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当年他如果拿起那把枪，美国就少了一个导演

于贾樟柯而言，参加刚刚闭幕的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一方面，国内的疫情让他深切关注，他也在新作首映式上发表了相关看法：

“我们出发时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来到柏林电影节，但我们来了。我们觉得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电影和人民一起存在。”（贾樟柯，2020年2月21日下午）

另一面，今年是他从这里出发，步入影坛的第22年——1998年，《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并获奖。如今，《小武》又作为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庆典的特别节目，以高清修复版的新面貌进行了全球首映。

《小武》海报

本次《小武》的修复工作，由马丁·斯科塞斯创立的世界电影基金会组织。马丁·斯科塞斯，著名意大利裔美国导演，不久前，他执导的黑帮电影《爱尔兰人》入围第92届奥斯卡奖，此前，还有《赌城风云》、《飞行家》、《纯真年代》等经典电影作品广为人知。

马丁·斯科塞斯与《爱尔兰人》

2月25日，贾樟柯在个人微博发布了斯科塞斯写给 《小武》4K修复版柏林电影节首映的贺信。信中，斯科塞斯表达了自己对《小武》的偏爱，也深切呼吁经典电影资料修复的价值，全文如下：

我们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摘选自贾樟柯作品集《贾想》，也是关于二人的故事。18年前，贾樟柯和马丁·斯科塞斯因《小武》知遇，18年后，两人又为《小武》共同庆贺——这也为这部电影的“复活”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

在回忆录里，贾樟柯亲切地称马丁·斯科塞斯为“我的‘长辈’”，感谢他告诉自己要“坚持低成本”，这也是他将自己作为导演的理想、自由和创作方向贯彻至今的原动力。

《马丁·斯科塞斯——我的“长辈”》

作者：贾樟柯

1996年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并不知道香港有许多外国导演和演员的译名，跟大陆的差距很大。

比如我们叫戈达尔，他们叫高达，我们叫特吕弗，他们叫楚浮。那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和余力为刚认识，闲来无事便一起喝茶吃饭，昏天黑地大谈艺术。我们谈了许多各自心仪的导演，他突然对我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对“马田”电影的看法，因为谈得抽象，没有涉指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我听了半天不明就里，便问他马田是谁？原来他说的“马田”是拍《出租车司机》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他们翻译成“马田”，我一直以为是国内哪个姓马的导演，后来我们大笑，这也算是迷失在翻译中。

《出租车司机》剧照

在我学习电影的过程里面，马田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在导演技术上对我有很大帮助，那个电影应该是多机拍摄，能在整个切换过程里面，学到一种新的分镜的方法。以前我喜欢场面调度，在现场通过观察空间、想象人物的行为路线来进行场面的调动，以此解释剧情。《喜剧之王》则以人物的动作为分切支点，一个动作多个角度拍摄，多个角度拍摄的动作剪辑在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1996年的时候电影的资讯还很少，人们对大师心怀尊敬并有神秘之感，马丁·斯科塞斯对学电影的学生来说，好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高高在上无法靠近。

2002年我带着《任逍遥》参加戛纳电影节。马丁·斯科塞斯是短片单元的评审主席。当时听说他也在那里，就觉得自己那样热爱的一个导演现在竟住在同一个小镇上，或许哪天在街上就可以看到。

《任逍遥》剧照

有一天组委会请吃饭，突然外面大乱，就见一个矮个子的老人走了进来，很多人跟他寒暄，他的出场像一个总统。我没认出他是谁，他穿过人群寻找他自己的位置。这时我的日本制片在我旁边，突然用胳膊碰我，他说那是“马丁·斯科塞斯”。

这时候马丁·斯科塞斯已经走到我们旁边了，我站起来，跟他握手，我说我是中国人，那个时候我发现，在无数的人走过来、无数的手伸向他的时候，他的焦点非常地沉稳，他跟每一个人握手，都会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会照顾到每一个人。当他看着我的脸的时候，他说“中国”“长城饭店”，我用英语重复了一句“长城饭店”，他解释他80年代去过北京，住在长城饭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很快被人簇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从戛纳电影节回来之后，一天我正在家里糊里糊涂地睡觉，突然收到了一个传真，拿起来一看，没有想到竟是老马写来的。他在传真里面讲：“我在戛纳见过你，当时场面很乱。结束之后，我的助手告诉我，那个中国小伙子是拍《小武》的导演，我看过《小武》，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是谁，没有和你好好聊天。如果你到纽约的话，下面是我的联系方法，我们可以见一个面。”

贾樟柯、赵涛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现场

机会很快来了，差不多8月份的时候，纽约影展向《任逍遥》发来邀请信，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就跟制片人周强决定去一趟纽约。周强在纽约上的大学，毕业快十年了没有回去过纽约，他也想去看看。当然我们这次纽约之行多了一个节目，我们可以去拜访马丁·斯科塞斯，要去跟他见面。我们给马丁·斯科塞斯发了一个传真说几月几号放《任逍遥》，会去纽约。很快他回信说，他正在忙《纽约黑帮》的剪辑工作，但他会协调一个时间，见一个面。到10月份，我和周强两个人拖着行李上了飞机。

