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文明，必经疾病的挑战

高晞教授主要研究医学史和科学技术史，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曾在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医学史长达15年。这样的经历使她的研究中兼具了科学与人文的视野。在研究、教学之外，高晞教授还在翻译海外中国医学史研究代表学者吴章（Bridie Andrews）的《现代中国医学的形成》，该书今年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本次讲座中，她用丰富的文献、图像和数据与听众分享了疾病和人类文明共生共存、相伴同行的历史。

讲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编辑室整理，文字经高晞教授审定。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2003年SARS期间，我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流行病与文明同行》。当时我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流行病与我们的关系。这次疫情爆发后，澎湃新闻再次转发了这篇文章。

这十多年来，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发生了很多变化，也有了很多更新的思考，我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当我们听完这堂课的时候，我非常期待能够和大家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疾病”，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怎样？

一、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会谈什么？

疾病到底是什么？西文中疾病disease这个单词，出现得比较晚，差不多是到中世纪才出现的，最早是1330年。我们可以查一查牛津英语字典，disease这个单词由dis和ease组成，也就是指“非常不容易”“很困难”“不舒服”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最早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疾”（“贞有疾年，死”），这里的“疾”是指流行病。《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公元前700多年的《周礼·天官·冢宰》中已记载了四季常见的疾病——“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天有“痟首疾”，也就是头痛病；夏天有“痒疥疾”，所谓的皮肤病；秋天有“瘧寒疾”；冬天有咳嗽。中国古代对传染病有多种称谓，又称为时疾、疠、役病、温病、疫病等。中国古代社会的瘟疫是比较多的，我们不光从甲骨文、医学文献上可以看到，墓碑上的墓志铭也会记载大规模疾疫导致的人口死亡。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公元870年左右的《有唐吴兴沈氏墓志铭》，碑文上写得非常清楚：“年多疠疾，里社比屋，人无吉全。”这说明当时整个社区没有人能够幸存下来，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有唐吴兴沈氏墓志铭》

一般而言，我们谈到疾病的时候，我们会谈到疾病的来源。我们现在的很多疾病，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按照科学家的研究，疾病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野生动物，人类通过食用动物或接触动物感染。一个是前人，也就是已灭绝的类人灵长类。从古代的很多类人灵长类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遗传下来的疾病有旋毛虫病、非洲睡眠病、破伤风、血吸虫病。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他那本耳熟能详的《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之间有很多共有的疾病。按他的统计，人与狗有65种疾病是相通的，与牛有50种，与猪有42种，与家禽有26种。当然，麦克尼尔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几十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但总的来说，从疾病与人类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当人类开始操作地球、重新安排生态系统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破坏可以自我再生的自然界，这种冒险行为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这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是农业革命引发生态下滑，但其程度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记得1980年代初，我还在读书时，我们对农业革命所引发的生态下滑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的一位美国留学生同学就谈到了一种忧虑，对土地的频繁利用会导致土地缺乏营养，土地就会荒芜，这在当时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当时的知识结构从来没有想过土地会荒芜，也没有想到，当我们用尽自然环境的时候，其实自然是会来报复我们的。人类从农业社会时期已经开始吸引动物归化，人与动物共餐共生，这样的生活环境使排泄物可以污染饮用水，也使得蚊蝇传播（包括我们吸引归化很多的动物，像鼠、蚊和其他吸血虫类昆虫）。这样的生活方式为寄生虫和动物提供了滋生疾病的环境。现在的农村地区已经很少有人和动物共居的了，但在1980年代的上海郊区还是可以看到当地人所造的三层楼房子，底层往往会养猪。我这里所说的不是宠物，而是人类归化的动物，它们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在欧洲也有同样的现象。我曾经参观过德国的一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当地的民居建造在上坡上，也是分三层的，人居住在中间一层，而最上面一层是给马匹的，这样马匹可以直接由山坡回到马厩。在传统的社会当中，人和动物的这种关系导致了大量的疾病。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疾病的发展，像水稻当中就有大量的寄生虫。

我们现在的很多所谓疾病，并不是新兴的疾病，它们跟人类文明起源有共同的历史。考古发现，公元前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身上，就有天花的痕迹。古埃及壁画上也出现了脊髓灰质炎病人，也就是小儿麻痹症。因为现在有疫苗，所以生活当中已经很少能见到小儿麻痹症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疾病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在我看来，人和疾病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影相伴，共生共存。所以当我们谈“疾病”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疾病是有历史的。

