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人”的存在，是奥登至为关心的主题

作为20世纪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奥登无论在诗句中还是在创作中皆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克制。在其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的笔下，奥登“很反感自己的早年成名”，他提醒自己，“艺术家并没有特别的洞察力。他远未将艺术家想象得高人一等，相反从自己身上看到艺术家受到权力和残酷行为的特殊诱惑，以及掩盖自己真实冲动的特殊技能。”

早在他二十几岁时，他努力当一个政治诗人，试图给一个读者群写作——一组或一类有相似兴趣的观众。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更喜欢针对个人读者进行写作。他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个人读者，但他写作时好像只在对一个人诉说。“我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作，”他说，“自然，我写完一首后，就会试图推向市场，但是市场的前景对我的写作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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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W.H．奥登给我带来的好感，主要来自诗艺上的“自我克制”。对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的诗人而言，这种自我克制首先体现在面对苦难上，比如《美术馆》里那种怀抱峻冷哀矜的古典态度；其次是对于爱欲的，如布罗茨基所说，是在“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信手拈来”中的决断。再者，他在冷静自持中也不乏智性的欢乐，比如在一系列轻体诗中，当然倘若要对此有所体味，我们至少现在还必须去读原文。也就是说，

他在诗歌中已经呈现出一个健全和强有力的诗人样貌，距离那些哭哭啼啼咀嚼死亡枯骨的当代写诗者很远。

收在《序跋集》里的文章，有几篇已经有过汉译，比如《C.P．卡瓦菲斯》、《切特斯顿的非虚构性散文》，以及《希腊人和我们》的片断。还有在这本《序跋集》之外的诗论，比如有关叶芝、哈代、弗罗斯特等人的，也陆续可以看见很好的译文。这些已有的汉语奥登可以给我们以信心，知道这又是一位堪和瓦雷里、艾略特相并列的，为诗人恢复学养与智性声誉的诗人批评家。

在《丁尼生》一文中，奥登说：“抒情诗人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即在为数不多的灵感时刻之余该做什么的问题……我们都了解过其他一些抒情诗人的生平，他们要么潜心创作枯燥的长诗，要么就是失了无邪天真，整日沉湎酒色，寻欢作乐，完全称不上度过丰富充实的人生。”我觉得，奥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抒情诗人能够做出的典范回答，那就是，去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进而，把这样的评论文章也变成一种“广泛的诗”。《奥登全集：散文卷》有煌煌六卷，虽然按照他自己谦虚的说法，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迫于生计或是碍于情面，但诗人和一切艺术家一样，他们的天职在于转化而不是抱怨，在于将一切不利和困窘转化成有益于生命的艺术品。同时，

通过谈论他人和他人的作品，奥登也是在完成某种王尔德所谓的“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即记录自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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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登散文卷帙浩繁，但第一本中译竟然是他最后一部自选集，这其中不无命运的深意。《序跋集》无论写作时间还是论述对象，都跨度巨大，我们汉语读者因此得以感知一个整体的、相对完整的奥登。

而这种“完整的人”的存在，恰恰也是奥登至为关心的主题。

《序跋集》

《希腊人和我们》，是奥登为其选编的《袖珍希腊读本》所撰导言，它被置于书首，不单单因为论述对象最古老，事实上，它可以被视作晚年奥登有意无意设置的一个门槛，要进入其世界，便要先经受这篇长文章的考验，或者换句话说，经受文明的考验。他假想任何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对现代社会发出讥嘲：“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的全部作品；可我为什么遇不着任何文明的人呢？我遇到的只是些专家，对科学一无所知的艺术家，对艺术一窍不通的科学家，对上帝毫无兴趣的哲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牧师，以及只了解同行的政客。”

他认为，衡量一种文明的高度，是它所达到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最大限度的结合。

野蛮人只具有混沌的整体感却不懂得分析，现代人一味自我分裂而丧失了统一，而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是他所认识到的最文明的人，“他们有能力保持一种对事物之间普遍的相互关联的感觉”。而要感受到这种相互关联，唯有时刻清醒意识到存在于人类思想每一个角落的微妙差异。“他们教会我们的，不是思考，而是去思考我们的想法。”而这种受教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活动，对于思想的思想，具体而言，就是对整全和分类学的双重迷恋，几乎贯穿在奥登大部分的评论文章里。

