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双行道:杜尚与博伊斯

当代艺术双行道:杜尚与博伊斯

2019年11月11日 17:23:15
来源:当代油画art

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风格派、至上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从未有哪个时期如 20 世纪那样,艺术流派之多,变化之快,艺术理论之纷繁,让人目不暇接。

在这场如同史诗一般的艺术革命中,如果要选出代表英雄的角色,那么杜尚和博伊斯一定不会缺席。

杜尚曾将这场艺术革命的原因,归结于对摄影的抗拒。在当时,摄影技术对于从希腊以来的写实主义绘画的打击,是致命性的。所有精益求精的绘画技巧,在摄影所造成的完全复制面前,都显得苍白。

当然,绘画技法的革命其实在印象派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时马奈革新着主题,塞尚和修拉则成了技法创新的代言人。

说回 20 世纪,先看一幅画,《亚维农少女》。毕加索在他一生最好的作品中,不仅仅用立体主义手法对抗了二维平面,还让笔下的少女(妓女)再也不是 18 世纪那样丰腴。她们的眼神是骇人的,这其中的一些灵感来自非洲木雕。

某种程度上说,这幅画已不再是审美的作品,而是审丑的作品。在中国这早就存在,比如扬州八怪,怪就是丑的意思。但是 1917 年,当杜尚惊世骇俗的作品《泉》横空出世,还是极大程度上挑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定义。

当时,杜尚在纽约街头买了一个白色小便池。他在这只小便池上签上名 R MUTT,就成了一件艺术品。杜尚将这件作品,送交一个独立艺术家展览会展出,但是最终被拒绝参展。

杜尚还宣称,“这件作品的外缘曲线和三角形构图,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别无二致。而它那柔润、光洁的肌理效果和明暗转换,与古希腊的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刻,完全一样。”

其实,杜尚并不是如同很多评论家说的,去否定美这么简单,而是去否定“美学性”。如杜尚自己所言,“没有美,没有丑,没有任何美学性”。这种超越美学性的艺术,直达观念和思想本身。可以说,这引领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

但是有人批评这种艺术权利的滥用,直至如今很多批评家仍在批评现成品。不过,现成品可以看成是杜尚的一个实验罢了。

实际上,如果杜尚签名是艺术权利的一个滥用,那么在当时,乃至今日,艺术权利早就被滥用了。杜尚在访谈里,用一种很理智的口吻说道,他根本不去卢浮宫,“我压根不相信他们的评判标准”,他还说“再好的画家一生好的作品就几幅,其余都是填充物”。

然而在那时,一个有名的画家,即使画得再差,也可以随意拍出天价。艺术的权利早已滥用,症结在彻底的商业化与混乱的评判标准。

杜尚用现成品这种玩笑的方式,彻底告别急功近利的艺术圈。他后来当了他的棋手,他是法国国象国家大师。

杜尚之所以伟大,我以为是让自己的生活成为艺术品。温文尔雅的他一生平静,无欲无求,却走得最远。艺术的意义在杜尚那里被解构。解构主义大师利奥塔,提请杜尚的观者“不要试图去理解,而是努力去不理解,努力展示出未能理解,因为在杜尚那里,最珍贵的宝藏便是“胡闹”或者“瞎搞”。

但是在杜尚的小便池发表后四年,德国诞生了另一个天才艺术家,博伊斯。

博伊斯和杜尚完全不同。杜尚是一个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他完全按照个人意愿生活,为逃兵役成为画家;博伊斯则出身在一个天主教家庭,19 岁的时候成为德军飞行员。

二战给博伊斯带来了终生的伤痛,包括失去的肾脏和脚伤,以及心灵上的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就在这期间,博伊斯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时,飞机坠落,被他眼里的“野蛮民族”所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之后,艺术在博伊斯那里的意义,无限放大。他曾公开宣传艺术高于宗教与哲学。毫无疑问,在杜尚引入观念进入艺术之后,博伊斯的观念与杜尚已显的完全相反。

1967 年,博伊斯完成了重要的作品《给兔子讲解艺术》,他认为"动物牺牲了自己而使人为人”,里面包含著他特有的人文关怀。但是这种关怀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很多人不能接受他的行为艺术。

1974 年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行为艺术,《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博伊斯批上一件绒毛批风,头上顶着一只露出伞柄的雨伞,既像似一具神秘的巫师,又像似灵异的教士。

室内放着一只活生生的北美丛林野狼,一堆野草,博伊斯就这样与名为「小约翰」的野狼共处了五天。

这匹北美野狼,不只是一只夜里出没的肉食野兽,它实际上是印地安人的 「神」。印地安人把野狼视为至高无上的圣灵,「与狼共舞」是一项重要的仪式,意味着与上帝沟通与和解。

但是在白人入侵印地安世界之后,野狼的地位改变了。它原先机灵、迅速的特性,以及对人类无害的温和性,被白人涂上了狡滑、卑鄙、邪恶的印记。

正是通过把野狼妖魔化,进而把印地安人低级化,美国白人才能像对待迪林杰一样,无情地追捕和滥杀印地安人。博伊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符号和宗教符码,突显了「动物崇拜」的力量,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人与动物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这两年在美国看了不少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画家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们既不敢像杜尚那样拉低艺术,又没有勇气像博伊斯那样拔高艺术。

他们离不开画布,离开的康德的“美”,又落入康德的“崇高”,或是落入符号学的条条框框,甚至让艺术变成消费主义的一个子集。

无论是杜尚的运动入画,现成品,装置,还是博伊斯的行为艺术,社会雕塑,在我眼里,只有他们彻底的,义无反顾的让艺术直指观念与思想深处。

杜尚的一生,选择了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方式抵抗世俗,并且把艺术拉下神坛,让生活成为艺术;博伊斯的一生,选择一种激进的入世,把艺术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其人文关怀服务。

虽然博伊斯对杜尚的晚年颇有微词,认为杜尚被高估了,但是杜尚不动声色的下着自己的棋,默默做着自己的作品。博伊斯和杜尚的选择,代表着德国人与法国人,受过创伤的人与躲避一切伤害的人的两种选择。

我悄悄的问他们,那么什么是艺术?杜尚说:我不相信艺术,我只相信艺术家;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

来源:美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