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与两名不同派别的犹太人聊他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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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海笑

编辑 | 刘成硕

进入之前

如果你翻开一张欧亚地图，耶路撒冷正好位于旧世界的中心，作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的共同圣地，那里不乏故事，也不乏各式各样的书写者。2018年，我开始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起点，沿古罗马留下的公路，环地中海陆路旅行。

我去过不少中东国家，但只被以色列拒签过——大部分中东国家是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有着非明文规定的签证互斥。且上一次申请时正逢犹太人的逾越节，为了不在大型节庆造成混乱，以色列干脆关上了签证的大门。

这一次我直接向国内的以色列领事馆申请旅行签证，依正常的流程五个工作日即可出签，在发现我第一次的拒签记录后，领事馆又暂停了我的申请。之后，我经历了和领事馆长达一个月的斡旋，内容主要针对我的旅行目的，包括补交我的雇主证明和社交网络资料，其间还加过几个领馆人员的微信，但最终使馆的领导还是决定亲自会一会我。

我们的对话隔着防弹窗进行，气氛异常沉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领事为我罗列了一个冗长的题纲，他一定熟谙审讯学，否则不会将所有问题重复着、穿插地询问我——

“你父亲的母亲是做什么的？”

“她没有工作。”

“你奶奶呢？”

“退休，我已经回答过了。”

“对不起，例行公事。”

……

领事官显得非常疲惫，我很抱歉给他带来了困扰，或许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安全形势和发展旅游业的平衡点究竟在哪。因为即便存在安全隐患，以色列还是在《Condé Nast Traveler》全球旅行国家读者评选奖中位列第15位，中国是以色列旅游的巨大市场，中国人赴以色列游客三年间增长一倍，这和我第一次申请签证时的情势已经完全不同了。

“拿齐你的材料再过来一趟吧。还有，如果我给你签证，我说的是如果，最终你能否入境，还得看以色列海关的决定。”

从世界各地奔赴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教教徒（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被明信片化的耶路撒冷旧城

以色列的夏季极为漫长，我来时是以色列最热的季节——8月初，太阳大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一些欧洲人竟也悠然的躺在太阳下看书，认真的做着笔记，他们的皮肤被晒成红棕色，眼睛似乎可以防御紫外线。

在一个晴朗无云的午后，我从雅法门步入了耶路撒冷旧城，淡蓝色的光线折射在沙岩城墙上，鸽子在穹顶构筑的天空中飞翔；各式各样的旗帜、明信片展示架、冷饮店、石榴汁罐子、兑换所、小火车，让耶路撒冷看上去像一处完全的观光胜地。

纪念品商店里挂着大象图案的挎包，这种挎包似乎风靡了全世界的旅游城市，在曼谷他们印上“曼谷”， 在耶路撒冷他们印上“耶路撒冷”。过去在耶路撒冷一带，的确有大象，重建第二圣殿的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的军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贝特匝加黎雅战役中，就曾与战象军队作战，他的弟弟以利亚撒·马加比（Eleazar Maccabeus）奋不顾身地将他的矛刺向一头战象的胃，与大象同归于尽，结果成为了以色列的英雄。

耶路撒冷被建筑在山与谷之间，台阶上上下下，房屋重重叠叠，其间是无数的小巷和“巴扎”（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对集市和市场的称呼）。头顶上方布满了挂着垃圾的电线、荧光灯和铁丝网，卫星天线、储水罐、扩音器和监视器从院墙一角延伸出去，有一种自然有序的古老混乱在其中。

往东面的圣殿山方向走，要穿过一大片旧巴扎，巴扎的屋顶连着屋顶，同地中海沿岸的古堡构造一致——顶上自然通光，光线洒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灰尘的颗粒。巷子两侧从贩售日常用品如袜子、莲蓬头、地毯、插座、电器和手工艺品的杂货铺，到提供各式生活服务的理发店、三明治店、裁缝铺和茶馆，让人无法与那些宗教描述的美好世界联系在一起。从人们的长相来看，你几乎很难分辨谁是犹太人，谁是阿拉伯人，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同一种独特的中东香料的气味。