因此，他会欣赏古典学家E.R．多兹的主张，“比起那些致使交战双方分道扬镳的问题，我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态度和体验更感兴趣”（《异端邪说》）；也会将爱伦·坡的长诗《我发现了》视作其最重要作品，因为“它在一部作品中糅合了几乎坡所有的独特痴迷”，他援引瓦雷里对坡的评论：“承认坡在他的一致性理论中曾相当明确地尝试依据宇宙的内在属性来描述它，这毫不为过。在《我发现了》的结尾能找到如下命题：每一条自然法则在各个方面都与所有其他法则息息相关。该命题如果不被当作定理，也很容易被看作近于广义相对论的一种表述。”（《埃德加·爱伦·坡》）

他区分五种英雄概念：

荷马式英雄、悲剧英雄、色情英雄、沉思的英雄和喜剧英雄

（《希腊人和我们》）；探讨四种神秘体验：

自然异象、情色异象、博爱异象和上帝异象

（《新教神秘主义者》）；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种方式：

劳动、虚构和行动，

并认为，“劳动是无性别的，虚构是女性的，行动是男性的”（《伟大的觉醒》）；分析克尔恺郭尔的三种存在方式：

审美宗教、伦理宗教和启示宗教

（《索伦·克尔恺郭尔》）；强调令人满意的人生要在对三个世界都报以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三个世界分别是：

日常劳作的世俗世界、笑声的世界与崇拜祷告的世界，

“没有祷告与劳作，狂欢节的笑声显得丑陋无比；没有笑声与劳作，祷告就不过是诺斯替教派的呓语，站不住脚，傲慢伪善；而抛却笑声或祷告，光凭劳作活着的人，会变成渴望权力的疯子，他们是一群暴君，把自然当作奴役，只满足自己一时兴起的欲望”（《关于不可预知》）……在他的文章中，这种条分缕析无处不在。

刘铮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论过奥登的“分类癖”，但我不认为这种分类如他所言，“从根本上其实是任意的，因为缺乏明确的、可经反复证实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赞同将这种分类癖仅仅比附成王尔德式的机智。因为，

在奥登这里，分类可能是一种基于文明的思维方式，

它不是停驻之物，而是通往整全的变动不居的道路，如同孩童最初通过拼图的方式认识事物，它的要义不在于认识拼图以何种标准分割，而在于认识这些图块于分割之后才显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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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反感从私生活角度出发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一有机会就对此大加挞伐。他说，“如今许多看似学术研究的工作实则无异于趁当事人不在房间时偷读他的私人信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们从亨利·马斯先生那儿得知，亚瑟·普拉特的遗孀把豪斯曼留给他的所有‘拉伯雷式’的信件都毁了。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大快人心”（《伍斯特郡少年》）；“原则上，我反对为艺术家作传，我不认为对其私人生活的了解对阐明他们的作品有任何助益”（《头号恶魔》）。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文中，他就艺术家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做出了就我所知最言简意赅的说明：“一方面太过显而易见而无须解释——每件艺术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自白——另一方面又太过复杂而无法阐明。”

但看似悖谬的是，在《序跋集》所收录的四十六篇文章里，不少都是为某部新近出版的作家艺术家的传记、书信集、谈话录、日记而作。《亚历山大·蒲伯：天才的教育》、《歌德：交谈与会面》、克尔恺郭尔《日记与文稿》、《理查德·瓦格纳，其人，其思及其乐》、《朱塞佩·威尔第书信集》、《安东尼·特罗洛普》、《凡·高书信全集》、《奥斯卡·王尔德书信全集》、《A.E．豪斯曼信札》、《理查·施特劳斯与霍夫曼斯塔尔通信集》、《马克斯传》、伍尔芙《作家日记》、J.R．阿克莱的自传《我的父亲与我自己》、伊夫林·沃的自传《一知半解》……是这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书，催生了《序跋集》中将近三分之一的文章。

