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妇女刊物会“厌女”？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1915-1937）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妇女期刊，发行量曾达万份以上，每月出刊，常常卖到断货。既然名为《妇女杂志》，应该是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但因女性的识字率不高，能写文的人更少，所以在杂志上发声的总是男性，他们往往细数女性的缺点，要求她们检讨，或者呼吁所有的父亲、丈夫善尽教养责任，以免中国被落后的女性拖垮。

因为她们的保守性太重，当男子已经同意女性解放后，她们还宁愿守著畸形小脚和贞节牌坊，她们气量狭小又迷信，只知诵经念佛，而不肯走出家庭，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就说，「厌女」几乎是中国妇女刊物的传统。

▲《妇女杂志》创刊号

最显著的现象是许多男学生来信，极力想要摆脱他们在家乡、未受教育的未婚妻们。单在 1923 年，杂志刊登关于婚恋的通信就达 59 封，在 12 月号编纂了「五位想解约者的来信」，陈述新青年遇上旧婚约的集体叙事。江西九江的竹轩八岁就有了童养媳妇，他说：

她是个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我虽有时在我母亲面前劝她放足识字，她哪里肯信，只轻轻的走开罢了。我母亲常常因她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气……她又是女界最蠢者，连女红都不知做……

尽管竹轩的父母不甚满意，但这位自小在他家接受教养的女孩，却还能「自主性地」不学识字、不肯放足、不做女红，甚且不断主动要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显然不合一般对童养媳的认知。

问题是，这些极可能被抛弃的未婚妻们根本没有发言机会，所以也很难获得她们版本的故事。

然而，当有女性为这些沉默而被遗弃的姊妹发言时，却被男性批评为 「带有性别偏见」 ，是敌视男性，偏袒女性。这种对女性发言身分的攻击并不是少见的现象。

1920 年学生领袖施存统（1899-1970）就在《民国日报》发表〈看不惯女士二字〉，认为发文署名 「女士」 ，是女子「 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 」。1921 年接任杂志主编的章锡琛（1889-1969），也主张取消「性别界线」：

我们有一个坚决的信条，以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著眼于全人类的生活，才是合理。

他们呼吁取消性别界线，避免对女性保护，乃至版面上满是对女性不友善的言论，虽有女性反应拒看《妇女杂志》，章锡琛依然坚持「 针砭女性原是本志职责，实是希望女界进步 」。这种对女性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并不独出现在男性主编身上。

早在创刊初期，1916 年，留美归国的女主编胡彬夏（1888-1931）就规范过，她创「通信栏」写著：

自本期杂志、始拟添通信一门、专为海内外女界与本社交换意见机关…通信时、妇女与妇女可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嚣张浮薄之语、诡怪妄诞之说、恕概不登载、盖风教所系、妇女与有责焉、斯为妇女初次在众目众耳前发表意见之时、会其必光明秀伟良淑端雅也固宜、又关于本杂志需改良处、或另有求恳事、尽可直言、本社常乐闻之、时或并答语附载。

胡彬夏企图打造女性公共论坛，通过同性的信任关系，延伸通信情谊，鼓励女子 「自由谈心、毫无拘束」 ，但同时警觉女子的公众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发言时必须自重，谨慎维护得来不易的发声管道。

然而，此标准可能陈义过高，导致这个「通信栏」在她主编时期，只在第一期刊登她与作家施静仪的信件后，就终止了。

当中国女权渐行开化，而出现更多受教育、天足的摩登新女性时， 男性的厌女现象却不减反增。

这些新女性在男性的描述中，外型时髦、思想西化，但虚荣自私，在一系列 「模范的新女子」 的征文中，全是对新女性的嘲讽，她们「出门之前」必精心打扮，是「社交的明星」、是「先进者」、是「演说家」、是「女神」，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旋于众多爱慕者之间，不需操持任何家务，不仅糟蹋男性，也欺辱女仆与车夫。

亦有许多男性读者来信，转述他们的友人被新女性抛弃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华林饱尝失恋之苦，张絧之友人被毁婚，赵慕莲被「养尊处优的女子」抛弃，从此醒悟恋爱结婚是有钱人的享受，一般人还是娶旧式女子好。

这些当事人羞于启齿的失恋经验，全经友人转述，搬上公共论坛，成为警世故事， 男性向往自由恋爱，但却无法面对女性也保有自由选择。

女性的读者来信远低于男性，更少谈到自己私密的婚恋经验，但不同于男性读者的集体叙事，女性的故事个个不同。

受中学教育的如水自诩为新女子，却希望为夫另蓄一妻，以维自由之身 ；中学女生耿箫秋与大学生的恋爱受阻 ；北京女师江见觉的友人被迫嫁人；爱上有妇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压而想自杀的张梅仙；相信真爱无关性别的王卓 。

男子大多具备公共发言的能力，他们的故事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处境；而女子要敢于说出婚恋故事，本身就是特异的，她们的经验更难以被收编，且这些发言的女性，既不是男性故事中无知无觉的旧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性。

张梅仙说出她的处境，她十六岁定亲后，公婆不许她读书，而要她学刺绣，婚后却被夫婿嫌恶：

他在南高读书，暑假或年假回家，到说程度不相配，这样的女子朱家角几百个也讨得著，到远乡远里讨著这个宝货来。我想起以前不读书，比尖刀刺我的心还要痛呀。

热衷文学的女孩王卓渴望志趣相同的伴侣，不用组织家庭，只要相爱厮守，她问主编：

男子中有这样理想的人没有？假如得不著异性的，可否找一个同性的？ （我相信真爱是不分同性异性的，并且我也有过同性爱。）

主编回应：

你的爱情观── 不分同性异性的恋爱，不免近于变态 ，或者因为对于恋爱的真义不曾澈底了解的缘故。最好请一读本号所载 〈恋爱观的变迁〉 一文。

在 1921 年前，女性还少出现在公共论坛时，厌女论述是男性主张女性的落后使国家阻塞不前， 藉由指责女性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却鲜少反省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

1921 年后，女权国家论述退却，旧女性成为男性追求自由的包袱，新女性则让他们遭遇失恋的风险，无法让男性予取予求的女性，仍是被责备的对象。

有趣的是，这些读者投书的厌女论述，却在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以另一种面貌呈现。

▲1921 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创男女同校先声，舆论呼吁男女社交自律节制。杂志广告则鼓励女性要注重一切仪容细节，以便与男子交谊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分析，这类通俗小说是读者面对社会快速变迁的逃遁叙事，他们拥抱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好让「想跟上世界的愿望，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的愿望」。

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周蕾（Rey Chow）进一步发展出以 「以女性为沉痾」 的症候解读。

读者总在小说中看到意志薄弱的男主角沉沦，而女主角则信守承诺、贞洁、美德，她们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并拯救她们的（准）夫婿，但一切总是来不及，传统的力量（女性）始终赶不上现代社会招致堕落（男性）的速度，为了守贞（传统价值），女主角们的结局不是病死就是出家。

女性被视为中国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承载了繁复的家庭与社会规训，她们是最需被解放的一群，同时社会又最害怕她们被解放。她们应该上学、放足，有新思想、好容貌及旧美德，以准备随时承接被新时代抛弃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