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斯诺登：我为什么告密？
2013年，一位名为爱德华·斯诺登的年轻人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年仅29岁，已在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了7年的他，向媒体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棱镜计划”，其涉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机构用户的网络隐私正在被美国政府秘密监控。
随后，斯诺登便成为了美国政府通缉的“叛国者”，开启了长达6年的流亡生活。
在今年的美国宪法日，斯诺登的回忆录《永久记录》上市。在自述中，他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是如何窃取并监控全球民众隐私，袒露了自己从“爱国者”到“叛国者”的心理变迁，以及逃亡前后的心路历程。
回忆录一经出版，美国司法部就表示要“没收”这部书的稿费。
文 | 爱德华·斯诺登
只有在事后回想时，才能领悟到自己有多么飞黄腾达。我由一个在课堂上无法开口讲话的学生，变成新时代语言的讲师；由朴实、中等阶级、父母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孩子，变成在岛屿生活，赚钱多到失去意义的男人。在短短七年的职业生涯里，我从维护地方的服务器晋升到擘画与实施部署全球的系统——好比由墓园值班警卫晋级成为迷宫的钥匙主人。
即便是最具理想的人，在他们没有充分时间变得市侩、放弃理想之前，让他们的职位升得太高、太快，都是会有危险的。 我占据了情报系统最意想不到，却也无所不知的职位之一，虽是管理岗位的最底层，以存取资料而言却是高高在上。 虽然这给了我强大的能力去观察情报系统的黑暗全貌，但老实说，我没有做好，而且我仍然对一项难以捉摸的事实产生了无比好奇的心理：国安局可以监视任何人的绝对限制何在？这个限制不是由政策或法律设定，而是由现在我所知的那些遍布全球的机器，以它们冷酷、强硬的能力所设定。有没有人是这些机器不能监控的？有没有地方是这些机器不能到达的？
01/ 国家注视着人类，而人类却浑然不觉
寻找这个答案的唯一方法是放下姿态，离开我俯瞰全景的高处，专注于操作员角色的狭隘视角。最能随意取得情报原始形式的国安局员工是那些坐在操作员椅子上，在计算机里输入受到怀疑的外国人或美国公民姓名的人。 基于某种理由，或者没有理由，这些人成为国安局监控最为严密的对象，国安局想要知道他们的每件事和所有通信。 我知道我的终极目的地便是这个界面——国家注视着人类，而人类却浑然不觉。
执行这项途径的计划名为XKeyscore，不妨将它理解为一个搜索引擎，让分析师可以搜索你整个人生的记录。想象有一种谷歌浏览器，它显示的搜索结果不是公共网络的页面，而是你的私人电子邮件、私人聊天记录、私人档案等。 尽管我已熟读这项计划，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我尚未使用过，而且我明白我应该要多知道一些才行。锁定XKeyscore是因为我个人希望确认国安局监控侵入的深度——你无法由文件得到这类确认，而必须借由直接的体验。
夏威夷少数真正可以不受约束地使用XKeyscore的办公室是国家威胁管控中心（NTOC）。国家威胁管控中心在崭新但沉闷的新开放办公室运作，国安局将其正式命名罗彻福特大楼，这是为纪念二战时期破解日本密码的传奇海军军官、加密分析师约瑟夫·罗彻福特（JosephRochefort）。大部分员工称之为罗奇堡，或者简称罗奇。我申请该中心职缺的时候，罗奇有一部分仍在兴建中，在这时，我回想起我第一份在语言高级研究中心的安全调查工作：我在情报系统的职业生涯的开始与结束注定都是在尚未完工的建筑里。
除了国安局派驻在夏威夷的翻译员与分析师都在那里工作以外，特定入侵行动（TAO）部门的当地分部亦设在罗奇。这个国安局部门负责远程入侵分析师挑选为目标的人们的计算机——类似于该机构以前潜入敌人家中装窃听器及找寻不体面资料的古老盗窃小组。相反，国家威胁管控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监视与破坏特定入侵行动小组的外国目标的活动。幸运的是，国家威胁管控中心通过博思艾伦公司得到一个承包商职缺，他们委婉地称为基础设施分析师。这份工作要使用国安局的全面监控工具，包括XKeyscore，以监控所谓基础设施的活动，也就是网络。
斯诺登
虽然我在博思的薪水稍微多一点，大约一年12万美元，但我认为这是降职——这是开始我的计划、我人生最后落点的第一次降职，意味着要放弃我取得机密的途径、安全调查和在国安局的特权。我从工程师成为一名分析师，最终将成为流亡者，成为我曾经控制过的各项技术的目标。从那个观点看来，这种特权削减似乎无关紧要，因为我的人生弧线向地面落下，不论我的职业生涯、恋爱关系、自由，甚至包括我的人生的冲击点，都将加速奔向终结。
