史法则、辩证法和集体主义给战后彷徨无依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新信仰。米沃什将这种新信仰称为“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意象出自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的小说《永不满足》，一个人服下这种药丸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从此解决了“哲学的贫困”，将自己投身于集体事业之中，通过对必然的认识而获得了自由。

也许应当纠正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误解，即这个群体最热爱自由。事实上，知识分子最渴望的还不是自由，而是拥有一个中心观念。米沃什在这本书中写了几个作家是如何改变自己，接受新信仰的。

书中的阿尔法(Alpha) 即安杰耶夫斯基，这是一位曾经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参加过祖国军，战后他对生命的悲剧看法找到了一件新外衣，其作品中坚强纯洁的英雄人物不再是神父，而是新信仰的代表。这个代表从集中营归来，要引导世界走向光明。贝塔（Beta）则是博罗夫斯基，他的集中营小说描写囚犯为了活下去，面对同类的受苦无动于衷，对人性的描写冷酷而有力度。新信仰给了他精神寄托，使他将对纳粹的憎恨转化为对西方的憎恨，热衷于写政治评论，但他最终却失去了文学创造力。1951年，他在自己寓所用煤气自杀身亡。

他们都是富有才华的作家，但却放弃了作家的独立性，自觉地成为历史法则的工具。安杰耶夫斯基是米沃什的朋友，当战后新政权否定祖国军时，米沃什曾给他写了一首诗，悼念一位在华沙起义中死去的年轻人。米沃什没有像安杰耶夫斯基那样，被历史法则和集体主义所迷惑。在这个意义上，米沃什或许是二十世纪头脑最清醒的诗人，他的怀疑精神战胜了诗人的激情，这使他对极权具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

米沃什在巴黎的10年时光并不是很快乐，法国左岸知识分子历来都将巴黎看作世界的中心，那里发生的一切知识时尚都会影响世界。战后法国的衰落使他们感到愤慨，他们憎恨美国的商业文化，同时对红色苏联充满向往。《被禁锢的头脑》受到一番周折才得以出版，左翼知识分子都攻击米沃什，只有加缪和库斯勒支持了他，以致于多年后谈起萨特、波伏娃，米沃什仍然对他们表示了强烈的反感。他后来在《乌尔罗之地》中写道：“在那儿，在我们用道德反抗世界的秩序，在我们质问这恐怖的喊叫由何而来时，我们开始了对个人身份的捍卫。”

实际上，写作《被禁锢的头脑》这类书并不是米沃什的人生目标，他写此书只是为了解放自己，找到反对官方哲学的论据，尽管在对事物本质的洞察方面，此书超过了当代许多时尚的哲学家们，但他的理想始终是做一位诗人，在写完小说《对权力的攫夺》后，他便又回到了诗歌创作。他先是定居法国，后来又移居美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讲授斯拉夫文学。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他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以致于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许多西方读者都没有读过他的诗歌。

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同样贯穿了米沃什的诗歌，用他的话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 这使他的诗歌闪耀着理性之光，同时又不失激情。米沃什一生见过太多的希望，也见过太多的幻灭：

你告别旧时代以为新时代来临

错把仇恨的灵感当作诗情画意

错把盲目的力量当作利甲坚兵。

（《祭奠》（绿原译）

这首诗仿佛是为博罗夫斯基而作，但也是为所有曾陷入乌托邦迷狂的诗人而作。在米沃什所生活的世纪，他亲眼目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两种观念达到极致，见证了这两种相互冲突力量的破坏力。这是一个价值贬值的年代，当许多波兰诗人最初的乌托邦理想幻灭之后，为了治疗黑格尔的蛰伤，他们一反十九世纪的波兰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转向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诗歌中充满对存在的反讽、怀疑与否定。

