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易中天的突围

知识分子易中天的突围

2020年03月14日 16:31:49
来源:明清史研究

按:几天前一篇《武汉铆起》不胫而走,感动了无数读者,也让人们认识了易中天老师的正直与血性。13年前笔者采访他后曾写过一篇文章,现分享给读者诸君,或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易中天是怎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

01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家就靠我父亲和我两个人维持下来。”回首往事,易中天颇多感慨。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易中天仅是一个少年读书郎,怎么能够养家呢?面对记者的疑惑,易中天解释,那时候他们全家有祖父、父母、两个弟弟和易中天六口人,“父亲拿的是副教授工资,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特供,而我是中学生,粮食定量高,所以是全家吃我们两个人的。”

易中天生于湖南,但是六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长江边的武汉。他的父亲在中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担任讲师,讲授会计学。

“他的情况很奇怪,”易中天这样描述父亲,“文革前他是职称低、待遇高。虽然只是个讲师,但拿的是副教授工资。因为他政治比较进步,属于党组织信任的人。在人人都受冲击的‘文革’中,由于职称是讲师,目标不大,所以他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在易中天眼里,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中人,对政治没有兴趣,而且为人随和。“随和到谁都可以欺负的程度。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工会经常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电影票从来都是最差的,因为他好欺负,他好说话,他说你在哪看不都是看嘛。”

在武汉,易中天度过了他的中小学生涯。他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纯,“我住在高校里面,我上学的中学就和我父亲所在学校只有一墙之隔。”

易中天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很小就开始,当然从连环画开始,然后读些什么童话,慢慢地进入文学名著,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外文学名著已然读完。”他坦陈,虽然都看过了,但是“有多深的理解谈不上”,“有的是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其中苏联的文学作品居多。

“给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 《勇敢》。它写当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到西伯利亚去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市‘共青团城’的故事,这个书当时对我影响很大。”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易中天便告别父母兄弟,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完全是模仿那个小说描写的足迹,也想在那去建设一个共青城,也想写出一部中国的《勇敢》。”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易中天充满希望踏上征途。没有离乡的惆怅,只有激荡的豪情。

这一去,就是13年。

02

1965年,易中天来到北疆,非常巧的是,他分配的那个农场就叫“共青团农场”。

共青团农场在一个叫莫索湾的地方,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那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把一些当时的思想记下来,准备将来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但是理想主义者易中天很快就发现,现实与理想完全不同。

“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成分很复杂。有解放军复员转业的,有原来国民党起义的,有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全国各地农村自己去的 ‘盲流’,也就是今天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劳改劳教人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社会。紧接着遇到文革、动乱,这样一来就把什么苦都吃遍了。”

易中天读到了 “社会”这本大书,而且发现“社会”这本大书远比书本上记录的东西丰富得多、真实得多。

“在那个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要提出一个议案:以后年轻人考上大学以后,保留学籍,至少当一年工农兵,就像泰国的所有男孩子要当和尚一样。不是像军训那样,简单地在学校里走走操,而是真的到兵营,到农村、车间去,否则不知人间疾苦,不知底层的真相,将来没有用的。”

这一时期,易中天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鲁迅和马恩著作。“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至今还仍然受毛泽东的影响,包括他的文风,”他说,“鲁迅先生教给我的则是要直面,不要回避,不要粉饰。”

1969年全国掀起了 “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来要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六本书。所有单位都要读书,重点读一本书,然后去发言谈读书心得,“分配给我们农场重点读的是《哥达纲领批判》。当时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工作忙,就指定我代读、代写,专门给我一个房间读书,然后结合本农场的实际,写一篇读书心得报告。所以我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是很好的。”

有些人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读马列,发现与现实不是一回事,于是对现实制度产生了怀疑,可是易中天说自己没有这样的觉悟,“我当时觉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批邓小平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悄悄地说能按邓小平的想法做就好了,只有这么一点。但是连他最后能够成功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点朴素的想法。我只有一个看法就是‘生活不是诗’,我只有这一点感悟。”

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易中天去报考,但是他却“不敢去考”,因为那时候他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教毕业班。

“我担心我和我教的学生一起下考场,他考上了我没考上。那就没脸教书了!”

