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凌叔华，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在家里排行第十。

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后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都有优异的成就。她的代表作有《花之寺》、《女儿身世太凄凉》、《酒后》等。

徐志摩曾评价她的作品有"一种七弦琴的馀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本文讲述了抗战时期凌叔华一家西迁至四川大后方的故事。远离战火的乐山是凌叔华的精神城堡。在那里，她有过一段婚外情，经历了婚姻风波、恋人战死，还完成了一本重要的文学作品《古韵》。在历经劫波之后，以一句“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抵达了心灵的彼岸。

文 | 龚静染

1930年1月，沈从文曾经在给翻译家王际真写信的时候说：“叔华才真是会画的人，她画得不坏。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是要太太，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沈从文全集》）看得出，在沈从文的眼里“叔华”是个很适合做妻子的温顺典雅的女人。

沈从文说的这个“叔华”就是凌叔华。凌叔华出身于名门豪族，其父凌福彭是光绪的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曾经做过顺天府尹代理（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直隶布政使等。凌福彭不仅官做得大，文化底蕴也深厚，与诸多名家过从甚密，家里就是个艺术沙龙。凌叔华从小受熏陶，天资很高，才华出众，曾拜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又曾得到辜鸿铭、王竹林、郝漱玉等名家的教导。后来她又从事文学，被称为是“新闺秀派的作家”，其作品中多有爱情描写，可是却被人们认为她不懂爱情，“她是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的”（钱杏邨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

那么，沈从文说的那个“太享福”的丈夫是谁呢？他就是陈西滢。

凌叔华与陈西滢相识大约是在1924年5月泰戈尔访问中国期间，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西滢负责接待，凌叔华作为学生代表也在接待队伍之列。后来凌叔华给《晨报副刊》投稿，而陈西滢又是《晨报》的编辑。他们认识的经过颇为有趣，在他们的女儿陈小滢的回忆中是这样的：“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陈西滢与凌叔华

01 婚姻风波

1926年7月，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后不久，徐志摩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其中说道：“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太近古人！”

实际上凌叔华曾经与徐志摩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只是后来没有走到一起。

徐志摩的话中有话外之音，他并不看好凌叔华和陈西滢这个婚姻。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认识翻译家王际真就是徐志摩介绍的，徐志摩和沈从文对凌叔华的认识好像不太一致。

1929年，陈西滢离开北平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也随丈夫到了武大，除了写作、画画之外，还兼职主编了《武汉文艺》。也就在这一期间，凌叔华认识了朱利安·贝尔（JulianBell），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

这段经历的见证者是叶君健，他是陈西滢的学生，也是朱利安的朋友，叶君健在《陈西滢和凌叔华》一文中这样回忆道：

英国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要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来武汉大学教英国文学，朱利安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吸引，就应征这个位置且获得通过，终于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克莱伍·贝尔（CliveBell）是著名的美学家，母亲瓦妮莎（Vanessa）是著名的画家。凌叔华作为一个画家，与他认识后就经常见面。我那时写些小说，作为我的英语作文，交给他看，他感兴趣，因此也和我成了朋友，常与我交谈文学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就在他那里不时碰到凌叔华。凌叔华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我对此也受到吸引，坐在一旁静听，这自然也使我加深了对凌叔华的理解。凌叔华是一个极为温存的人，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

朱利安的到来源于一个英国画家傅来义（罗杰·弗莱），当时他的妹妹在中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结识了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并建立了友谊。她回国后就把她哥哥傅来义的一幅画送给了凌叔华，双方书信不断。后来武汉大学因为一名英籍教师要离任，需要一个替补的人选，傅来义的妹妹就推荐了朱利安，朱利安当时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1935年秋，朱利安来到了武汉，他不是一个本分的普通教师，在英国时他被视为浪荡的青年。朱利安来自英国一个著名的艺术沙龙“布鲁姆斯勃里”，这是个混乱、放纵但又自恋、真诚的艺术圈子，他的母亲是傅来义的情人。朱利安从小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也染成了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也喜欢写诗歌，有很高的艺术天分，对徐志摩非常不屑，而这一切都为他即将来临的中国生活带来了不寻常的故事。

