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到高考，中国人真是太喜欢考试了

19 世纪末叶的中国充满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一方面，交通工具的革新使生活变得便捷，动辄以月计量的路程如今只需数天；另一方面，通行了数百年的科举制度依然发挥作用，读书人“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在数年一次的考试中度过光阴，直至成为“天子门生”。

—— 许知远

1873

时间：1890 年

地点：广州-北京

人物：梁启超

17 岁那年，梁启超在父亲陪同下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自南向北的辛苦行程，对于年轻的梁启超是一场开拓眼界之旅，而广交师友、会试落榜等际遇也正等待着他。

广州到北京

拓展眼界的旅程

进京赶考是一个艰苦而兴奋的旅程。

帝国疆域辽阔，举人享受官方的旅行补助，依靠骑马、骡车、帆船与步行抵达京城，地处边陲则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考生暂时从枯燥的典籍中摆脱出来，游览山川、名胜古迹，拜文会友，做诗饮酒......如果足够敏感，还有机会观察民间疾苦，这些经历是日后跻身帝国统治阶层的重要一课。

1890 年，17 岁的梁启超第一次前往帝国的首都，参加会试。梁启超父子自广东北上，在珠江北岸的天字码头登船，顺珠江而下出海口，继而沿东南海岸线抵达上海，稍作休息，等待前往天津的航班，最后从天津乘骡车经东便门进入京城。

一位外国旅行者描述当时的行程，“到了梁启超这一代，这些体验陡然发生了变化。‘烈火转孤轮，浩荡随所适’‘四海真一家，万里乃咫尺’，一位举子这样形容乘坐蒸汽轮船的经验。近代交通技术令帝国的空间骤然缩小，动辄经月的路程缩短为几天，速度的刺激成为新体验。”

▲ 清朝科举考试程序

北京城

会馆初体验

抵达北京后，梁启超首先需要去同乡会馆获得同乡官员的印节。各省各县的会馆遍布宣武、崇文两城，约有 400 多家。会馆既是信息交流中心，也是同乡情感互相慰藉的中心。会馆里的沟通打破阶层，一个出身于新会城的尚书在新会会馆宴请同乡朋友，年轻举人便可以借此机会与尚书结识。

会馆交际中，梁启超有机会结交更多朋友，比如来自广东同一师门的汪康年，六年之后他们一起创办了未来著名的《时务报》。但交际受到方言乡音的束缚，对于梁启超来说，广东人的圈子尚能应付，倘若离开了粤语，则连交流都成了问题。来自四方的举子、官员们经常说一口不标准的官话，浓重的广东口音也造成不小的交流障碍，正如一个考生在日记中写道：“造庐投谒，或终日不遇一人。既见，又不能作寒暄语，宾主恒蹚然相对。偶语一事，则方音杂糅，彼此皆不能详其颠末。

年轻的梁启超初次入京，免不了生涩拘谨，而资深的复考者早已熟悉北京的文人生活。福建举人郑孝胥在广和居吃饭，到广惠寺祭奠亡友，与同期举人相聚到东单牌楼买猪毛褂，张謇则不断夜课。来自浙江的考生蔡元培，兴冲冲地去见他崇拜的同乡京官李慈铭，李慈铭以诗文与性情狂狷著称，是个不知疲倦的日记作家，他称赞蔡“年少知古学，俊才也。”而在广东举人中，文廷式最知名，与张謇、郑孝胥以及山东的王懿荣并称四大举人，前三人都与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关系密切，以其门生自居。

除了交友，梁启超还需要准备考试，去琉璃厂，逛书店，买墨水，储备食粮，带着考篮进考场。考场里有几千人，每个人一个小小的隔间，一块板子横贯考场，白天在板子上写试卷，晚上在板子上睡觉。考生三天不能出考场，自己带米做饭吃，如果下雨只好任凭风吹雨淋，考位挨着厕所也不得不忍受。

▲ 19 世纪末的北京城

这场考试展示出帝国特征的某种矛盾，一方面尊重知识和文化，举人被许诺将来是天子门生，未来与权势紧紧相关，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进考场前脱光衣服搜身检查，毫无个人尊严，读书人的心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这一趟行程以会试落榜告终，不过对于梁启超来说，落榜并不是什么憾事，他如此年轻，还有大量的时间去准备复考。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我们中国人真是太喜欢考试了，从小学、初中、高中、高考，考上大学了还要考各种证书，选修不同的专业，拿到一个又一个学位，考试好像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一个特别中心的角色。当我的那些很优秀的同学突然有一天进入一个不需要考试的社会的时候，他们会产生某种困惑和迷茫，好像突然找不着人生的动力所在。

▲ 今天的高考场面

梁启超那个以科举为中心的时代，考试更是整个生活的重心。对于很多读书人，尤其所谓帝国精英，他们整个的人生节奏是按照考试的节奏发生的。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举人，三年一次的会试到北京去考，如果考中就得了进士，成为帝国统治阶层的一员。很少有人能一次性考中，所以很多人的人生就围绕着一次一次的考试，三年一次这个机会失去了，他就会重新回来渡过自己的沮丧、困顿，再准备下一次考试。

我很好奇，一个广东少年在偌大京城之中，他会觉得孤单吗？或是在会馆中得到某种确认？我想描绘一个少年举人，他置身于这样的世界，对自己浑然不觉，也没什么感受，这时候他只是历史的旁观者。他可能看着这些人的变化，或者他非常专注于自己即将到来的考试和焦虑感，没有机会观察各种事情。

梁启超从来没有对北京做出什么特别的描述，我想肯定不是很愉快的心情，或者说他们接受的训练被集中在书本之中，他们不会观察生活、观察城市的面貌。这点中国读书人和西方人特别不一样。西方人在近代兴起之后形成了一套观察世界的方法，他们会描述自己看到的世界，会追问。我在书中引用很多传教士的描写，很难想象一个中国人像这样描写巴黎、纽约，这背后是一种近代思维的缺陷，也是梁启超他们日后想改变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