耶路撒冷旧城里的“巴扎”

罗马人焚毁了犹太人在圣殿山上的第二圣殿，在遗址上盖一座朱庇特神庙，将犹太省改名为“巴勒斯坦”。从此之后四百年，犹太人不被准许进入耶路撒冷。圣殿从未再建，但圣殿山的护墙——今日的西墙依然留存，犹太人赶走了那里的巴勒斯坦居民，经常到此悼念他们被消失的圣殿。

西墙又被称为“哭墙”，男女分开，中间用一排屏障隔离。哭墙前的犹太人穿着整齐，一部分戴着黑色檐帽，一部分戴着白色针织帽，有的人靠着经桌读经，有的人双手倚着西墙，祷告或冥想，还有的人用单手撑着西墙，身体有节奏地前后晃动，嘴里念念有词。

每个进入祈祷区的男人都必须戴帽子。许多人远道而来，衣衫褴褛、提着行李箱或推着轮椅车的信徒们，到哭墙前都迅速换上像手帕一样的小圆帽——“基帕”。犹太教认为佩带经匣子（Tefillin），可以不受魔鬼之害。黑色的经匣子被绑在男子的前额和左臂，佩带时必须站立，一只经匣子置于左臂肘内侧，皮带先要在左小臂上绕七圈，然后再在手掌上绕三圈，组成一个代表上帝的希伯来文字母，最后绕在中指上。另一只置于前额中央，一般在发线之上，用皮带在头的后部打结固定，皮带的剩余部分经两肩放置胸前。

成群结队的犹太教徒拖家带口，推着婴儿车，来耶路撒冷朝圣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遗址、博物馆、纪录片，以获得对国家和历史的认同，但耶路撒冷不是他们的终点，所有流散的犹太人仍在盼望救世主——弥撒亚的归来，以带领他们在最终的目的地重建家园。所以他们忍受苦难，天天祷告，期待弥赛亚——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在西墙前佩戴经匣子和“基帕”祷告的犹太教男子

马哈耐那胡达市场

几天后我在新城的马哈耐那胡达市场，看络绎不绝的犹太人拉着车、戴着帽子，将成捆成捆的面包、堆积如山的橄榄、香料、坚果、蔬菜、肉、鱼带回家。

马哈耐那胡达市场

我随意走进一家香料店，发现人们正挤在一大堆香料中间喝咖啡，里面放着中东传统音乐，桌子上是十九世纪样式的咖啡杯，几位裹着头巾的犹太主妇带着幼童，坐在桌前喝卡布奇诺，席间不断传来杯子与盘子碰撞发出的声音。

“一杯咖啡。”我低声地说。

“一杯什么咖啡？我们有很多种咖啡。”女店主忙得顾不上搭理我。

耶路撒冷的店主都不会有好气。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旅游城市，虽说是一生必去的城市——但大部分观光客一辈子只会来一次，没有人会是回头客，但他们还得继续在这里，去重复解答那些无聊的问题。当地人讨厌游客，更讨厌记者，因为耶路撒冷挤满了记者，公交车上全是记者，旅馆里也全是记者，记者只会带来更多的记者和游客。

我指了指桌上的一杯卡布奇诺。

“小杯？中杯？放豆蔻吗？”没等我回答，店主已经不耐烦的开始做了。

我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被一大堆辣椒面、豆蔻粉、茶叶、花草末、咖啡豆和意大利空心粉包围。香料曾是贵重商品，与黄金等价，早期从中东通往欧洲的香料贸易就是被犹太人垄断的，犹太人曾一度扮演着沟通阿拉伯世界与欧洲的桥梁。由于沙漠商队的运输成本昂贵，欧洲人为了寻找从西欧前往亚洲的远洋航线，以带回东方的香料，最终促成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