朱利安刚到武汉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对其很好，甚至为他打点生活方面的问题，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不久，朱利安就爱上了“聪明、可爱、敏感、热情”的“院长夫人”（当时陈西滢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很显然，他的胆大妄为、无拘无束也让凌叔华平静的生活不再平静，而文学成了他们恋情的温床。1936年初，两人背着陈西滢偷偷到北平幽会，朱利安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他实现了一个“浪漫男子的梦想”，每天的生活就是“要去剧院，要去滑冰，还要做爱”。他曾经写过一首叫《交合之后》的诗，其中最后一句有“绯红的落日，黑色的断树，陡峭的英格兰鸟语悬壁，直到老。越过沙滩纠结着，我们睡”。这首诗的每一个字都发出了从灵魂到肉体的震颤，凌叔华被深不见底的情欲彻底淹没了。

朱利安·贝尔

陈小滢曾经比较理性地分析过这段恋情，“不知道朱利安是怎么喜欢上我母亲的，他比她整整小8岁。我想他们之间产生恋情，也有一定的原因吧。那时武大会说英文的不太多，会说英文的母亲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对初来乍到的朱利安有诸多照顾，加之‘中国才女作家’的身份，使得朱利安很容易对她产生亲近感。父亲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后，严格遵循西方的职场规则，不聘用自己的妻子到学校任职，这让一心想做新时代女性的母亲很不高兴。出身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家庭的朱利安从来不掩饰对异性的兴趣和喜欢，他的赏识和恭维，对身处那个环境的母亲也许是个莫大安慰。”（《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这件事情后来被闹得沸沸扬扬，让陈西滢脸面丢尽，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完全破裂，虽然同床异梦，但也一直维系着，而这可能与陈西滢的性格有关。“他（陈西滢）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显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幽默’和讥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的人。”（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

最后的结局是朱利安被迫离开武汉大学，但凌叔华与之藕断丝连，她又赶到香港与等候回国的朱利安告别，为此陈西滢曾写信骂朱利安“不是君子”，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老拳相向，仅仅是发泄了一点文雅的愤怒。叶君健回忆道：“我于1936年夏天离开武汉大学，不久就去东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西滢和凌叔华了。只有朱利安·贝尔在给我的来信中偶尔提起过凌叔华。”后来朱利安志愿参加“国际纵队”，将赴西班牙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就在1937年春天，凌叔华又不顾一切赴英国送别朱利安，两人难舍难分。但几个月后，在参加马德里保卫战中，朱利安遭遇炸弹袭击身亡，死时只有29岁。

02《古韵》

人虽然死了，但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当时凌叔华随着武汉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她在这一期间与朱利安的姨妈维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Woolf）联系上并开始长期通信，

“贝尔牺牲后，可能是由于对他的怀念，她开始与佛吉妮娅（即维吉妮娅·伍尔夫）通信。

在1938年至l939年间，当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以后，她写了一系列给佛吉妮娅的信，并把她的英译稿陆续寄给佛吉妮娅看”（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伍尔夫是英国著名作家，是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文学先锋，其代表作有《到灯塔去》《雅各的房间》等，伍尔夫对凌叔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她们的通信长达16个月，后来伍尔夫的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直到1941年3月自杀身亡为止。

凌叔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段经历：

我曾在战时读了伍尔夫的一篇文章叫作《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心里感触的很，因为当时住在四川西边最偏僻的地方，每天出门面对的就是死尸、难民，乌烟瘴气的，自杀也没有勇气，我就写信问伍尔夫，如果她在我的处境下，有何办法？

维吉妮娅·伍尔夫

伍尔夫给她的回信中回答道：“我唯一的劝告——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劝告——就是：工作。所以，让我来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就值得做的工作。”