二、疾病可能征服人类吗？

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们有那么多医生和科学家，我们的世界出现这样一群人，目的就是为了对付疾病，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是可以战胜疾病的。但是，我想引用美国学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一句话：“我们的文明从发明农业到现在拥有70亿人口的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微生物敌人对人类社会的命运具有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疾病会不会征服人类？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往往认为人类是可以战胜疾病的。从历史上看，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流行病”。“流行病”这个词在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它意味着短时间内在人群中传播广泛而导致大规模死亡的疾患。公元前四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记录了大量的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传染病案例，这些传染病表现出的症状及其危险程度与我们今天的传染病还是异曲同工。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当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21世纪，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非常高精尖的医学知识和对付疾病的手段，但是来势汹汹的疾病所带给人的症状与古希腊时期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看看疾病对人类的危害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今天会感觉到，这次新冠病毒有点来势汹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措手不及，没有预料到它会有如此严重的冲击力。说实话，虽然我研究了三十年的医学史和疾病史，经历了2003年的SARS，也清楚对中国病毒学家而言，冠状病毒并非是一个新病种，微生物教材上也有“冠状病毒”的知识，但我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依然没有充分的估计。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历史上的数据，看看疾病是不是真的有征服人类的可能性。

比方说，我们常说的最重要的一场疾病是1347年1351年欧洲的鼠疫，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估计，这四年当中死亡人数总计达7500万至2亿，在某些地区和国家死亡人口高达60%。这场鼠疫在欧洲大地持续了将近300年，很少有疾病持续如此之长，差不多到18世纪，鼠疫才在欧洲基本上消亡了。但没有想到在19世纪末，鼠疫来到亚洲和中国，重新爆发。我们知道中国1910年爆发了一场鼠疫，3个月之内死亡人数达到了6万。我们继续看，1545—1548的墨西哥大瘟疫死亡人数超过80%，1576—1578再次爆发，死亡人数超过50%。1616—1619的新英格兰瘟疫死亡人数达到了将近90%。1915年的爆发全球性流行性脑炎，死亡人数达150万。

原来的史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近年来，历史学家在此之外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传染病等自然因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式。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也就是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他在书中重新考虑了气候、疾病的因素如何影响罗马帝国的终结。现在的科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揭示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成果，表明了疾病对罗马帝国的危害。作者认为，罗马人在无意中与大自然合谋，创造了一种疾病生态，释放了病原体进化的潜在力量，很快，罗马人就被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染病的巨大力量所吞噬。我们会看到，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是两次重大的瘟疫，一次是安东尼瘟疫，还有一次是所谓的第一次鼠疫，也就是查斯丁尼大瘟疫。科学家认为，查斯丁尼大瘟疫是由于致病的微生物走到了进化的新时代，当微生物越来越活跃的时候，罗马帝国就被卷入这场剧烈加速的旋流当中了。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出版

也许可能很多人会说，上面的这一切并不能证明疾病会战胜人类。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实，也就是“哥伦布大交换”，看看疾病会不会摧毁人类，或者说摧毁一种文明。哥伦布大交换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往研究都认为，哥伦布到美洲后，带去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或者再加上欧洲当时的武器，用这些对付和控制了新大陆的印第安土著。但是科学史家还有另一种说法。当哥伦布到达新大陆的时候，这是一块所谓的“从未被污染的沃土”，也就是说在欧洲大陆已经肆虐很久的疾病，比如天花、霍乱、疟疾、麻疯病、百日咳、鼠疫、斑疹伤寒、水痘等等这些疾病，在美洲大陆从来没有出现过。而随着欧洲人携带这些疾病进入美洲，美洲原住民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欧洲人经历了几百年的疾病，身上总带有自然的抗体，而美洲人没有经历这些传染病，身上没有任何抗体。所以当这些疾病进入美洲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据现在的研究估计，当时造成了90%的人口死亡。换句话说，科学史家认为，欧洲旧世界征服美洲大陆其实是靠这些疾病的，而不是靠枪炮，也不是靠先进的文明。2018年德国马普所的一位进化遗传学家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对16世纪墨西哥地区一处遗骸进行DNA测试，再次证实了美洲存在由欧洲旧大陆带去的疾病导致的人口死亡。因此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提供了旧大陆是毁灭新大陆的罪魁祸首的证据。