尼散月香料咖啡馆

“这店叫什么？”我问旁边一对刚来的犹太年轻人，他们穿着以色列传统蓝色的短袖，提着蓝色的宜家购物袋，看上去要比其他人友善一些。两人先用希伯来语商量了几句，女生又用英语问男生道：“这店有名字吗？”男生回答道：“市场里的店不一定得有名字，大概就叫做‘香料店’吧，反正自从我搬来耶路撒冷时就有，四五年了吧。”其实这家店叫做“尼散月香料”(Nisan Spicy) ，已经存在十四年了, “尼散月”在犹太教历里是一月的意思。

我坐到了两位年轻人旁边。男生叫托拜厄斯，长着鹰钩鼻，满脸的胡须，发际线已提前后退。女生叫娜特，一头卷发，性格比托拜厄斯活泼，身体也似乎比他强壮许多。拜厄斯和娜特都是以色列的第二代移民，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他俩是中学同学，出国念完大学后娜特选择回到耶路撒冷，而托拜厄斯决定再去荷兰念研究生，娜特今天是过来跟他告别的。

尼散月香料咖啡馆

观点决定犹太民族

“……昨天在车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违章驾驶，随意压线和掉头、绕过路障……她说我已经二十五了，应该能理解很多事情。我反驳说她都五十六了，为什么认为我老呢？”娜特大声笑了起来，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英文说得飞快。

“在他们的年代，我们的小孩都已经出生了。”托拜厄斯对我解释道。

“犹太人必须很早结婚吗？感觉每个家庭都有一大群孩子。”我问道。

“情况因人而异。托拜厄斯来自世俗派犹太家庭，他们过着完全世俗的生活，认为不必遵从犹太教律法，有的世俗派甚至是无神论者。而我来自革新派犹太家庭，我们认为犹太教需要与世俗适当结合，与时俱进。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派别，主张严格按照律法来指导生活，你瞧那些穿着传统的服装与礼帽的就是……

犹太人分布于不同的国家，我母亲的家庭来自美国，我父亲的家庭来自匈牙利，托拜厄斯，你呢？”娜特问道。

“南非。”托拜厄斯一边掏出“RAW”牌烟纸，一边回答说。以色列的烟草昂贵，抽手卷烟的年轻人很常见，这些人在遥远的地中海东岸，过着完全欧式的生活。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大量的移民来自东欧，然后是欧洲、非洲、亚美尼亚……”娜特继续说着。

“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怎么联络呢？”我打断了娜特的话。

“不联络。”托拜厄斯回答说。“虽然以色列极小，但这里的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观点、价值，你只能跟这个国家的很小一部分人正常交流、对话、互相了解……”

观点——犹太人很强调这一点，以色列的建国理论就是基于对国家和社会抱有相同理念，犹太民族是一个通过宗教故事虚构出来的群体，这是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处处受到排挤，也许他们很难走到一起去面对共同的敌人。就算在以色列内部，仍存在着一百多个基布兹（Kibbutz），处于自治的状态。

“基布兹”源自希伯来语，是一种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社区，极端的基布兹不允许个人拥有财产。20世纪初，从东欧就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了集体农庄的理念，建设基布兹社区，和以色列复国运动相辅相成。在复苏希伯来语、增强犹太认同上面，基布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片古老土地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但以色列只是一个七十年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正在变成一个整体……”娜特接托拜厄斯说道，她并不否认以色列是个新来者。

“犹太人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那他们彼此之间怎么交流呢？”我问。

“对老一辈来说很困难。虽然希伯来语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但第一代移民基本不会讲希伯来语，大部分犹太人掌握的希伯来语都来自家庭，即使说得流利，也不一定标准……我的祖父和祖母是移民到以色列之后，才开始系统地学习希伯来语的。”娜特说道。“到我这一代，已经不存在语言问题了……”