02/ 通过监控获得的裸照全部共享，这样你就参与了其他人的犯罪
我决定带着我的档案离开美国，把它们交给我联络过的记者，但在我开始规划这项行动的后勤安排前，我不得不先去见一些人。 我必须飞去华盛顿特区，花几周与欢迎我的新长官、同事见面，他们对于我如何运用对在线匿名的深入理解来揭露狡猾的目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华盛顿特区，回到我初次接触这个已经失控的机构的地方：米德堡。这次，我是以局内人的姿态回来的。
在我成年的那天，也就是十多年前那个动荡不安的日子，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国安局总部的工作人员，也改变了那个地方本身。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项事实，是在我开着租来的车子想要进入国安局停车场，但在康乃路上被拦了下来时。我对这里的记忆仍充满恐慌，电话铃声、汽车喇叭声和警铃声大作。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所有通往国安局总部的道路一律禁止通行，除非持有特别的情报机构的徽章，像我脖子上现在挂的这个。
在我不需要跟总部的国家威胁管控中心的长官们装熟的时候，我会把所有时间尽可能用来学习，跟负责不同计划与不同目标种类的分析师共享办公桌，这样才能指导夏威夷的小组成员学习国安局工具的最新使用方式。至少这是为我的好奇心所准备的官方解释，而我的好奇心总是超过限度，并且赢得技术人员的感激。他们一如既往地热切地想要证明他们开发的机器的力量，对于那种力量被如何运用没有一丝疑虑。在总部时，我也接受过如何妥善使用系统的一系列测试，这比较像是规则练习或程序性防护，而不像是重要指示。有分析师跟我说，反正需要接受很多次测试，所以不必特意去学习规则：“会不断打钩，直到你通过为止。”
在我日后交给新闻记者的文件里，国安局形容XKeyscore是最为全面性的工具，用以搜索使用者在网络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我研究的技术规则则更为详尽地说明这一切是如何办到的，借由封包与切分，亦可以将使用者的在线对话切割成可以管理的封包来进行分析。虽然我已经可以说明，但我仍然最想看到它的实际运作。
简单来说，这是我在科学事实中所见过的最接近科幻小说的东西：你在这个界面可以输入近乎所有地址、电话号码或IP网址，然后搜索近期在线活动。 在某些个案中，你甚至可以重现他们的在线对话记录，可以看到他们台式机屏幕的画面。你可以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浏览记录、搜索记录、社交媒体帖文，以及所有的一切。你可以设定通知，每当你关注的人员或装置上线时就会发送通知。你可以搜索网络数据封包，看到关于某个人的搜索逐字跳出，因为许多网站在每个字母键入时便会传输出去。这就像看一份自动完成，字母与单字在屏幕上闪现。但是，输入动作的不是计算机而是人类：这是人工完成。
我在米德堡的那几周，以及我在夏威夷博思艾伦的短暂任职，让我目睹了以前只在内部文件上所读过的滥权行为的实际发生。看到这些，我才明白我在机构层级的地位跟构成立即伤害的原爆点差多远。我只能想象我和国安局局长或美国总统之间地位的悬殊。
我并没有在XKeyscore输入国安局局长或美国总统的名字，但在熟悉这个系统之后，我才知道我其实可以这样做。所有人的通信都在系统里——所有人。刚开始我担心如果我搜寻国家高层，会不会被逮到并被革职，或者更糟。可是，要伪装一项搜索其实很简单，即使是最知名的人物，只要用一种计算机格式将我的搜索条件编码即可，那种格式在人类看起来像是涂鸦，但XKeyscore却能完美理解。如果有哪位负责审查搜索的督察人员去深入检查，他们只会看到片段的乱码，但我却能够搜索最高法院法官或国会议员最私密的活动。
据我所知，我的新同事并不打算如此大规模地滥用他们的权力，即便他们真的做了，也不会说出来。无论如何，当分析师想滥用系统时，他们在意的不是专业上的目的，而是个人目的。这导致了所谓的LOVEINT（爱人情报）行径，这是对人员情报及信号情报的无礼嘲讽，是对情报的嘲弄。分析师会利用国安局的系统去监视他们的现任及前任情人以及关心的对象，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窃听他们的电话，在线追踪他们。 国安局员工知道，只有最愚蠢的分析师才会被当场逮到，虽然法律明文指出，为个人用途从事任何形式的监控将至少被关上10年，但国安局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因为这种罪名而被关上一天。 分析师知道政府绝对不会公开起诉他们，因为在你不愿承认有这种系统存在的前提之下，你无法让一个人为了滥用全民监视的秘密系统而被定罪。
