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服从和反抗之间｜专访哈佛教授宋怡明

明代普通的百姓是如何与国家打交道的？在服从和反抗之间，明代的普通百姓生产出什么方法来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明代百姓的这种日常策略，如何形塑了明代的商业化和商品化？为此，我们采访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在常见的明史叙述里，随着时间发展，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吗？宋怡明发现，对于明代的普通人来说，在晚明，国家制度和政策依然作用于他们。那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些政治义务的？他们应对这些政治义务的方式，与晚明活跃的商业社会有无关联？

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还有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抑或儒家伦理与商业精神的讨论，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但多数学者切入该问题的主要视角依然较为宏观。宋怡明通过对地方文献，如家谱、契约和碑刻的研究，从探索明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尝试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

他在“毛细血管”里的探索也同样触碰到了这个大问题，无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很不一样的视角。他发现，明代百姓的政治行为和商业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确实非常惊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说明明代的商业化和商品化与明代的国家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商业化具有某种独特的属性？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

这些问题都与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有关。在宋怡明的研究当中，他发现并归纳了明代百姓“被统治的艺术”——比如“制度套利”。大家看到这里也许会会心一笑，这个现代经济学概念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常常能见到。我们常常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甚至“钻制度漏洞获利”，其实这个现象自古皆有。更为重要的是，明代百姓的这些“被统治的艺术”，甚至影响到中国南方家族主义的发展、本土信仰、海外华人的迁徙、契约文化，并为许多重要的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解释。

比如，中国文化似乎特别重视家族，宗族文化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不可否认，儒家学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以前，对于绝大多数不认字的民众来说，重视家庭这一理念是如何进入到他们具体实践生活中的？在今天，中国南方乡村里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宗族，这一组织形式是如何建构的？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将中国华南的宗族称为“corporation”（控产机构），这与现代的“公司”这一形式又有多大的相似性？

对此，我们能从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中，找到这些历史与现代交错的地方，打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许多解读。宋怡明自嘲为“华南学派的驻美代理人”，他的新书《被统治的艺术》又将如何打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成见？他的全新的明史叙述又给我们洞察当下的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

《被统治的艺术》

[加]宋怡明著，钟逸明译

后浪丨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01

提起晚明，大家总想到市场，

但其实国家制度在晚明依然很重要

新京报：你在《被统治的艺术》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明史叙述模式。你觉得你给传统的明史叙事模式带来什么新的视角？

宋怡明：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明代。大多数历史都是关于精英的，比如皇帝、官员和学者。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利用地方文献，如家谱、契约、碑刻等来了解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可以尝试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即使这些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单论明代，我认为本书有如下两点贡献：

其一，只谈明代制度的历史或变革，并不能让人们了解制度的全貌。因为，讨论明代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它们为何失败的论著很多。事实上，这类书早在清初就已经出现了。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如军户制度或祀典制度，如何影响明代百姓的日常生活。

其二，虽然包括我的老师卜正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明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在整个明代一直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只是其方式与朱元璋所预期的有所不同。

宋怡明

新京报：在明史的常见叙事中，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你的书中，契约和合同是明代军户控制风险的不二法门，产权、义务、社会关系都能商业化和商品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明代的百姓将他们处理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经验应用于商业？抑或反过来，他们将商业的经验应用于处理政治关系？

宋怡明：明代百姓的政治行为和商业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确实非常惊人。但我认为，可能有另一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先订立契约和合同来处理他们对国家的义务，然后才逐渐开始在市场等其他环境中运用这些工具。这是一个类似于“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两种类型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同步发展，而不是相继发展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认为，我们很难在“倭寇”、走私者和商人之间划出界限。而且明代军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牟利自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倭寇”。另外，他们很可能是最早移民的一批海外华人。你认为这个结论，对倭寇研究和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宋怡明：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历史学家很早以前就知道，大多数倭寇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本地的中国人。事实上，福建人一直都是这么说的。这不是我的发现。我的主要新发现是，一些倭寇与明朝水师的关系密切。

对于倭寇出现的原因，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以前，人们可以简单地把他们说成是外国侵略者。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国人，这样的解释就说不通了。

一些学者认为，倭寇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欧洲人的到来破坏了现有的秩序，或者是朝廷试图遏制海上走私的糟糕决定。我的书或许会激励一些年轻学者去寻找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好答案。

福建沿海的军户家庭掌握航海技术，积极参与走私，他们知道如何在与家人分离的情况下生存或经商。因此，我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早期的台湾或海外华人移民有关。

《倭寇图卷》（部分）

新京报：你曾提到，“被统治的艺术”的概念是受斯科特的“不被统治的艺术”的启发而命名的，但你认为，明朝的百姓和斯科特笔下的高地居民（zomia）存在本质差异：百姓不是选择“被统治”或“不被统治”，而是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弊端最小化。这让我想起了斯科特曾提出过的“道义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受各种外界因素摆布的农民，很少把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目的，他们的决策只是想规避风险，对他们来说，“安全第一” 是最高的生存伦理。请问你怎么看待 “道义经济学”和你归纳的“被统治的艺术”的异同？