犹太人在经历过两千年的大离散之后，古希伯来语已经濒临灭绝。现代希伯来语是一种被复兴或者说是被创作出来的语言，第一位说现代希伯来语的人是语言学家艾利泽·本-耶胡达的儿子。第一个乌尔潘——希伯来语培训学校成立于1949年，以帮助新移民学习标准的希伯来语。

我问娜特：“当你思考的时候，也用的是希伯来语？”

“是的，我能很自然地用希伯来语想问题。”娜特说道。

“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也会用上一点英语，我们的父母都源自英语国家。”托拜厄斯想了想补充道。娜特接着说道：“没有比希伯来语更多，这跟你从哪里来，在那里出生和长大有关。”

“希伯来语不过时吗？”我大胆地问道。

“是的，你说得没错。所以现在我们说的希伯来语，跟圣经时代的希伯来语比较有了很多改变，连书写都已经完全变了样，很少有人认识以前的希伯来文。”娜特说着，托拜厄斯从手机上找出一张古希伯来文的图片给我看，像我在石碑上见过的古埃及文字的一种。

这时我看见娜特在用勺子不断捣弄着她的咖啡，便问她：“你喝的是什么呢？”

“咖啡。有一点淡，我忘了让她做得浓一点。”娜特回答说。

“因为咖啡也很贵吧。”我感慨道。

娜特大笑。托拜厄斯赞同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在这里生活的原因，安全维稳永远是第一位，宁愿让整个经济都停滞下来，物价也变得越来越贵……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的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外跑，哪怕是旅游也比待在这里舒服，出去了就没人愿意回来。”

但娜特愿意留在以色列，她学的是音乐，最近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变得异常艰难，就像地中海地区的农民要逐年考虑他的耕种对象一样，娜特正在考虑改学生物科学，从而进入以色列更有竞争力的生物科学领域。为了谋生，她还曾在旅行社做过兼职，也做过一阵子的餐馆服务生，现在在为一间犹太教堂工作。

“你俩平时祷告吗？”我继续问道。

“我会祷告。”娜特抢着回答。

“我不祷告，我不信神。”托拜厄斯说。

“他信仰科学。”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一种宗教都包含着科学。”

“那你有犹太帽吗？”我问托拜厄斯。帽子是犹太男子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帽子上能分辨出不同犹太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甚至政治信仰。如果他完全不信仰犹太教，那么到了特殊的仪式，比如说葬礼，他又是否会遵从犹太教传统呢？

“在我家里确实有一顶，是那种叫做‘基帕’的小圆帽，不是大沿帽，只有在重要典礼时才拿出来。”托拜厄斯说。

托拜厄斯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我第一次理解“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从一个犹太裔教授那里，到以色列后这个词又时常被人拎出来，以区别那些戴着针织小圆帽“基帕”的犹太教徒和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们一般从东欧过来，头戴黑色呢绒圆帽，长帽檐、短帽檐、高统帽款式不一，穿着毛料黑色外套，捂得严严实实，以显示对上帝的虔诚。

西墙广场前走过一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

没有律法要求犹太教徒一定要遮住头顶，但他们不仅热衷于戴犹太帽，还对各式帽子都情有独钟。我在耶路撒冷进过一个帽子店，不仅有常见的“基帕”——不少款式很容易和穆斯林的针织小帽弄混，和东欧犹太人的天鹅绒大檐帽，还有渔夫帽、凉帽、遮阳帽、鸭舌帽，甚至有像是苏联军人戴的贝雷帽。

我注意到“基帕”必须用发卡夹在头发上面，这种帽子的遮挡范围仅限于头顶。于是我说：“我倒认为帽子也有实际的作用，譬如说遮阳。”在日照强烈的中东，头皮很容易受到太阳的直射，很多人甚至在头顶上喷防晒霜。对于秃顶的人来说，戴一顶“基帕”也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托拜厄斯说：“实际上，许多戴帽子、穿礼服的犹太人来自东欧，在以色列炎热的酷暑时节，他们依然穿着冬装，身上散发着汗臭。那些服饰都不是中东的东西，只因为他们来自寒冷的地方，保留了那里的传统。”

