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为什么在中国历史难成气候？

一场新冠肺炎危机，让韩国的邪教问题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原来，韩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如此盛产邪教，什么新天地、万民中央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达米宣教会、天尊会等等等等，可谓是百花缭乱，遍地盛开。

古今中外所有邪教，无一不是招摇撞骗、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兴风作浪、祸国殃民。

▲ 韩国新天地教会的活动现场

在中国古代，也出现过很多邪教，从汉末的太平道，到清末的义和拳，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过，在中国古代，邪教从来没有真正的形成大气候，至多只是在民间起义中起到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永远都是历史舞台上的配角，从来没有站C位的机会。

一、统治者独尊儒术

邪教基本上都需要借宗教的壳，通过扭曲宗教的理论来创立一套自己的歪理邪说。在我的理解中，宗教就好比是院线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邪教就好比是那些搭便车蹭热度的网络电影《潘金莲就是我》、《她才是潘金莲》、《我是潘金莲》、《潘金莲复仇记》、《暴走的潘金莲》、《谁杀了潘金莲》、《鬼脸杀手之二炮手潘金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在一个文明中，连宗教都无法在政治上站C位，那么宗教的山寨品邪教就更不可能发扬光大了。

请注意，中华帝国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一个特例，即超越性的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这个前提还是，历代王朝，除了南北朝和唐朝曾经有过灭佛运动，基本上都对宗教持宽容的态度。也就是说，统治者从不担心宗教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反观欧洲，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陷入一种不稳定的封建秩序中。兵荒马乱、人心涣散之际，基督教恰好可以为各国政府提供合法性的来源，但是各国政府相应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被基督教神权凌驾。

教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处处压制政府的权力，因此欧洲国家的政府普遍处于弱势的状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公元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欧洲的统一看起来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在教廷的压力下，整个国家迅速垮台，欧洲只得继续维持四分五裂的局面。

中东地区也是如此，伊斯兰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导致国家的不稳定，直至今天，中东地区还有很多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尽管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江山易主是常见之事，但是从来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凌驾于任何中央政府之上。

原因就在于，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儒教，这样一个不信鬼神的现世伦理体系，可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本来孔子的儒家学说不是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设计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鬼才董仲舒为儒家学说加上天人合一和三纲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前者让皇帝成为受命于天的天子，权力得以合法化，后者让权力结构不平等，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董仲舒的改造下，儒家学说一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且逐渐与政治力量融为一体。皇帝虽然受命于天，但是这个天毕竟不是具有人格的神，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皇帝需要众多的儒家官员来对其合法性进行阐释。于是，科举应运而生。

随着科举的发展，统治者与儒家精英之间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互利共生关系。层层选拔的儒生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僚，共同治理这个大一统的政权。

儒家学说与政治力量的亲密无间，使得宗教力量根本没有插足的机会，只有站一旁眼红的份。佛教倒是曾经盛极一时，但是佛教追求的是来世，根本无法为现世的统治者提供帮助。况且，佛教鼓励人出家，会导致税收和兵员的枯竭，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朝时期会出现镇压佛教的运动。

王朝可以更替，但是新的统治者也只能跟儒家合作，依靠儒家学者来统治中国。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作为非汉人的统治者，他不是没想过去开创一种新的政权模式。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儒家政权模式的政府体系，他重用儒家学者，以汉代为榜样建立北魏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典章，宫廷以及其他典礼活动均采纳汉代的礼仪和惯例。

既然非汉人的统治者都别无选择，只能拥抱儒家，更何况那些汉人的统治者。朱元璋本来深受白莲教的影响，但是当他建立大明政权后，没有选择让白莲教成为国教，而是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他还严厉打压白莲教等一切邪教，《明律集解附例》记载：“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连正规的宗教都无法渗透进中国的政治中去，就不要说那些不入流的邪教了。可以说，儒家学说从根本上就断绝了邪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的一切可能。

二、法家打压邪教

儒家学说除了为高层的统治者提供政权合法性，它也为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提供了一整套伦理规则。梁启超曾说，世界哲学大致可分三派：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那一时代，那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

而且，儒家学说还能满足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需求。本来，儒家秉持一种相对的无鬼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民智未开，迷信盛行，孔子只能顺应社会现实，利用祭礼来作为修养人格改良社会的一种手段，所以《易经》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子只是假装相信有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那为什么祭礼可以修养人格改良社会呢？因为人们通过祭祖，可以唤起内心里报本的观念，风俗自然就会改善，也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于是，儒家逐渐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仪，让中国人的信仰需求得到满足，至少让很多人不会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邪教吸引去。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创举，为了选拔儒家官员的科举制，使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来鲤鱼翻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更有弹性。一个有弹性的社会，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平息很多民怨，从而让民众投身邪教的可能性大幅减轻。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政权模式的政府体系能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说一个为儒家政权模式提供监护的意识形态——法家。儒家虽然能给政府提供合法性来源，但是它无法给政府提供具体的的统治技术。富国强兵，还是要靠法家学说。一个提供高屋建瓴的意识形态，一个提供经世致用的治国之术，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维护国家体制的两根基石。虽然儒家与法家时有争斗，但并不影响他们互相吸收，即儒家法家化，法家儒家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家的严刑峻法，对于民间邪教的泛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从汉朝开始，政府就立法严禁邪教，比如《汉律》就规定了“执左道”、“造畜蛊毒”、“造厌魅”、“妖言妖书”等罪名，只要抓到，就是死刑。后来，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对邪教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不是砍头，就是流放。