（1938年4月5日伍尔夫给凌叔华的信）不知道她的鼓励是否对凌叔华有所帮助，1938年年底凌叔华来到乐山后，居住在半边街57号，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就是从这时开始写的，而这本书也是伍尔夫鼓励她“抵抗苦闷”的写作。也许回忆让时光变得宁静和缓慢，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最好的方式，而事实也证明《古韵》是凌叔华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代表了她的文学高度。

凌叔华在《古韵》的开篇中写道：“每当想起童年，便能记起这句话：‘回首往事，既喜又忧。’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梦中又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小姑娘。同儿时的伙伴在老地方玩耍。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年龄……”这是一个漫长的回忆，也是一本自传性质的故事集，文笔同她的画笔一样，有同样的“幽深、娴静、温婉、细致”（苏雪林评语）的韵味。

凌叔华，《古韵》

《古韵》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畅销一时。可惜直到近些年才在国内翻译出版，它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得不说这是一部被文学史遮蔽的作品。但陈小滢对这本书的看法颇为理性：“我想西方人很难把这个作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女性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他们真正好奇的，或许是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这也是母亲的悲哀吧。”

但客观讲，在20世纪初中国最优秀的女性作家中，应该有凌叔华的一席之地。

在乐山期间，凌叔华闲居在家，除了写作，就是个家庭主妇的角色，所以她对偏于西南一隅的小城生活是不满意的。陈小滢回忆道：“当时乐山是一个小县城，什么也没有，我的母亲肯定不喜欢那个小县城。我的奶奶和大姑姑也跟着我们一同入川。战乱岁月，物资奇缺，一家五口全靠父亲一人，而学校又常发不出工资，她和我奶奶、大姑姑的矛盾也从来没断过。母亲从小就有很多人侍候，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是众人羡慕的大小姐，那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实在太艰苦了，在精神上也一直处于对战争的惶恐不安的情绪里——仔细想起来，我觉得她也挺可怜的。”（《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在婚姻与现实处境的双重逼仄之下，凌叔华的心情极为苦闷，无奈之下选择了逃离。1939年底，她以母亲去世奔丧之名，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北平，但她去后就没有回到乐山，而是留在了燕京大学教书，女儿陈小滢则在燕京大学附中读书，只有陈西滢仍然留在乐山。

凌叔华宁愿待在日占区，也不愿在抗战大后方生活，也许那些年的情感纠葛确实是让她大伤脑筋，两地分居的生活暂时让他们各自相对平静，至少避免了不少争吵。

那期间，陈西滢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1941年7月，西南联大教授罗莘田到乐山见到了陈西滢，陈虽然风度犹存，但感觉还是老了一些，“唇有黑髭，鬓杂白发，背部也稍微有些拱起。可是一穿起亮纱的蓝衫来，还依稀有点儿住在北平东吉胡同时候的风度”（《蜀道难》，附录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凌叔华重新回到乐山是1942年2月，在杨静远的日记中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件事：“妈妈（袁昌英）告诉我，干妈（凌叔华）、小滢回来了，后天我的生日请她们吃饭。”（《让庐日记（1941—1945）》）生日那天，杨静远在2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干妈、小滢已有两年半没看见了，干妈胖了，小滢高了。她们送我一个顶美的黄缎子小盒，上面绣有珠花。”杨静远是凌叔华的干女儿，杨端六、袁昌英之女，当时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与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的关系非常好，两家在乐山的来往非常多。

03“精神城堡”

