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我们为什么至今无法摆脱文化阵痛？

✪ 韩少功 | 海南省文联

【导读】在这个文化高度娱乐化而又不时隐隐作痛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难以自洽。韩少功先生认为，优秀的文学、人民的文化绝不止于娱乐。上世纪60、70年代的“横扫四旧”，与此前此后反复出现的“全盘西化”，虽然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否定文化传统方面，却构成了左右联手，异曲同工。这是一个积贫积弱国家常见的文化阵痛和文化焦虑。对此，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依然需要一场“寻根”之旅，在重视、清理、活用本土文化资源的同时，建立中国与西方之间健康的对话关系。但要注意的是，“寻根”并不是提倡复古和守旧，而是提倡创造性的自我再造。文章原载《文汇报》，感谢作者授权，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优秀的文学从来不止于娱乐

《文汇报》：您在《萤火虫的故事》一文里提到了——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您现在怎么看待文学的作用？正如您在文章中提到的疑问：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

韩少功：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的自我精神修复能力，但也许要承受一个相对沉闷、艰难的时期。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过于物质化的价值观全球流行，动摇了以“上帝”或“人民”为核心的价值支撑，削弱了对真善美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寒带地区生长不了热带植物。当主流性受众最关心钱的时候，文学不合时宜，也帮不上忙。这些受众只需要娱乐。而优秀的文学从来不止于娱乐，所谓“不平之鸣”，所谓“悲愤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等，早就划出了文学与娱乐的界线。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已有1/4的人需要精神治疗，抑郁病患者数量在本世纪一直快速增长，对人类的致残比例至2017年已超过癌症，估计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杀手。这种大面积的心理危机，大概也是文学娱乐化的一个同步现象。

《文汇报》：您是湖师大潇湘学者讲座教授，今年5月份也被聘为湖南大学的教授，您在高校中授课的内容是什么？您觉得大学中文系应该注重教学生什么？

韩少功：湖师大是我的母校，湖大与之相邻，都在岳麓山下。我在那里给学生讲一讲小说与散文，讲技术分析，也讲综合性人文修养。我会尽量讲一些专职教师讲得少的东西，比如创作现场的感受，多少做一点补充。至于中文系该怎么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合适发言。但基本事实是，文学不等于文学知识，写作一靠生活感受积累，二靠反复实践，甚至“非关书也”，“非关理也”。这对于全世界各文学院系来说都是天生的短板。当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写作班，我在那里给他们泼冷水，老师还不高兴。但几十年下来，好像他们也没培养出多少像样的作家。很可能，大学只能做大学的事，对于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知识准备，如此而已。

《文汇报》：您有次讲座中谈到，遇到过太多文字功底天赋很好的人，可是最终他们没有定力写成什么东西，最终成为新闻记者，机关写手等等。在您看来，写作的定力如何养成？

韩少功：这是一个大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大体上说，作家越往后写，越是拼人格、拼综合实力。懒惰的人走不远，虚伪的人走不远，投机取巧、急功好利的人走不远，冷漠、狂妄、缺乏同情心的人也走不远……当好记者等等恐怕也是如此。所谓人才，先成人，后成才。有才的人不会是少数，优秀的人才却不会是多数。这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漫长时段的修为、修养、修炼才能克服。这里从来没有灵丹妙药。连讲大道理都有点多余。世界上真正的难题，通常都是大道理谁都懂——但很多人不一定愿意做、不一定做得了、并且会用各种借口自我开脱的问题。

▍80年代的文学现象，都是一些可贵的探索

《文汇报》：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很多的文学流派，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您怎么看待80年代的文学界？

韩少功：80年代的那些文学现象，都是一些可贵的探索。即便有不少简单化、标签化、道德脸谱化的写作旧习，但打破禁区纠正积弊，功不可没，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助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当时的某些应急之作，也许艺术生命不够长久，但后人应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文汇报》：您在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创作出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等，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一文学口号？

韩少功：“文革”式的“横扫四旧”，与此前此后反复出现的“全盘西化”，虽然两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却构成了左右联手，异曲同工。这是一个积贫积弱国家常见的文化阵痛，文化焦虑，文化自宫。

1985年文学界“寻根”的提出，无非是提倡重视、清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建立中国与西方健康的对话关系。这一话题也许提得早了些，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只有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的时候，类似讨论才不会情绪化。果然，1985年后的讨论大多是情绪化的，不怎么讲道理的，正如有批评家说，中国文化这条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这一句话就可以获得满堂喝彩。这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的“国学热”，当然形成了明显的气氛反差。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无非是中国多了些钱，多了些经济发展。如今，关于本土传统资源的讨论，已深入到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各个领域，文学界倒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大说这事了。当然，我的看法从未改变，包括我也从不认为本土传统资源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神器——晚清比现在要“传统”要“国学”得多吧？晚清为什么混不下去了？这就是说，“寻根”并不是提倡复古和守旧，而是提倡创造性的自我再造。

《文汇报》：大众忽略了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翻译家”，1987年，为什么会选择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韩少功：当时读到昆德拉这本书，觉得比国内很多伤痕文学写得好，可成为中国同行的一个借鉴。出版却并不顺利，因为好几家出版社认为作者毫无名气。即便如此，中国读者还是早于东欧国家、包括捷克在内，更早读到这本他们的“禁·书”，可见当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不算太低。这个译本是经英文转译。很多年后有许均先生经法文转译，书名也稍有不同。我与许均有过长篇对谈和见面。据他说，国内同译一本书的译者，经常是不能见面的，像我们这样能坐到一起吃饭的，几乎绝无仅有。我听了就笑，至于吗？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只要不存硬伤，应该容许不同的再创造空间。

