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了一辈子的《茶馆》，老舍看了都赞不绝口

他演了一辈子的《茶馆》，老舍看了都赞不绝口

李曼宜 凤凰网读书

于是之是中国话剧绕不开的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创造了多个形象鲜明的艺术形象，如《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茶馆》中的王利发、《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

1958年夏天，话剧《茶馆》首演成功，很快“一票难求”。原作者老舍先生看完于是之扮演的王掌柜后，兴奋到夜不成寐，挥毫写下了一帧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

毋庸置疑，于是之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却鲜有人知，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演了几百场的《茶馆》，于是之居然忘了词儿。后来才知道，自己得了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

阿兹海默症侵蚀了于是之的记忆，他仍旧不时对妻子李曼宜念叨：《茶馆》不应在话剧舞台上消逝。

老友去看望他，他已经无法言语，只是蓦得流下热泪来。

……

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记录下了她和于是之相扶相携的最后时光，让我们得以瞻仰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荣耀与孤独、坚守与遗憾。

1950年，李曼宜和于是之在史家胡同宿舍

无数次地想重返舞台，无数次地失败

自从发现是之的这个病后，我们都很痛苦。他有他的痛苦，我也有我的痛苦。我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才算把心态放平的。开始，我更多的是从我自己这方面想的。以前，我们两个人都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他的事儿用不着我管，我也不愿意多管他的事儿。可现在从他的病情发展来看，好像他时刻都离不开人了。我想我也刚退下来，正想干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可像现在这样大概我什么都干不成了，我真不甘心，也觉得委屈。

再有，我这个人自尊心非常强。那时（大约在二十多年前），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还知之甚少，对老年人的常见病，如高血压、中风或偏瘫等，大家一听都很同情；而对一个人“老糊涂”了，爱忘事，丢三落四，说话词不达意等，常会当笑话说，甚至失去对病人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我非常受不了，总觉得我像比别人矮半截似的，直不起腰来。

很多人都知道，一次是之出席一个文艺界的活动，他应上台给两位获奖者颁奖。给第一位获奖者颁奖，他完成了；到给第二位颁奖时，他不知怎么糊涂了，拿着奖杯径自走向后台，没发到应得奖人的手里。我当时坐在楼上的观众席里，看到这意外的情景，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汗也下来了。虽然周围并没有人认识我，可我替他特别难为情，不知人们在怎样议论他。那天，我们回到家里，他一直没有说话，我也没提这件事，只当一切都没发生一样，我们是把痛苦都吞在自己的肚子里了。

是之这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再有是什么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引起他不愉快，有时会暗自生气，也有时会伤心落泪，甚或失声痛哭。

于是之饰演话剧《茶馆》中的青年王立发

老年王立发

一次，他遇到北影一位朋友，他跟人说：“我现在没用了。”他还跟我说，他现在不愿意见那么多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很矛盾：见到了朋友，他会想到自己什么都不成了，很自卑；但长时间见不到什么人，他又会觉得人们已把他忘了，也很苦恼。有时，我们在紫竹院公园散步，常会遇到一些他的老观众，人们总爱围拢过来，历数他们看过的他演的戏，总是赞不绝口。他的表情也总似乎很难为情，又摇头又摆手的，意思是说：“别提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但，就我的观察，他见到这些老观众没有忘记他，内心还是感到欣慰的。

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也劝过他。我说，你过去努力工作，取得的成绩，那是谁也抹不掉的。你现在身体不好，就要甘于寂寞，好好把身体养好。他也同意，但在内心深处，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想再做些事。

一次，有一个媒体请他题字，他欣然同意了，但写了几次都不满意。后因人家要得急，他就选了一张让人拿走了。开会那天，我们都去了，人家把他的字当场展出后，他一看，就坐不住了，觉得太不像样儿了。于是，他马上站起身来，离开了会场，我在后边都追不上他。到家以后，他痛苦地顿足捶胸，恨不得要自己打自己，觉得实在是太丢人了。看着他那么难受，我也不知怎么劝他才好，只是说：“你别这样，别这样……”说着，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于是我们俩抱头痛哭了一场，宣泄了无法说清的酸楚与痛苦。

再有一次，就是李龙云在《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一书中说的，他们去西北，是之在一次联欢会上表演失败的事。那次，对是之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龙云是这样描述的：回到房间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好像老了十岁，他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真完了，全完了……’多少年来，我从没看到过于是之神色那样惶恐。不管我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几个字：‘完了，真完了……’”“夜已经很深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他坐起身，眼睛盯着我跟我说：‘看来，我是绝对不能再回到舞台上去了，我完啦！’说到此处，于是之热泪盈眶，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龙云说：“于是之无数次地想重返舞台，无数次地努力，无数次地失败。”这次，“我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从那时开始，于是之接受了这个现实，这反而越发加重了那种人生的惆怅……”

于是之饰演话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栾警卫

这段时间，我感到最大的痛苦，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有时在深夜里，或我一个人在家时，想到这些泪水就止不住涌了出来，尝到了以泪洗面的滋味。有时失声痛哭，发泄我胸中那些说不清、也不愿对人诉说的凄凉、郁闷。发泄过后，冷静下来，知道还是要面对现实，为了是之，为了全家，我要坚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想，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