米沃什赞同怀疑，包括对诗歌的怀疑，这个世纪被他看作是一个证据，证明了诗歌的失败。首先是浪漫主义的风行，导致诗人与人类大家庭的分离，诗人自恃为世界的立法者，其次是科学理性的统治，导致诗人对存在意义的怀疑。波兰裔作家贡布罗维奇便曾写过一篇《反对诗歌》的文章，批评诗歌的抒情态度。有意思的是，米沃什是贡布罗维奇的朋友，而昆德拉同样也喜欢这位反讽作家。

然而，米沃什的诗学却与昆德拉绝然不同，他知道贡布罗维奇临终前一年还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未必比昨天更糟糕。 米沃什拒绝承认人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体。在评价希姆博尔斯卡的《自切》时，米沃什指出，她将生命看成是生与死的双重性，而不是从前的灵与肉的双重性。他曾经在波兰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背后看到了价值虚无，如今又在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中看到了虚无。

在米沃什看来，1848年是个重要的年份，标志着人类从狂喜时代进入进步时代。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现正是在这一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作家描写了知识分子抛弃宗教而选择暴力，由此预言了虚无主义的兴起，用米沃什的话说：“正因陀氏是保守派，正因他如此担忧俄国的未来，他才有了一双洞幽烛微的眼睛。”

按照现代人的进步主义标准，米沃什的价值观同样是保守的。他早年在家乡就受过天主教的系统教育，后来又受到他的远房堂兄奥斯卡·米沃什的神秘主义影响，探讨过主张光明与黑暗二分的诺斯替教，探讨过东方的佛教、印度教。他反对历史决定论提供的价值，但他同时认为，人不能赤裸裸地生活，必须用价值把自己包裹起来，只要人还受制于根据律，那种活在当下的简单的幸福概念就是虚妄的，人就会深切地感到需要价值世界。

米沃什曾目睹过纳粹的暴行，出于非理性的疯狂念头，纳粹分子在毒气室里用杀虫剂将人毒死，而信奉理性的马雅可夫斯基，同样在戏剧中把人看成是臭虫。在迫害同类时，现代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禁忌。这一切使得米沃什越来越坚信，人类必须保持对某个神圣事物的敬畏。在作于晚年的一首诗中，他写道：

假如没有上帝，

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

他不能让他的兄弟忧愁，

说并没有上帝。

（《假如没有上帝》周伟驰译）

这首诗类似帕斯卡赌注，一个人不会因为信上帝有任何损失，而不信上帝则可能失去很多。不过米沃什的推论却不是基于上帝的奖惩，而是通过亲人之爱证明信仰的合理性，从而肯定人生的积极价值，这个价值一直都是由宗教的超越性提供的。但是，随着科学理性的发展，“过去数百年来，那垂直方向——人把目光投向天堂——在欧洲已经被一种水平的渴望取代：人类那永远是空间性的想象力已经用‘前面’来取代‘上面’”。而这个“前面”已经由历史目的论认领了，其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以普遍性的理念名义杀人。

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人们忘记了人的神性来源，最终导致了价值虚无，米沃什一针见血指出：“宗教通常被看作是人民的鸦片，对于那些遭受羞辱、痛苦、疾病和奴役的人们，它承诺死后的回报。但是，现在，我们目睹了一个转变，一个人民的真正的鸦片，即相信人死后一切都是虚无，我们的背叛、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怯懦、我们的谋害将不会受到审判”。从此以后，现代人便跨过了最后一道门槛，暴行不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了。

正是由于此，米沃什虽然理解波兰当代诗歌的反讽，并向西方人翻译和介绍了赫伯特的诗歌，但他同时也认为：“反讽是奴隶的荣耀。”反讽的诗歌无条件承认事实，放弃了对价值世界的想象，其实也意味着诗人的内心一无所有，从而削弱了诗歌的优越性。这样的认识奠定了米沃什的诗学，那就是，“诗歌站在生命一边，反对虚无”。面对现代虚无主义对真实世界的否定，他坚信诗歌的使命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指出，米沃什是一个兼具诗性与知性的诗人，既有理性的怀疑气质，又有浪漫的狂喜精神。他的力量既来自大地的经验性，也来自天空的超验性，他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实的价值世界的正直关注，使得他可以在怀疑与激情之间不断转换。对待公共生活，他赞同经验理性，反对社会乌托邦的幻想；对待个人生命，他又是充满激情，渴望寻求生命的意义：