不能将之仅仅归结于对出版商和编辑的勉为其难的顺从。书评作者尽管身受诸多限制，但依旧拥有某种小范围内选择的自由。大多数报刊书评只有数日或最多数周的存活时间，它们宛如一块块投入湖水中的石头，虽然大小不一，但无非都只是溅起一些水花罢了。除了极少的例子，书评总是比所评论书籍先被人遗忘，它们沉在水底，虽也或许轻微地助长了湖水的高度。在所有的书籍阅读体验中，阅读书评集恐怕是最令人心酸的，因为最能感受到时间对于文字的侵蚀。

然而奥登的书评却多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它们不单是停留在对于某本书的评述，而是探向书背后的那个人，一个完整的人。

在《染匠之手》的序言里他曾说，“尽管我希望能有一些爱进入写作中……”，我们不能错过这轻描淡写的半句话，这是所有不朽写作的开端。

奥登与伊舍伍德，两人曾合著《战地行书》

至少在这本《序跋集》中，诗人对于人的兴趣，要甚过对于诗艺的兴趣。我们单看一看这些文章题目就知道了，除了径直以所论作家为名（这种标题方式让人想到艾略特）之外，《G先生》、《一个辉格党人的画像》、《一位天才和绅士》、《一个务实的诗人》、《一位智者》……凡此种种，让我们可以猜测，奥登不过是借助一些新书出版的机会，来描绘勾勒那些他所喜爱的过去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他探寻他们的生活，不是为了去解释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爱他们。

只有极少数人，除了欣赏其作品外，我还希望和他们有私交，威尔第便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这代人眼中，没有一个诗人能像豪斯曼那样清晰表达一个成年男子的情感。即使我现在不常翻读他的诗歌，我也要感谢他，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他曾给予我那般的欢乐。

我年岁越来越大，世道也愈黯淡艰难，像贺拉斯和蒲伯这样的诗人，我发觉自己越发需要他们，正是他们给了我所需要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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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并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奥斯卡·王尔德、A.E．豪斯曼、C.P．卡瓦菲斯、J.R．阿克莱，以及，写作《十四行诗》时的莎士比亚和写作《悼念集》时的丁尼生，这些对于同性之爱了然于心的杰出作家，构成这本《序跋集》深沉的基石。

他明白所有的爱都是要超越自身的，但唯有同性的爱因为不涉及家庭和繁衍，也就部分脱离了社会责任的束缚，恋人可以自己来选择这种爱在超越自身之后的走向。这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尤其对艺术家而言），也随之带来动荡，迫使爱者有如无遮拦的赤子，被迫一再地审视爱本身，审视它不肯停歇的欢愉与悔恨、沉沦与极乐，审视在不安的迷恋中有可能获得的智慧，当然，还有必须面对的残酷。

因为缺少了家庭与责任的约束，同性恋者在性欲上喜新厌旧的需要就变得更加突出，也显得更为坦诚和自然。他于是对阿克莱先生的朝三暮四表示理解，“因为如果性关系以‘差异性’为基础，那么其他永久性的人际关系则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无论一开始他们的偏好性情多么大相径庭，夫妻双方在父母这一身份上获得了共同关心的对象。同性恋者则没有这种经验。结果，同性恋者长期忠于一个伴侣的情况少之又少，说来也奇怪，年长的知识分子一方比起工人阶级男友在性态度上可能更加随性。事实很残酷。那就是知识分子更容易感到厌烦，尽管他们通常会否认这一点”。

尽管我忍不住想补充的是，人总有美化自己未走过的那条道路的嫌疑，身为一个同性恋者，奥登也难免时常对家庭生活抱有诸多美好的幻觉，但是，这种忠贞的幻觉和对阿克莱不忠的理解，同样都不能否定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因为道德首先就是一种理解他人痛苦的能力，仅仅是理解，而非接受。或者，用奥登谈论卡瓦菲斯时曾经的表述，

“诗歌的责任之一是见证真理，而道德的见证者会尽最大能力说出真实”。

奥登非常喜欢卡瓦菲斯的诗，认为他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好运，即“把日常经历转变成有价值的诗歌的能力”。他引用卡瓦菲斯的一首诗予以证明：

他们见不得人的快乐已经满足了。 他们起身，很快穿好衣服，一言不发。 他们先后离开那座房子，倦乏地； 而当他们有点不安地走在街上， 他们好像感觉到他们的举止与他们 刚刚躺过的那张床不符。