电影节的活动在林肯中心，肯·琼斯来找我，他是林肯中心的节目策划，写了非常多关于东方电影的文章，是在美国推动亚洲电影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认识是在1999年的旧金山的电影节，他那年当评委，不仅颁给《小武》最佳影片，还把《小武》的录像带给马丁·斯科塞斯，因为他还是马丁·斯科塞斯的助手，所以马丁·斯科塞斯能看到《小武》。他在不同学校交流讲学的时候经常介绍《小武》，包括推荐给斯皮尔伯格。其实在美国，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没有很多的壁垒，像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也是从实验电影过来的。

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克

去他办公室所在的公寓，进了电梯之后，发现电梯里人很多，我和周强都没有说话。同去的还有他的助手肯·琼斯，琼斯个子很高，我仰头看他，他一直在笑我，我有些不知所以。一回头看到马丁·斯科塞斯就站在我的旁边，大家马上笑了起来。那时我觉得我有一些紧张，但这紧张很快在笑声中消失了。

进了他的办公室后，桌子上已经摆了很多点心，我觉得有一点像小时候去看长辈的感觉。大家坐好之后，沏了中国的茶，他说你吃一点，是特意为你们买的。那是些意大利的点心，这时你会觉得我们不是为电影而来，只是来探望一个长辈。他一直冲我们微笑，像看一个孩子，他自己不吃，我们吃了很多点心。

我们从《小武》开始聊起，我以为他会从专业的角度进入来谈这个电影，但不是。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吗，我说可能我拍摄的人的阶层，人的那个处境，跟你最初拍电影的时候喜欢拍摄的人一样。他说你只是说对了一半，你拍摄的这个人非常像我的叔叔。

他说：“叔叔是在意大利街区工作的，有一年假期我跟他说我要挣钱，他说你第二天来办公室吧。结果他给了一张写着地址的纸，发了一把枪给我，说你给我去追债，把钱拿回来。”马丁说他当时拿着枪都哆嗦，幸亏没有去，如果去追债的话，可能美国就多了一个黑帮，少了一个导演。他说小武这个人好像他自己的叔叔，看到王宏伟在电影里面晃来晃去，就好像看了他的叔叔一样，特别亲切。

《小武》剧照

做导演太久了，很难变成一个普通的观众，但马丁没有。他跟你谈电影，没有谈调度怎么灵活、结构怎么样。他只说他的叔叔，只说他的往事，我觉得他可以全身心进入电影，又可以从电影出来，就像一个得道的老妖怪可以随意畅游。

谈话的中间突然有送快递的人进来，交给他一个邮包，打开之后是加州大学的学生寄给他的作业。我问他教书吗，他说不教书，我问他那为什么有学生来信，他说我这里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寄作品来。我非常感动。我自己刚拍短片的时候多需要人帮助啊。

但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是我帮助他们，其实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是他们在帮我。我每次看到这些学生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我有多老，我是上个世纪的人，他们做的是新的电影，他们教我知道什么是新的电影。此话一出，屋里变得非常安静，每个人都被他的话感动。

《纽约黑帮》幕后，马丁·斯科塞斯与莱昂纳多

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他准备去剪接，要肯·琼斯陪我参观他的电影资料库，他有几百个电影拷贝的收藏，三十五、十六毫米的拷贝，LD、VCD、DVD、VHS录像带都有。横跨了很长时间，我看到布列松的、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拷贝，我问肯·琼斯：他看吗？他说：经常看。之后我们去他的放映室，助手说他会抽时间在这里看他喜欢的电影。我看到这些，心想将来一定要印一个《小武》的拷贝送给他。

他的工作环境，以及整个办公室的结构，会让人感觉他整个人都生活在电影中，这里不是一个抓经营的办公室，而是一个制作车间，是一个热爱电影的淘气孩子的玩具室。参观结束，马丁也准备好了他的剪辑工作，有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和他一起工作。

他介绍她是从70年代拍短片一直合作到现在的剪辑师，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男的，有点像司机，马丁又介绍说，这是我一直合作的编剧，我们从《纯真年代》开始合作。他有自己的一个电影团队，都是老友，风雨几十年的搭档。他们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他们是艺术上的合作者，是在艺术上可以互动的同事，同时又像是家庭成员，非常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我们在剪辑室里看他工作，他在剪辑开场打斗的场面，他突然停下来对我说：“我昨天看了《战舰波将金号》，我有很多疑问，我要问爱森斯坦。”说完了后他继续他的工作。他工作的背景是整个电影历史，不但有当代电影，还有20年代的默片，你会觉得他工作的参照系统是全人类完整的电影经验。我一直在看，看他怎么跟工作人员交谈，他们非常默契。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占他时间太久了，就和他告别。大家一起走出办公室，在我上电梯的时候，他突然招手，我走近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保持低成本。”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

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每个人都在想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所谓保持低成本，他的意思是坚持一种理想，一种导演的自由，一种创作的方向。强调保持低成本，也是他正在面对的困境，当时他的那个电影投资一亿多元，投资公司要求他们将片长剪短，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议。这句话是他对我的鼓励，也是对他自己创作困难的表达。突然间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些对这个老人的怜惜。

原载《生活》第三期（2006年）

本文节选自

《贾想 I ：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