第二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易中天报考了研究生,“我一高中生,考研究生没考上不丢人,考上了,算我赚了四年。”

易中天的箱子里面装着唐诗宋词,这是他从武汉带到新疆来的,“纯粹是一种爱好”。经过三个月的苦读,他终以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学术之门,成为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13年后重返武汉。

03

多年以后,大红大紫的易中天在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观众交流时说,当年被录取后最兴奋的,不是因为自己成为了文革之后第一批研究生,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去看唐诗宋词了,而是,“可以在图书馆里天天看书啦!”

易中天开始了他的迟到的大学生涯。他几乎是疯狂地读书学习。

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易中天就读了三个中译本。他买了一本单行本,然后还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那个译本抄了一遍。“笔记本现在还在家里,我抄的时候笔记本是这样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笔记”。他说。

易中天认为,八十年代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另一个是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前者的《万历十五年》影响了易中天的历史观,后者则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其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易中天影响最大。虽然李泽厚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华夏美学》,但是易中天坚持认为,《美的历程》才是李的代表作。

“《美的历程》首先告诉我,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最后选择了美学作为专业,这都是受李泽厚的影响。”

1981年易中天毕业,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爱才心切,专门找到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换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三年后,刘道玉任命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

在学说迭兴、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易中天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而是埋头教学和研究,以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李泽厚的美学叫“实践美学”,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学邓晓芒的影响下,由邓晓芒领头,一起建立了“新实践美学”这样一个新学术体系。所谓“新实践美学”,顾名思义,也就是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的“实践美学”的一个超越。它的代表成果,就是二人合写的《黄与蓝的交响》。对这本书,两人都比较自信。邓晓芒曾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但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在1989年出版时——此版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正遇上出版低谷,只印了八百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转折点。站在这个转折点上,易中天一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又体味着学术自由的压抑。早在1988年,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还发表了诸多论文。然而成果颇丰的他,直到1991年才晋升副教授。

于是易中天告别了武汉,来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他的代表作《艺术人类学》出版,并获得了“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14项,13项的得主都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我就因为这本书评上了‘正教授’,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当不上教授的。”

“这本书的获奖,意味着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记者问。

“那时候已经没有学术界了,哪来的公认?最多是评委的承认罢了!”易中天回答。

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收到同行的著作,也就看看前言、看看后记,写封回信谢谢就完了。我的 《艺术人类学》也没人看,于是我就想,如果同行都不看,谁看?反问其他,如果书写出来没人看,你写出来做什么?”

04

易中天开始了转折。

“大概是94、95年吧,我开始了两个转折,一个是我的学术领域从美学转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另一个是从面对学术界转向面对大众。”

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学术界的失望。作为一个学者,易中天也深刻地感受着学术体制的禁锢。当时的学界都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说“学校不是养鸡场”,可是学术体制“已经把知识分子都变成养鸡场流水线的鸡,每天被数要下几个鸡蛋”。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结果就是大量地使用纳税人的钱炮制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

苦闷的易中天,开始试图 “突围”。

最初,他并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我写的书如果没人看那就宁可不写,绝对不写,我一定要写很多人看的书。”

易中天一直想写一部 《中国美学史》,但是在写的时候他发现,要说清楚中国美学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于是他就写了《闲话中国人》,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这些书在五年之内陆续出版,2000年由上海文艺组成“品读中国书系”一次推出,反响强烈。

《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人录》是历史学著作。之前,易中天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书都是出版社赔钱出的,而“品读中国书系”成为他所有书中第一批可以使出版社盈利的著作。

“把这套书写完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要弄清中国文化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则你说不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在推出 《帝国的惆怅》、《书生意气》后,“我又发现要弄清中国文化,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必须弄清中国历史,这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参照系,你还要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联系起来。”

恰在此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非常轻松,我们有些军事评论员预言美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事实不是这样。我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改选换届的时候,很多欧洲人提出来说应该全世界来投票。我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有权利不喜欢,你也可以批判它,你有权利批判,你还可以责骂它,你有权利责骂,但是没有人能够小看它。”

有了这个想法后,易中天发现,仅仅了解美国的制度伦理和价值体系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的起源、国家是怎么样建立的,必须追根溯源,才能触摸到事情的本质。因此我就去开始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史。”于是就有了宪政启蒙著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易中天用琅琅上口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制宪历程的平台。

就这样,从古代文论到美学,从美学到心理学,从心理学到人类学,从人类学到文化学,从文化学转到历史学,易中天最后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对亿万观众讲解那些长期被僵化为概念的历史。他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了起来,同时也走出了现行的学术体制。

他自嘲说:“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