但是这位艺术家的生命受益匪浅： 明天，后天，或数年以后，他将把声音赋予 在这里度过第一次的强烈线条。

但在引用之后，奥登要问的竟然是：“可是人们不免好奇，艺术家的伴侣会有怎样的未来呢？”可不可以说，在这一刻，奥登对无名他者的同情胜过了对诗艺的理解，因为很明显，他暂时放过了卡瓦菲斯冰冷语调中的反讽。

奥登并不欣赏王尔德的作品，他认为王尔德并非天生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爱慕虚荣的表演者，大概只有一部戏剧《不可儿戏》堪称杰作，值得流传。但他依旧为王尔德写下了这本《序跋集》中最长的几篇文章之一——《不可思议的人生》，如果只考虑对某位作者的专论，那么，它就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篇。

打动他的，是王尔德对波西的爱，或者进一步说，是王尔德在这样的爱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带有自传色彩的《依我们之见》中，奥登曾区分过事件和行为，传记所能记载的大多只是事件，“

可是成年人的生活不仅仅只有事件，还包括个人行为——那些他们不计后果愿意去做并会为此负责的事情。

行为与事件不同，它不可比较也不可重复，它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从前不曾有完全类似的人出现，往后也没有”。

王尔德与波西

奥登看到，“王尔德对波西的迷恋主要不是性爱层面的；可以想见，他们之间即使有过性关系，也不会很频繁，而且很可能差强人意”。奥登看到王尔德对于波西的，在性关系之上的一种绝对的爱。这种绝对的爱，在行为上，甚至比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爱还要艰难，因为他爱的对象不属于沉默的过去，而就在遍布危险的当下。

在对波西的爱和对写作的爱之间，王尔德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他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他既有的荣耀与自我，都心甘情愿地在爱中丧失。

一个恶毒、势利、缺乏天分、撒谎成性的讨厌鬼以同性恋的丑闻毁掉了一位天才作家，这是事件。但奥登说：“假如王尔德在临终前被问及是否后悔结识了波西，他很可能会说不，这样就轮不到我们为他们的关系扼腕。假如王尔德从未遇到波西或者爱上了别人，他会写出怎样的作品，我们无从得知；我们能注意到的只是，从他与波西交往到他身败名裂的四年里，他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包括一部杰作。”这，是行为。

在王尔德和波西之间，存在一种全然不对等、不计回报的爱，并且因为当事人的洞若观火而非遭受蒙蔽，而成为一种可怕的爱，却也成就了英勇和动人的行为。或许，正如奥登在另一个场合所言，唯有

“诗人是坚韧顽强的，可以从最可怕的事情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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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带来知识的愉悦，有些书则给予情感的冲击，但能够令人在阅读中滋生幸福感的书，少之又少。对我而言，W.H．奥登的《序跋集》或许是其中之一。很多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更是一种文明的声音。

他关注人的意义，人在当下的境遇及其所背负的历史，其在各个时代的差异与联系。

当他说，“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述说简单的事情，现代诗歌则试图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言说复杂的事情”；抑或，“荷马的世界悲伤得让人不堪忍受，因为它从未超越当下；人们快乐、难过、战胜、失败，最后死去。这就是全部”，诸如此类，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不是深陷在某种病态的新与病态的旧之间无休无止的对抗当中，而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如同宇宙一般，一切消逝之物都生动可感地存在于某处，都和现在产生关联。同时，他又用他贯穿一生的神学奋斗和写作行为提醒我们，

学会倾听他人并将之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项多么重要的才能，他的众多书评和导言都在与我们分享着这种才能。

他邀我们重读《使徒行传》第二章节圣灵降临时的奇迹：“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对此，他评述道：“圣灵创造的奇迹通常被称作口才的天赋，难道它不同样也是听力的天赋吗？”

在谈论瓦雷里的文章末尾，奥登谈到有两种值得赢取的文学荣誉，其中一种，是“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他说马拉美在瓦雷里的生命中就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就他自己的生命而言，他说：

每当我备受矛盾、倔强、模仿、失误、混乱和灵魂的堕落这些可怕的心魔折磨时，每当我感到自己有沦为“严肃的人”的危险时，我相信我时常求助的对象不是别的诗人，而正是瓦雷里这样一位智者，如果真有智者存在的话。

我能不能说，在很多诗人的生命里，奥登也早已和正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爱欲与哀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