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吸血鬼”——内务府

《紫禁城的黄昏》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一本“目击身经”实录，不仅书写了溥仪从少年到青年的身世，也勾连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本书的评注插图版，下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头戴“头品顶戴”的庄士敦

内务府的庞大组织

我在前几章里已经说到在1919年初入紫禁城以及后来若干年中所闻所见的事情了。这一章专谈中华民国与清室所订的“优待条件”所收的恶果。谁都知道，这个“优待条件”，剥了逊帝的政治权力，却又准许他拥有皇帝的名号不废，以及享有种种奢侈与徒有虚名的特权，同时又保存着一个绝不必要的小朝廷。

从前我也和大多数外国人的见解相同，以为清王朝之垮台，由于它本身的无能；由于一班亲贵的无知与贪污；由于慈禧太后犯了大错误和用人不当；由于东洋、西洋那些“野蛮”国家对她的打击；由于她的侈奢淫逸；由于西方的民主政制影响到“年轻的中国”的人心……后来我进入了革命后的紫禁城细心观察皇室的组织及其种种制度，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上述的“由于”种种固然是帮助中国人推翻清朝的原因，而加速清王朝灭亡的最大因素，却是那个皇室的账房——内务府。我可以说这个机构简直是一个吸血鬼，日夜在吸清王朝的宝贵鲜血。

有些外国作家描写清帝国宫廷生活的文字，很少提到内务府这个很有势力的机构，也许是他们未能获得有关内务府的内幕资料，故此无从下笔。为中外人士所诟病的太监制度，只不过是内务府中的一环，还不是内务府本身最具权力及最危险的一部分。事实上，与其说太监是皇帝的仆人，毋宁说他们是内务府的仆人，而太监却代人受过，被人斥骂，说他们作怪才使得清朝崩溃，其实该骂的还是内务府。革除太监的制度，无疑是人同此心，当我初入紫禁城做逊帝的英文师傅的时候，我就希望这个心愿能够完成。在初时我还不知道“擒贼先擒王”之法，以为太监一去，就“天下太平”了。后来发觉不对，太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组织，去了太监，而不能大力改革整个机构，为害逊帝及其家庭的内务府的毒素仍在，实乃无济于事。译注：内务府为什么是一个这样具有势力的机构呢？庄士敦在文后有详细叙述，不过，我想先在这里谈谈内务府的组织，帮助读者了解一下：内务府这个机构，为中国历代所没有，清朝在关外时已有此组织，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世祖将内务府改为十三衙门，计：司礼监、尚方司、尚衣监、司设监、尚宝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膳监、惜薪司、钟鼓司、兵仗局、织染局。到顺治十八年裁十三衙门，仍设内务府，设总管大臣管理诸务，大臣无一定员额，皇帝喜欢多派几个，随时就派，不像六部尚书有固定员额。内务府是个二品衙门，总管内务府大臣是个二品官。在光绪年间，内务府所属的机构为：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庆丰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此外又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等，组织极为庞大。内务府大臣下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太监也属于内务府范围之内，设有总管太监、副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副首领太监等名目。内务府的官员，多为世袭，他们都是三旗子弟。原来清朝八旗之制，镶黄、正黄、正白这三旗叫上三旗，为皇帝亲自统率的军队，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员完全向此三旗选用，这是靠得住的用意。《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九，内务府一栏，说明内务府的职掌，今录于下：“总管内务府大臣，特简，无定员。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这可窥见其大略了。我们读清廷的上谕，有时见到清帝赏赐大臣银两，特别指明这笔银子在广储司支取，那就是说，这些赏赐出自内帑，是皇帝掏的“私人”腰包，而非取自国家的“财政部”——户部。其实在“朕即国家”的封建制度下，不管国帑也好，内帑也好，正合广东人所说的“荷包即兜肚，兜肚即荷包”。同是皇帝个人的私产，不过四方八面的财物都归入内务府，以便于皇帝开一下口叫管家拿钱来用而已。又，清帝责罚太监，往往交慎刑司执行，不常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在乐寿堂前，右一位李莲英

天潢贵胄的“管家人”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德宗皇帝行新政，内务府暗中支持反动派甚至同谋以反对这一行动，结果戊戌维新失败，而光绪皇帝被软禁在瀛台，慈禧太后再出来“训政”。慈禧太后信任义和团，内务府那班人又在她面前力陈义和团忠勇可靠，结果有《辛丑条约》之辱；到了辛亥革命时，清廷见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于是决意让出政权，内务府暗中助民军代表一臂之力，促成新国家与清室所订的“优待条件”。他们这一行动不是为清帝的利益打算，而是纯为私人利益打算，因为条件中有保留“尊号”不废，这就无异于保证了内务府这一机构永远存在，它一日存在，这班吸血鬼又得其所哉了。

有人会问，内务府怎么能够支配清朝廷到这样的一个猛烈程度？它凭什么获得这样巨大的力量，能抵挡那一场使君主覆灭的暴风雨而毫不受影响仍屹然不动？是否内务府在这方面的成功就充分表现出这个君主本身的腐化？

解答这个问题倒也是颇有趣的，在初时，我们以为内务府的势力形成，无非是历代君主不爱理事，或昏庸无知，于是大权便溜到这班奴才的身上——这班人在对皇帝讲话时，自称为“奴才”。然而这样的解释还不充分。如果我们试看一下那班王公家中处理财产的情形，也许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会稍为明朗化一些。每一个亲王、郡王、贝子、贝勒，这些天潢贵胄，他们各有府第，各有庄园，又养有一大群家臣扈从和门客。这班贵族在北京或乡村都拥有大批地产和财产，他们的入息，大部分从这方面得来，如果他是个抓实权有官职的人，他的入息就有一部分得自官俸和临时津贴。