▍思想在文学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给感觉打假

《文汇报》：您1968-1978都待在汨罗，现在也搬回去住。这片土地带给你的，除了创作出如《马桥词典》，更多的是什么（比如某种价值观、生活态度），并在之后的生活中如何影响您？

韩少功夫妇在汨罗

韩少功：我喜欢乡下的生活，这首先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不是写作的问题。乡下有优质的空气、水、农产品、山水风光，有“慢生活”的放松，有体力劳动和呼呼大睡的机会，有知识圈以外的底层生活丰富多彩，再加上眼下的光纤宽带入户……这么多加分项还不够吗？至于你说的对创作的影响，也许会有，或者说，肯定会有，但可能是潜移默化，很难一一考证。

事实上，长期待在乡村的人不一定都能写作，写乡村也不一定都能写好，因此我不愿意在作品和经历之间做固定的因果链接。写作经常是可遇不可求。所谓“可遇”，是大把握不妨有。所谓“不可求”，是小刻意通常不可靠，顺其自然好了。

《文汇报》：在《天涯》2018年第1期上，您发表了《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对中国乡村和乡土进行了诸多思考，您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里的哪些文化需要被保护？“农村”和“乡村”两个词能划等号吗？

韩少功：“文化”这个概念太大，谈起来要特别小心。有些文化是随着技术和经济而变化的，比如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从农牧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这种变化无可阻挡。如果我们怀念油灯、草鞋、水车、油纸伞、吊脚木楼，那就得去博物馆——眼下很多乡村民俗游，其实就是这种博物馆的放大和活态表演，如此而已。另一种文化与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不大，地缘性很强，因此较为恒久，至今仍是人们活生生的日常态，根本用不着去“保护”。比如很多再富的国人也喜欢土菜、饮茶、汉服、棋牌、方言、昆曲或京剧，你拦都拦不住。这就是说，有些文化易变，有钱就能变，就必然变。有些文化则难变，与钱多钱少没关系，甚至能成为任何程度的现代化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保护”与守旧是有区别的。“保护”是建立若干静态或动态的博物馆，满足人们常有的怀旧情感。守旧则是让大面积民众永远住在博物馆里，都活在昨天，与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文汇报》：您曾经说，如果说《马桥词典》是我为一个村子写的词典，那么《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暗示》里的思想性更强，您为什么一直强调文学的思想性？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算是有思想的？

韩少功：很多作家从80年代以前的教条主义灾区中解放出来，反感思想和理论，强调“跟着感觉走”。这可能情有可原，但有一个深深的误解。

教条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其实是假思想和假理论。事实上，感觉崇拜论的误区是，好思想与好感觉从来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有个人特别让我反感，却说不清理由——这就是感觉。当我能说出理由了，能说出一二三或ABC了——这就是思想。思想是能说清的感觉，感觉不过是说不清的思想，如同鸡是长出了毛的蛋，蛋是潜藏在壳里鸡，如此而已。当我们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时，其实也就是在强调文学的感觉化。只是这种感觉要区别于那种假兮兮的无病呻吟、搔首弄姿、做伪娘、贴胸毛、玻璃心。思想在文学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给感觉打假。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感觉在文学中最常见的功能，就是给思想打假”。

▍文学有高下之分，随着时间的沉淀一见分晓

《文汇报》：在1996年《天涯》杂志改版，您担任了首任社长，当时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是什么？

韩少功：当时的文学杂志，大多数在市场经济中丢盔弃甲。小圈子勾兑利益的、自娱自东的、办垮了的，都不在少数。能死乞白赖追一追名人的稿，不分香臭的见名人就要，已算是很敬业的“好”编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团队想找回刊物之魂，就是说得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要往哪里去。

“立心、立人、立国”是台面上的大话，具体的意思，是经过80年代的启蒙大潮后，我们以为“跟跑”“学舌”“移植”的阶段应大体结束，希望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多一些自己独立的探索，自己的声音。后来一系列有较大社会反响的稿件，对错与高下且不论，多少都有这种“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的文化意义。

《文汇报》：2013年的长篇小说《日夜书》，被称为知青一代的精神史，为什么在时隔多年后再次创作一部跟知青有关的题材小说？

韩少功：文学不是新闻，常常有一个滞后，比如需要一段足够的时间沉淀，才更能看清某些人和事。三十年对于我来说大概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对焦我的知青生活。

《文汇报》：今年是网络文学的20周年，您怎么看待网络文学的发展？您觉得它会取代传统文学吗？

韩少功：什么是“网络文学”？据我所知，很多上网的作品都印上了纸媒，很多纸媒的作品也上了网，是不是很难严格区分？“传统”的古体诗词不是也能上网？至于专供网络连载的小说，是网络文学的一部分，老实说，我对此没有发言权。据说动则几千万字，百万字的都只能叫“短篇”，老汉实在读不过来。我问过一些网络作家，他们说他们互相之间也极少看，因此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我只是相信，任何一种形式或载体的文学都有高下之分，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而一见分晓。我们不必一见网络就以为是互联网+，就是文学的阿里巴巴，就是高科技和增长点。不管到什么时候，优秀文学作品永远都是少数，无论纸媒还是网络的文学都这样，我们不妨等等看。

本文原载《文汇报》2018年7月15日，原题为“作为思想者的作家——答《文汇报》”。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