“他们不热吗？”

“当然很热，特别是在中东，你还保留着这样的打扮，每次我一走近，就能闻到他们身上散发着的那股体臭……”娜特的语气中带着嘲讽。“他们过于刻意地保持传统了，惧怕改变，以为改变就会迷失方向，就像试图冰冻时间一样地愚昧。”

“难道他们打算永远这样？”

“那当然，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把这里当作了应许之地，想留下来。犹太人经历了太多的迫害了，他们在欧洲、俄国被三振出局后，才坚定地认为以色列更安全。”娜特回答道。

“但以色列并不安全。”托拜厄斯反驳道。“我在过来的公交车上，就听到广播说要求报告座位下面的陌生包裹。”

“也许是有人遗忘了行李呢？”娜特天真的问道。

“在以色列恐怕只会是另一种情况。”托拜厄斯说道。

“也对，你别看这里一派和平气息，但一年前，就在我们现在坐的旁边一条街，发生过汽车炸弹袭击，我同学的哥哥是在那次恐怖袭击中遇难的。”娜特叹了一口气。“妈妈老让我小心一些，但是怎么小心呢？袭击随时可能发生。”

谈到巴以问题

午后的阳光正好，街上依旧是嘈杂的人声，桌子不远处就是轻轨轨道，不时传来电车的铛铛音，伴着各式宗教音乐、人们的交谈声、咖啡杯与杯盘碰触发出的清脆响声，听似无序，一切又在并行不悖的运转着。

耶路撒冷旧城

“如果某些事情发生了，当然我说的是如果……”我停顿了一下。

“哈哈，你可以直接说，没关系。”托拜厄斯说。

“当一场真正严重的战争爆发，还有人愿意留下来吗？”

“是的。”娜特肯定地说道。

“我不知道，有人愿意，但我会离开。”托拜厄斯有些犹豫地回答道。“不过……也许他们手中握着‘M16’，可以对着人群扫射，但我们手里握有核武器，最坏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整个中东再见……”

“那样做是太激进了些，没人打算用核武器，它存在的威慑作用大于实际用途。核武器只特别用于邻国有计划地将我们清理出以色列之际。”娜特引用了一段官方的措辞。

“不，不是那样的，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能让所有人最快地死去。”托拜厄斯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随后他们又用希伯来语讨论，娜特认为托拜厄斯的观点会导致参孙一样的结局。《圣经》中的以色列大力士参孙拥有上帝所赐的超人力气，他在与以色列外敌非利士人的搏斗中被俘，受尽羞辱。在非利士人的一次大祭中，参孙再次遭到戏弄，于是他推倒神庙的支柱，与三千名敌人同归于尽。

“……事实上也没人能用它，就像冷战时期一样，双方曾无数次地发展核武，又无数次地摧毁核武。”我联想到新几内亚部落们的战争游戏，那些好战的部落之间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安排一次形式化的战斗。而在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巴勒斯坦示威者与以色列军队照例会进行一周一次的对峙，并且允许游客参观，他们互扔石头和催泪弹。

“今天打算去哪？”托拜厄斯问我。

“拉姆安拉。你去过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为了找更便宜的住宿，我订了一间距离耶路撒冷旧城10公里的青年旅馆，地址是拉姆安拉。后来我才发现，那里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驻地，位于约旦河西岸——一个全世界的记者听了都会兴奋的地方。

“我们不能去那，他们会杀了我的。”托拜厄斯很客气地说。娜特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的神情。

“那是另一个国度吗？”

“那要看你问的对象是谁。”①

① “国家认同”往往建立在不同的主张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对国家抱有不同理念，是两者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就算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一国方案”、“两国方案”等不同的巴以和平方案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