清代统治者除了“禁止师巫邪术”、严惩“造妖书妖言”等，还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习天文之人妄言祸福和传避邪术、道士施法致人死亡，依其罪行分别处绞监侯、充军和杖刑，邪教犯罪一般比照谋反大逆定罪处罚。

各代统治者用行政手段打击“邪魔外道”，收缴经书、焚毁经板、拆除邪祠、销毁偶像、查抄教产等等，有效的保护了儒家政权模式的稳定。

三、帝国认同的需要

当然，每当王朝衰败、民不堪命之时，民间的邪教组织就会乘势而起，利用谣言、谶语以及末日宣言，大喊反对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等口号，召集百姓，聚众作乱，祸国殃民。

▲游戏中的张角

例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东汉末年的“太平道”，教主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中黄太一”为尊神，以符水咒说为人治病，获取民众信任。张角还派遣弟子出使四方传教，普遍撒网，诱使很多民众开始信奉太平道。在张角的蛊惑下，人们为了入教，变卖财产、迁徙流离，光是病死在路上的人，便“亦以万数”。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太平道“徒众数十万，连接郡国”，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口号，发动黄巾起义。

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黄巾军虽然来势汹汹，看似不可一世，大有取代汉朝之势，结果不到一年就作鸟兽散。黄巾起义虽然沉重打击了东汉政权，但是真正取代东汉政权的却是后来的曹魏。

黄巾起义为后世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造反提供了样板。东晋时期，孙恩、卢循分别借助“五斗米教”，尊张道陵为天师，煽动百姓，招集信众，谋反作乱。为了铲除异己，他们甚至号召教徒“有不同者戮及婴孩”。

当时，“五斗米教”如日中天，连书圣王羲之都是他们的信徒。一些狂热女教众为心无旁骛地参加起义，甚至将自己的婴儿溺死。孙恩、卢循起义尽管声势浩大，但最终还是失败，同黄巾起义一样，虽然它沉重打击了东晋政权，但是真正取代东晋政权的却是后来刘裕建立的宋。孙恩起义，所过之处的官员一律宰杀分尸，不服从之百姓全家族灭。试问拥有如此灭绝人性的价值观的起义军，如果他们真的建政立国，一统天下，那将是多么可怕。

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元朝末年，明教和白莲教联手，推翻了元朝。朱元璋本身是白莲教教徒，他的部下也大部分出身白莲教。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儒家精英加入到朱元璋的队伍里，比如大名鼎鼎、神机妙算的刘伯温。这些儒家菁英对朱元璋思想的转变影响很大，到了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走上了白莲教和明教的对立面。所以说，白莲教等邪教虽然推翻了元朝暴政，但是自己却没有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

在古代，一个庞大的帝国，因为受限于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手段，所以如何提高对辽阔国土的控制能力就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统治者必须要找到一种意识形态，让帝国形成统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认同感，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

宗教虽然能够凝聚人心，但是如果统治者采用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后果就是饮鸩止渴。罗马帝国末年，由于基督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导致民众心里对上帝的认同感远远大于对帝国的认同感，最终促进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而中国的统治者，无论哪朝哪代，都很明智的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很清楚，“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学说为帝国精英营造了统一的文化和认同感，弥补了帝国控制能力的不足，虽然不能让江山真的永固，但起码固个几百年还是可以的。

不看广告看疗效，无论是宗教，还是宗教的山寨品邪教，都无法为统治者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无法登堂入室。尽管它们有可能在短期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终将只是昙花一现。

▲韩国电影《哭声》中的神棍巫师

至于韩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儒教国家，为什么现在会变的各种邪教如日中天？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古尔齐亚的《巫术立国：韩国国运简史》里，曾对此有过准确的论述：什么时候萨满巫师开始变得重要了呢？被日本占领时。当时的韩朝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大韩民族的精神传统”，以反抗日本侵略，他们发现，儒家是中国传来的，佛教是印度传来的，且被日本侵略者用来倡导“日韩一体”，唯有萨满巫师才是韩国独有的。

原来如此，在韩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者眼里，儒家学说是外来的，必须赶出门去，所以他们把在本国根基很深的巫术文化捧了出来，作为凝聚国民的精神力量。

至此，一切都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