满族的贵族，很少知道自己的财产有多少。他们对于田园地产在什么地方，共有几处，每年有多少入息，完全“阔佬懒理”，一概交给“管家人”，管家人为他们办理全部产业事情。做管家的人有很大权力，管家人之下，设有职员若干，举凡主人的金钱、租项的出入，只有管家有部详详细细的账册。如果这个管家是一个诚实的人——当然，其中也有些是诚实可靠的——又如果这个管家人是能干的，会经营而又有商业头脑的，那么，他就会为主人办理得头头是道，府中财用充足，预算能平衡，甚至还有盈余。但是，甚至在这些“诚实”的管家人中，恶性的揩油制度也是很猖獗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习惯，凡做官的人多抱一种“饭碗”主义，自己有得吃，也要他的穷亲友不可饿着肚皮，拿公家的钱粮来做好事，焉得不把政府拖垮呢？

死要面子与硬装糊涂

幸喜这些管家人还有点“良心”，他们还不肯使得他的“主人”露出穷相。在某方面，他们仍然把主人的生活维持到一个很豪华奢侈的程度。有些王公贝勒也曾怀疑他们的管家人大揩其油和吞没财产，但他们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这班贵族心里很明白，如果一旦把管家人撵走，主人马上就会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做管家的人知道在什么时候需要金钱，他们往往为主人准备好了，然后告知主人，奴才是怎样出尽方法才向人家举债来的。为面子计，主人并不追问这笔钱从何而来，也不期待管家人会对他说个清楚。

辛亥革命后，这班天潢贵胄很自然地迅速加快了他们贫困的程度，当1919年我和一些皇族人员相识的时候，其中有好些个已经不是富有的人了。那些以前靠做官获得大量金钱的贵族，转眼之间已变为穷人，他们只好暗中出卖从前皇帝赏赐给他们的艺术品或金银珠宝。他们爱惜面子，不敢将美术品公开拍卖，只好全权交给管家人，让他们在外头活动找买主，卖得多少就多少，主人绝不计较。管家在其中自然大有好处，恐怕大部分的好处尽入管家人之手，而主人还不知，就算知道，因为要靠管家人替他维持生活，也不便追究了。

我也曾到过好几个王孙的府第做客，他们的府第，以往曾烜赫一时，可说是金碧辉煌，连大门外的石狮子的目光也睒睒有生气，但我身历其境之后，给我的印象是痛苦的。那个大院子里长着一尺多高的野草，屋顶也破烂了，马厩中没有一匹马，还有些人的厨房里往往没有足够的食物。像这样的王孙中，有一个还每年照例要请客一两次来玩赏他的那一棵著名的山楂树，我也曾为座上客。我们在他的花园凉台上吃酒，偶然一阵微风吹下一些山楂花落在饭桌上。这一顿愉快的山楂宴可说是最后一次了，这个王孙的高祖是那个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这时他已是个贫无立锥的人了。当我在北京时，他已死去，而他的府第已卖给外国人，他的那一棵著名的树也在去年死了。

层层中饱下大快私囊

我们在“清室优待条件”中，见到第六款这样说：“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这一条款内务府与隆裕太后曾经强烈地反对过，然而后来也让步了。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紫禁城里面仍然有一千多名太监。这一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留待在另一节里再讲。

关于内务府对于金钱中饱的事情，我还想多说几句。清朝宫廷是没有收支预算的，清帝每年要用多少款项就用多少，他一个命令，户部就要如数奉上，有些欧洲的作家描写辛亥前的清朝宫廷，据说那些宫廷的高级管事人（大概指的是内务府大臣），每年的入息有一百多万两银子，约值当时的英金二十万镑。这样的说法是真实的。译注：清人笔记，往往有记光绪皇帝吃一枚鸡蛋价值一两银子，慈禧太后买一只皮箱，内务府开价五百两，盖其中办事人员层层中饱也。

世界上每个帝国的宫廷都有它们的账房，也有穷极奢侈的，那班管账的人，替统治者安排了各种娱乐的方法，偶尔在这样的奢侈腐败中，产生了不朽的艺术，所以这班人在历史上还有贡献。但内务府却一无贡献，只是侵蚀，把一个崛兴自关外而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帝国腐化了，结果而致大崩溃。到崩溃之后，内务府还紧紧地死抱着所谓优待条件，意欲从中吸血吸个不休。

辛亥革命后，这个万恶的内务府仍然控制着整个小朝廷，他们绝不计较面子，奴颜婢膝地屡次向民国政府吁请发给过期已久的优待费。不幸的是，他们的请求往往为中国报纸所知，因此报纸就抓到了好材料予以讥刺一番。例如民国八年（1919年）10月1日《北京日报》载一消息，据称，清室内务府大臣世续，向总统徐世昌请求批准拨给清室优待费六十万元，如果没有这笔款，清室就没法支持了。每年总有三四次这样的请求，而每次请求都说是如无此款则无法“维持现状”。其实所谓“维持现状”者，是维持内务府那班人的现状罢了。译注：慈禧太后时代，户部拨交内务府的大内费用，同治四年一案，定为三十万两，到七年又增加三十万两，共六十万两。光绪十九年以后，西太后忽又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两，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拨归大内之用。据此，则西太后每年可计算的“家用”在百万两以上，内务府又不知中饱若干了。

《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版》，【英】庄士敦/著 高伯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