我在星空下散步，

在山脊上眺望城市的灯火，

带着我的伙伴，那颗凄凉的灵魂，

它游荡并在说教，

说起我不是必然地，如果不是我，那么另一个人

也会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即便我很久以前死去也不会有变化。

那些相同的星辰，城市和乡村

将会被另外的眼睛观望。

世界和它的劳作将一如既往。

看在基督份上，离开我，

我说，你已经折磨够我。

不应由我来判断人们的召唤。

而我的价值，如果有，无论如何我不知晓。

（《诱惑》（张曙光译）

这是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沉思生命的偶然性和永恒的事物，主题明晰、沉郁而又充满不可知。米沃什对人类仍然抱有希望，但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向往昔。他的创作引路人奥斯卡·米沃什便曾告诫他，过分注重形式问题，将会一事无成。与现代派诗歌注重技巧不同，米沃什在诗歌中想象和沉思客观世界，而不是将客观世界主观化、隐喻化，这使他的诗具有某种古典主义的风格。

正是在面向往昔的意义上，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阿兰·布卢姆主张重新阅读古典作品，他认为：“诗人是自然的模仿者，再现所见所闻。然而，使他成为诗人的却是他对世界的沉思。他不是创造者，因为创造意味着从无到有。”米沃什同样持有诗歌是再现而不是表现的文学观，赞同古典主义提出的生命短暂而艺术长存，而不是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

换言之，诗歌无法拯救世界，也不能逃避世界，它只是这个世界的见证。

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曾指出：“正如米沃什想要说明的，对“现实”和“纯艺术”的二分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完全可能创造出这样一首诗歌，既神秘而又深入历史，既有艺术性而又面向社会现实，既是个人主义的而又没有与“人类大家庭”相疏离。” 虽然米沃什历尽艰难，但他依旧热爱这个“人类大家庭”。诗歌《礼物》就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平静，诗人在花园里劳动，近处是蜂鸟和忍冬花，远处是大海和船帆，就像是在证明奥古斯丁的话：“这是上帝可能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米沃什漫长的生命是一次朝圣之旅，晚年他在精神上完全皈依了宗教，认为“对真理的寻求就是对上帝的寻求”。他承认自己仍然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内心时常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但他却喜欢与信徒在一起，祈祷失去的“第二空间”（天堂）。在他看来，现代的“人类是用文明废墟中的残留物来建构诗歌的”。因此，诗歌应当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对人类的经验给以肯定，注意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

尽管米沃什一生中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出国之后完成的，他与祖国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他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塔米亚特在波兰广泛传阅，他还把大量的美国当代诗歌翻译成波兰语，将波兰诗歌翻译成英语。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即受邀回波兰访问，并与他的读者见面，两千多人聚集在华沙的多明我修道院背诵他的诗歌。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演讲中，米沃什再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尊严和自由的重要。

毫不夸张地说，米沃什的诗歌唤起了波兰人的自由意识。1989年后，米沃什再次回到波兰，最后定居克拉科夫。2004年，他在克拉科夫家中逝世，享年93岁。今天，在波兰的格但斯克，竖立着一座造船厂工人的纪念碑，上面雕刻着米沃什的诗句：

你，对淳朴的人们作了如此不堪的行为：

在目睹他的苦难后放声大笑，

不要自认无人知晓，

已有诗人将其记牢。

这些诗句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们正是这个世纪最好的见证。米沃什曾经指出，在二十世纪的诗人中，不是马雅可夫斯基，而是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表达了真理。这个荣耀当然也属于米沃什。

如今，他的躯体长眠在克拉科夫的斯卡尔卡修道院，但他的诗歌却仍然在人们的耳边回响，证明着艺术长存这个古老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