当我和两名更有才华的基础设施分析师坐在国安局总部V22保险库的墙壁前，我才明白这种政策的代价。他们的工作空间装饰着一幅电影《星球大战》知名角色楚巴卡的七英尺高的照片。其中一人向我仔细说明他的目标的安全例行公事时，我才明白拦截的裸照是一种非正式的办公室货币，因为他的同事坐在椅子上不停地转动，微笑着打断我们说：“瞧瞧她。”我的指导者千篇一律地回答：“中奖了！”“好极了！” 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交易规定，假如你找到一张漂亮目标的裸照或影片，或是跟监控目标通信的人的裸照或影片，至少在没有女性在场的时候，你就必须秀给其他人看。这样才能知道可以信任彼此：你参与了其他人的犯罪。
《星球大战》楚巴卡
使用XKeyscore之后，你很快便会知道，几乎全世界每个上网的人都至少有两个共同点： 他们都曾经看过色情内容，他们都储存了家人的照片和影片。 不论性别、种族和年龄，几乎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最邪恶的恐怖分子和最善良的老年人，他们或许是最邪恶的恐怖分子的祖父母、父母或表亲。
最令我感慨良多的是有关家人的内容。我对一名男孩记忆深刻，他是一个印尼的小男生。从技术上来说，我不应该注意这个小男孩，但我关心他，因为我的老板在注意他的父亲。我阅读人物志分析师的目标共享档案，这些分析师的大多数时间用来翻阅聊天记录、Gmail收件箱和脸书信息等人为产物，而不是基础设施分析师提供的隐讳、艰难、通常在入侵时所产生的情报。
这个男孩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一名工程师，但和我的父亲不一样的是，这个人并不是为政府或军方工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人士，因为给伊朗的一所研究性大学寄了一封求职信而被监控拖网给捞到了。我甚至不记得他是如何或为何引起国安局的注意的，因为怀疑的理由很牵强，或者关联性很薄弱，“据悉可能与××相关”，而那可能是某个国际组织的名称，或许是电信标准机构，或许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或许是你认为的具威胁性的组织。
那个男人的通信从网络流量中被筛选出来，放进档案里：他寄去可疑大学的履历复本，也就是造成他被监控的文件；他的短信；他的网络浏览器记录；上一周他的收发通信；浏览器书签上的IP网址。档案中还有分析师在他身上设置地理围栏坐标，以追踪他是否离家很远，或者去哪所大学面试。
里面还有他的照片和影片。他坐在计算机前，就像我坐在计算机前一样，只不过他的膝上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包尿片的男孩。
这个父亲想要读些东西，可是小孩扭来扭去，敲打键盘并咯咯地笑。计算机麦克风录到他的笑声，我在耳机里听到了。这个父亲把小孩抱紧，小孩挣扎着坐正，黑色眼睛直直地看向计算机镜头——我不由得觉得他在看着我。忽然，我意识到我不敢喘气了。我关掉这个档案，从计算机前起身，离开办公室走向大厅的洗手间，头垂得低低的，耳机还挂着，耳机线晃来晃去。
有关那个小孩的一切，他父亲的一切，都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在米德堡工作期间，有个晚上跟他一起吃饭，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过他了，可是在那次晚餐上，我嚼着凯撒沙拉、喝着粉红色柠檬汁时，我心里想道： 我再也不会看到我的家人了。我没有流泪，我尽最大努力控制自己，但我内心很崩溃。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我要做的事，他会叫警察来，或者他会骂我疯了，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他会做任何他认为该做的事来阻止我犯下严重的过错。
我只希望，终有一日，他会为我感到骄傲，从而能够抚平他的伤痛。
03/ 我所做的准备就像一个人临终前所做的事
2013年3月至5月在夏威夷时，我做的每件事几乎都弥漫着木已成舟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微不足道，却让我好过许多。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米里拉尼的咖喱店吃饭，或者经过檀香山那个黑客聚会的艺廊，或是坐在车顶上找寻夜空中的流星，虽然这些令我痛苦，可是最痛苦的是想到我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和琳赛在一起，或者只剩一周时间在她身边入睡及醒来，但我还要刻意和她保持距离，以免使自己崩溃。