不久，陈西滢离开武汉大学去了英国任职，但凌叔华却留在了乐山，并且建了一幢小楼自己住。关于这段，陈小滢也有回忆：“这期间，奶奶在乐山去世。两年后，我们又回到乐山，不久，大姑姑也去世了。1943年，父亲被国民政府派到英国工作。父亲离开后，母亲带着我搬到一个小山上，母亲还建造了一栋小楼，在楼上就可以看到岷江、大渡河以及乐山大佛。那以后，她心情好了不少。”（《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这幢小楼就在万佛寺旁，既是遮身之所，也是凌叔华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小小的精神城堡，可以说是她把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变成了一幢现实的小楼。这个小楼位置极好，“与对岸山上的凌云寺遥遥相望”，“左右均有古木细竹，把乱砖荒草芟除，却也多少寻得出倪云林画意”。

凌叔华在1943年11月的《山居》一文中写道：

我一个人走出走入，不觉得冷清。树上鸟语细碎，篱外猫狗相斗，有时反而觉得太热闹了。我觉得最享福的午后沏一壶茶，坐在万绿丛中自由自在的读我心爱的书，写我所要写的画，这是神仙皇帝该嫉妒的意境，我在这时不禁油然漫诵石涛的“年来踪迹罕人世，半在山乡半水乡……”

我是个生有山水癖的人，战争原是该诅咒的，但这次神圣抗战却与我这样幸福，使我有机会与山水结缘，我该感谢谁呢？

这段话与之前凌叔华在乐山的感受简直是判若两人，看得出此时的她是恬静和自由的，也是自得其乐的。当然她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闺蜜，如袁昌英、苏雪林。苏雪林就回忆说：“我们几个朋友，常常在那楼中茗话，开窗凭眺，远处山光水色，葱茏扑人而来，别有一番风味。”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凌叔华写下了“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一句诗，确是她当时生活与心境的写照。

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凌叔华也就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里，静下心来继续写《古韵》，应该说这里面有乐山给予她的一份灵性的滋养，所以她“至今还感激那多情的山水，在难中始终殷勤相伴”（凌叔华《爱山庐梦影》）。抗战结束后，凌叔华这段故事随着光阴的流逝已经被人淡忘了，更因为她长期生活在国外，与国内比较隔绝，知者甚少。

但到了2006年，凌叔华与朱利安的那段婚外恋又被人重新提起，这是因为女作家虹影的小说《K》（后改为《英国情人》）。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就是凌叔华（书中的“闵”）和朱利安（书中的“裘利安”），他们的故事让作者找到了巨大的叙述张力，但因为小说中性描写的大尺度引发争议，甚至引起了诉讼。但虹影辩解说：“我写的根本不是凌叔华，她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借朱利安的故事作为我想象的跳板，连朱利安这人许多事也是虚构的。”（《关于“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虹影与王干的对话》）顿珠·桑评价《K》的时候曾经分析说，朱利安面对的是“一个从妻妾成群的旧家庭里走出来的如同中国古画一般的闵”，所以“闵与裘利安之间的故事根本就是一场文化邂逅”。（《走进裘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所以，虹影试图把20世纪初逐渐开放的东方女性的复杂性展开，在小说中进行丰富的阐释，而《K》应该说是敏锐地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素材。

虹影，《K—英国情人》

也许凌、朱之恋的另一个主角陈西滢，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的钥匙。这个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才生并不讨厌朱利安，甚至对他有好感，是他把朱利安引进到中国来，而且在那段故事结束后，他还曾买朱利安的诗集来读，平静得就像朱利安还是自己的朋友，而这种奇特的关系一直维系到最后。

作为他们的女儿陈小滢一直都不知道父母之间曾经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中，也常常听到父母提及朱利安，并没有任何忌讳。1968年，陈小滢在伦敦买了一本朱利安的传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陈西滢，但后来她无意中读到了书里关于母亲与朱利安的这段往事，非常震惊。在《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中，陈小滢写道：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父亲坐在公园的一张凳子上，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是。”我又问父亲为什么要和母亲结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他沉吟了一下回答：“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慢慢站起来，回到汽车里。

本文摘自

书名：西迁东还 副标题: 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 作者: 龚静染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品方: 天喜文化

出版年: 2019-9-25

编辑：_童_指杏花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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