在我看来，疾病除了能够征服一种文明，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还颠覆人类的价值观，导致人类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彻底崩塌。

第一个冲击是信仰的崩塌。

这张图片是中世纪欧洲爆发鼠疫之后，教士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念圣经。原本中世纪对疾病的认识都认为是天谴，是上帝对于人世间罪恶的惩罚。但中世纪爆发的鼠疫带来的后果是没有贫贱、高低之分的。有钱的、有权势的，所谓的有宗教信仰的、掌握神权的人，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在疾病、传染病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没有人能逃过疾病的危害。因此可以这样来说，疾病的到来可以导致信仰的崩塌。

疾病对人类文明带来的第二个冲击，在我看来就是道德的沦丧。

因为疾病一旦爆发，尤其是恶性传染病出现，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死亡，或者在短时间出现一种恐怖的症状，在这样的状态下会出现六亲不认，甚至会把自己的亲人赶出家庭。这种状况的出现，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危害社会。

疾病对人类文明的第三个危害在于大量精神性疾病的泛滥。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中世纪以前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鼠疫、麻风病、疟疾、伤寒、天花等传染病，还有其他疾病的泛滥。比如说“出汗病”，人在短时间内因为神级系统问题，出现大量出汗的现象，突然发抖，倒地死亡。还有一种是“舞蹈病”，当时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一些小镇，出现集体跳舞直到死亡的现象。这种精神上的疾病，会在社会蔓延。

当疾病爆发的时候，人们找不到理由，上帝的天谴不能解释，甚至星相学学说也不能解释，人们会把矛头指向民间，甚至同僚。在中世纪出现了杀女巫的现象，人们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是女巫；还出现了焚烧女巫的现象。甚至到了中世纪晚期，有人说这样的疾病是犹太人导致的，出现滥杀无辜、杀犹太人的现象。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一群人在喝水，其中有一个人是死神，头上戴着王冠。这是19世纪在伦敦爆发的一场霍乱，霍乱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这里给大家推荐另一本书，叫《死亡地图》。当时在伦敦霍乱爆发后，当地一位律师John Snow发现是饮水问题导致了霍乱的传播。Snow要求伦敦政府关闭水泵，阻止致病水源流动。这里就出现了我刚刚所说的道德的沦丧。这幅漫画是法国人送给英国人的，这幅漫画在说什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国人在嘲笑英国人，说你们在喝水的时候，死神过来了。死神头上戴了一个王冠，这就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自由女神像。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嘲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疾病带来的除了死亡以外的价值观的颠覆和道德的沦丧。

疾病到底能不能战胜人类、疾病跟文明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三、人类是如何应对挑战的？

从公元前430年第一次有记载的大瘟疫到2010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不断地面对疾病和瘟疫的挑战。

人类对疾病的应对，在我看来一直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这种积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主动层面，一个是被动层面。我们看到，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可能会毁掉世界上1/3的人口，甚至毁掉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疾病对人类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会引起人类对生命和个人价值的反思。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也是来源于中世纪大规模鼠疫所导致的后果。关于人文主义兴起的成果和研究，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都已经很多了。

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宗教在现代医学兴起当中对疾病的反思。在中世纪时期，人们一般所信奉的是教会的医疗方式，而这样的医疗方式往往是信仰疗法。中世纪疾病导致的后果，是信仰疗法的彻底失败，同时这也引起了教会的反思。大家如果仔细看下面这张图片，也许能看出来，在这张图片的正中就是去年四月份刚刚被焚烧的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左边，是世界上第一所医院，叫主宫医院。我们会看到这所医院其实是跟教堂连在一起的，这是什么原因？当教会的神职人员充分意识到，信仰疗法无法维护宗教的信任度，导致民众对宗教信仰的丧失，他们于是开始慢慢转型，建立修道院，修道院开始收容病人。由信仰疗法向慈善医疗的转型，使修道院开始成为最早的医院的雏形。图中巴黎圣母院旁边的主宫医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早期主宫医院建立的时候，一个重要特色是，宗教特点非常明显，每天有大量的修女、修士穿过医院进行祈祷，做弥撒。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已经知道，信仰疗法不可能治疗疾病，因此他们开始采用护理的方式。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医院，就是麻风病院，而麻风病院就是由教会资助的，收容被社会抛弃的、没有办法救治的病人。所以我们看到，现代医院的兴起，是教会从信仰疗法向慈善医疗转型的结果。