我所做的准备就像一个人临终前所做的事。 我清空银行账户，把现金放在一个旧金属弹药箱里，让琳赛可以找得到，而不至于被政府没收。我把家里四处巡过一遍，把拖着没做的杂务都做好，比如说修窗户和换灯泡。我将旧计算机删除及加密，使之成为无声的外壳。简言之，我整理好个人事务，让琳赛好过一些，或者让我的良心好过一些。我的良知在效忠这个世界与效忠琳赛及家人之间不断摇摆。
每件事都充满着终结感，然而有些时候又像是没完没了，我所拟订的计划好像要失败了。 我很难让新闻记者同意会面，主要是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们要跟谁会面，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告诉他们要在何时何地会面。我必须面对他们可能不会出现，或者出现后却决定退出计划的局面。最后我决定，如果这其中一种情况发生，我便放弃计划，回去工作，回到琳赛身边，假装一切都很正常，等待下一次机会。
在我往返库尼亚沿街扫描时——原本20分钟的车程可能变成两小时的无线网络扫描——我都在搜寻不同国家，想要找寻跟记者碰面的地点。我感觉是在挑选关押自己的监狱，甚至是埋葬自己的墓园。五眼联盟的国家显然不在考虑之列。事实上，所有欧洲国家也都剔除，因为你不能指望这些国家在面临美国强大压力之下，还能坚守拒绝引渡政治犯的国际法。非洲与拉丁美洲也去不得，美国在当地有犯罪也不会被处罚的记录。俄罗斯也被排除，因为那是俄罗斯。美国政府不必做什么事，只要指着地图，就可以抹黑我。中东的情况更糟糕。有时看起来，我人生最艰巨的黑客任务不是搜索国安局，而是找寻一个独立到足以抵抗美国且自由到不会干涉行动的会面地点。 在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这已足够让我有缓冲时间。反正，我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所能期望的最佳情况是在我被逮捕前，把真相公之于世。
香港民众声援斯诺登
我在琳赛身边醒来的最后一个早晨，她要出门去可爱岛露营，我鼓励她和朋友进行短途旅行。 我们躺在床上，我死死地搂住她，她睡眼惺忪地问说我为何突然那么热情，我赶紧道歉。 我跟她说我很抱歉这么忙碌，还说我会想念她，她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人。她笑一笑，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就下床去打包行李了。
她一走出家门，我便哭了出来，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哭泣。我感到自责，除了政府将对我提出的指控，我对自己流泪尤其感到罪过，因为我知道，与我对我深爱的女人造成的痛苦，或是给家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相比，我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至少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琳赛露营回家后将会发现我已经不见了，表面上是出公差了，而我母亲基本上就在门口等着。我邀请母亲来做客，这种意外之举使得她必然预期另一种惊喜，比如说我宣布琳赛和我订婚了。对于这种错误的借口我感到糟透了，一想到她的失望我便心生畏怯，可是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有正当理由。我母亲会照顾琳赛，而琳赛会照顾她。她们需要彼此的力量才能撑过即将降临的风暴。
那一天，在琳赛出门后，我请了紧急病假，说自己癫痫发作，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和四部笔记本电脑：一部作为保密通信，一部作为正常通信，一部是假目标，以及一部网闸（airgap，即今后到未来都不会连上网络的计算机）。我把手机留在厨房料理台上，旁边放了一本便条笺，我用笔写下： “被叫去出差。我爱你。” 署名写着我的业余电台呼号：回声。然后出发去机场，用现金买了飞往东京的下一班航班的机票。在东京，我用现金又买了一张机票，于5月20日抵达香港——在这个都市，全世界的人首次认识了我。
本文摘自
书名：《永久记录》
作者: [美]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译者: 萧美惠 / 郑胜得
出版年: 2019-11
编辑：_童_指杏花村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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