宋怡明：斯科特对我的思想确实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一直很欣赏他的论著；但我发现，他的结论并不总能直接适用于中国的历史。虽然一些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可能会逃离国家的掌控，成为高地居民，但许多人并没有这样做。道义经济学也是如此，而且斯科特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这个概念是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最先提出的。

我认为，与汤普森或斯科特最初使用“道义经济学”这个概念时相比，现在它的内涵变得更加宽泛。它现在被用来描述各式各样的经济观念和决策，比如规避风险，再比如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总是植根于社会环境当中。道义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最新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任何经济都不是经济学理论所示的那种纯粹理性的经济。

明代百姓有时极具企业家精神，他们有时会冒很大的风险，这都是广义的道义经济学的一部分。

詹姆斯·斯科特

新京报：在这些“被统治的艺术”里，每个社会行动者似乎都做着自己的选择，他们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而是追求个人利益。这能否能理解为一种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而做出的选择？

宋怡明：当然。但重要的一点是，理性是由文化和环境塑造的，它不具有普适性。如果理性选择指人们计算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制订策略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理性选择理论。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并不是抽象的经济原则，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而决定一个人会使用什么样的策略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则是由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决定的。

新京报：在你的《被统治的艺术》里，你说到中国的宗族与现代公司之间有相似之处，世袭兵役强加给明代军户的压力，促使他们进行自我组织，从而催生出公司式的宗族。科大卫和郑振满等人的研究也都认为，由于明代里甲制度和税赋制度等制度，使得家庭和社群为满足国家的要求，寻求共同的利益而通过编族谱、建祠堂等方式建构了宗族。但是，这样的宗族为何只在华南地区被建构成功？为何这样的现象和百姓的日常策略具有地域性？

宋怡明：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包括我的老师科大卫和郑振满在内的学者，以及我本人，对宗族的发展有非常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宗族的发展是历史的，而不是文化的。很多人认为宗族是中国文化的自然产物。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清末存在的宗族实际上是相当新的。它们出现在宋代，主要发展期是明清，其历史不超过一千年。它们并不是随处可见。因此，虽然宗族的长辈们写下了动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宗族是如何体现儒家价值观的，但这些价值观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宗族的出现。事实上，我认为这些叙述大多是事后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使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具有合法性。

科大卫

我有一种猜测，不过只是猜测而已，那就是宗族之所以在南方最发达，是因为南方人对于自身“华内之民”的身份普遍感到不安。他们努力证明自己是文明的，其中的一种方式是采取用于满足军役义务和里甲义务等不同目的的组织形式，并将其作为中国价值观的证明。当一些人开始这么做之后，另一些人开始效仿他们并与他们竞争。或许在日后宗族最发达的地区发生过宗族的军备竞赛。而华北和华中地区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如此不安，因此他们对这样的军备竞赛不感兴趣。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明代的日常策略，比如“制度套利”，还有借助国家语言进而借助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来优化自己的处境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明代的日常策略和当代百姓的许多日常策略似乎很相似。你怎么看待这种相似性？你在本书得到的结论，能否具有跨时空的普适性？

宋怡明：我认为我的发现在某些方面具有普适性。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通过我所说的“制度套利”来获取利益的方法。所谓制度套利就是利用差异谋取好处，或是自身的真实处境和自己在管理制度中的位置之间的差异，或是多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尽管现代国家对我们的了解比明朝对其臣民的了解要深得多（国家收集我们的信息的程度当然也在迅速增长），但我认为，人们在制度内肯定还有活动的空间。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些我们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日常策略的方法。这能不能说是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日常策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没有答案。

新京报：你曾写过《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和《实践亲属：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与继嗣》。这两部著作和《被统治的艺术》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现代的金门与明代在管理体系等方面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你怎么看待你的研究，在时间跨度上的差异？这是否也说明明代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国家的特征？

宋怡明：我在牛津的同学兼朋友沈艾娣曾经告诉我，她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关心的大问题，他们的所有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个大问题来组织的。我的大问题是，人们如何与更大的结构互动，这些结构影响他们的生活，塑造他们的生活，有时甚至威胁他们的生活，但并不主宰他们的生活。这些结构中的一个是国家政策。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不管什么样的背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虽然明朝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非常现代，但这并不是我对明朝和现在都感兴趣的原因。真正令我着迷的是，普通人，特别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普通人，在与国家打交道时的创造力和方式。

《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书影

02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

来研究不同时空背景下土地制度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梳理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的时候，数字技术给你的工作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新技术能够给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什么变化？

宋怡明：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寺庙在某些方面非常现代，它们一直很关心财务透明，这就是为什么寺庙每年都会把账目用红纸贴在墙上。人们以资助寺庙为荣，所以他们的捐款经常被刻在石碑上。过去，学者们能做的基本上只限于寻找其中的知名人士。但现在我们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将捐赠者名单与家谱进行对比，以了解宗族中的不同群体如何资助不同的寺庙。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这样的研究，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我正与厦门大学的学者们合作开展一个项目，我们正在研究永泰的数万份地契和其他文书。上一代学者可能看了一些地契，并试图弄清楚某个地区的土地市场制度。而现在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提出关于不同时空背景下土地制度如何变化的更加大胆的理论，还能做历史人类学家最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通过观察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区的行为来探索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