下面这幅画是我自己拍的，非常有意思。这幅壁画是在丹麦的赫尔辛格市，这是中世纪的金币交易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但是它有一个著名的港口，对面就是瑞典。赫尔辛格也是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中的那个小镇。当时我非常偶然地看到了墙上的这幅画。大家来看，这幅画是有警示作用的，如果我们从左往右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完整地叙述了传染病从发生、发展、死亡到新生的过程。疫病从港口进入，通过船只进入城镇。我们看到中间的画中，这位戴着鹰嘴帽、穿着黑衣服的防护人员，可能是医护人员，也可能是教会人员。在西方社会，当医护人员也不能救助疾病时，人们只能祈求上帝。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这幅图片让我们看到了人们面对疾病时的反应。人们可能对付不了疾病，所以在图的最右边可以看到，同在教堂的一个画面里，一方面是埋葬尸体，埋葬死去的病人，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生儿在接受洗礼。这就意味着，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其实人们还看到了一种新生。所以我觉得疫病到来后，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人类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

刚才我说到，人们对疾病的反应总体来说是比较积极的，因此，每当疾病爆发的时候，医生无论是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总是站在疫区的第一线。在中世纪，人们都是没有办法去对付这样一种疾病的。自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们就将传染病的出现归咎于大气因素，他们认为传染病是通过空气在传播。16世纪的时候，帕多瓦大学教授伏拉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6—1553）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是由于某种看不见的“微粒子”(seminaria)自感染者移行到被感染者，是“由感觉不到的颗粒的感染所引起的某种极其精确地相似的腐坏”。虽然他的观点并未被多数人接受，但医生和科学家思考如何对付疾病的过程始终没有终止过。

到17、18世纪，欧洲医学界盛行另外一种理论，叫“瘴气理论（miasma theory）”，“瘴气”一词也是来自古希腊时期，意思是“污染”“不纯”“不洁”和“糟糕的空气”。我们现代医学、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发展，也是来源于“瘴气理论”下的应对措施。中世纪时“瘴气”被认为是一种有毒蒸气或薄雾，充满了引起疾病的分解物质，这是个疾病地理学的概念，认为疾病受污染的水、恶臭和不良的卫生条件影响而产生，有可辨识的臭味。“瘴气理论”到了19世纪依然在欧洲社会盛行。在19世纪初期，西方医生、外交官、传教士、商人把这个概念带到了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疾病传染也是因为“不干净”“不清洁”。这样的思想跟欧洲所盛行的医学思想是相关的，他们把欧洲的思想带到东方，带到殖民地，我们把它称为“殖民医学”。但是在我看来，污染的环境不仅仅指东方或者亚洲，其实这也是他们对欧洲的认识，所以他们会提出改革的想法，比如如何清洁街道，建立公共卫生制度。

同一时期，科学家开始在实验室研究、寻找致病的真正原因。在19世纪末，传染病的病原学和疫苗的研究在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实验室取得突破。一直到19世纪末期，西方的医学理论才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种疾病是由一种病菌导致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疾病，它们的发现都是在19世纪末期。从细菌学角度，19世纪末期是发现疾病的重要时期。肆虐欧洲长时期的鼠疫，到1894年才被真正发现。1894年，香港爆发了鼠疫，法国年轻的科学家耶尔森（A.Yersin）和日本科学家北里柴三郎同时发现了鼠疫杆菌。

除了科学家研究和探索疾病外，医学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是国家干预和政治动员。一是设立疫病委员会，处理尸体、消毒措施、隔离、封城等措施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运用。二是建立海港检疫制度，像日本这次“钻石公主”号就运用了典型的四旬斋制度。三是立法接种疫苗，这是人们对付传染病最重要的措施。这幅图片非常有意思，英国牛痘接种在立法过程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大部分民众非常不认可这样的疫苗接种法，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不愿意戴口罩，所以要通过立法确定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人类抗击疾病最有效的手段。

在国家立法、行政干预之外，主要就是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科学知识普及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从中世纪就开始建立的。每一次疫情爆发，地方政府都会制作一些宣传手册或指导手册。

在应对疾病的过程当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总的来说，人类在与疾病相处的过程中，疾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与流行病是同行的，文明必经疾病的挑战才能向上发展。最后，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也就是我一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觉得疾病是非常可恶的，科学家的工作是对付疾病的，我们希望人生当中没有疾病，但反过来思考，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疾病的话，将会是怎么样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