……

记忆渐渐流失，却忘不了《茶馆》

是之得病的这段时间除了有个小时工洗洗衣服，收拾收拾屋子，基本上都是我在护理他。随着他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护理工作也越来越繁重了，有时就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1999年正月十五的早上，他在吃早点，我在厨房，就听见外屋“扑通”一声，我出来一看，吓坏了！他不知怎么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坐在地上了。我赶紧过去想把他扶起来。他那时还是很重的，我又瘦，根本弄不起来。我想从他身后用两手把他抽起来，可没想到，因为使劲过猛，手一滑，倒退了几步，腰一下子重重地磕在了水泥墙的棱角上，当时就痛得我动不了了。我想：“坏了，这可怎么办呢？”是之还在地上坐着。我忍着剧痛，一点一点挪动脚步，蹭到了电话机那儿，给于永打了电话，让他赶紧过来。是之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捂着腰对他说：“不行了，我摔坏了，动不了了。”那时是之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见我这样他好像忽然明白了，就着急地在地上爬。突然，他大声嚷起来：“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我吃惊了，他怎么能嚷出来了呢？我真是又痛苦，又惊喜。那时儿子他们就住在我们楼上十六层。还好，他们还没去上班，接到电话后就立刻下来了。他们把是之扶起来后，我就再也动不了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摔得怎么样，我只能平躺在硬板床上。这段时间，儿子儿媳他们倒着上班，照顾我们俩。后来，我们想找一家可以让我们俩同时住进去的医院，这样我又能照顾是之，又能治病。但这件事很不容易，一时惊动了领导和一些朋友，最后总算帮我们找到了中医医院，那里有个综合科，有间病房有两张床，我们俩就住进去了。当时医院给我诊断的是腰部“粉碎性骨折”，还出现了尿潴留，很痛苦，后来又出现大出血。医生就怀疑我不光是腰磕坏的问题，可能胃或肠的部位有肿瘤，因此需要做各种检查。

我这次摔伤对是之的打击非常大，他觉得我是为了照顾他才受伤的，所以他感觉特别对不起我。他见我躺在那里不能动，就特别痛苦，可又说不出来。我因为要做各种检查，一次次被人抬出病房，他就特别不安，烦躁。一次，他看人又把我抬走了，就以为我不行了，人要完了。于是，他就紧跟着抬我的护士。一下没跟上，我进电梯了，见不着我了，他就更着急了。接着他就去找正在查房的白主任，白主任到哪个病房，他就跟到哪儿，两个护工都追不上他。白主任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他也说不出来，其实他是在找我，想问我是不是不行了，被送到哪儿去了。看得不到答案，他就在病房的过道里到处跑，到处找，护工也拦不住他。直到见我又回来了，他才安静下来。从那以后，他的病似乎又加重了。话就更说不清楚了，有些事他也听不明白，还常出现烦躁和不安的状况。

1997年，李曼宜和于是之在洛阳

是之在病中记忆力虽在衰退，但有一件事却始终忘不了。还在1998年，他总是念叨着《茶馆》应该重排、重演，但一直听不到什么消息，有时就很烦恼。我当时劝他：“现在要想真正做成一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不能着急。”就在那一年的6月22日，我根据他断断续续说的意思，整理出来一段话，他看了也同意，想有机会拿给剧院的人看。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当时剧院的院长刘锦云来看望他，他特意把刘锦云拉进书房，就是想说《茶馆》这件事，但他越着急话越说不清楚，他也不记得有我给他整理的那段话了。人家呢，很忙，只是看望一下，没时间坐下长谈。这样，这件事就又没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现在我想把当年他要说的那段话抄录在这里，算是“立此存照”，也是一个纪念吧：

1992年7月随着《茶馆》的告别演出，我不仅离开了舞台，也离开了我多年工作的剧院。人退休在家，脑子闲不住，多年的一个愿望一直萦绕在我的生活中，我似乎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

老舍先生的《茶馆》，现在无可怀疑地被公认为艺术精品，不仅在我国话剧史上堪称经典之作，而且也得到世界上戏剧朋友的承认。像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戏剧家的作品一样，一出《哈姆雷特》《吝啬人》能有各种各样的演出，那老舍的《茶馆》怎么就不能呢？就我所知，在香港、日本、美国都有朋友尝试着演出过片段，而我们国内却偏偏没有，可能是顾虑重重，困难重重，无人问津。明知其不可，我还是想——日思夜想——《茶馆》不应在话剧舞台上消逝。这样的精品，应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1998.6.22

根据是之的意思记下

1999年我们住院时，有一次剧院的同志到医院看他，告诉了是之剧院的好消息：一个是剧场要大修，他听了很高兴；再一个就是剧院真的要复排《茶馆》了。他一听《茶馆》要复排，两眼就放光，好像那一刹那他又明白了。后来，又有些朋友来看他，也说起《茶馆》要复排的事，他都能听得进去。

是音乐让我们融在一起了

那时，有些老朋友来看他，他还是能认识的。如童道明同志来，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冲着他笑，让他坐，好像有好多话要跟他说。看得出来，是之此时是非常高兴的。还有一次林连昆夫妇来看他，和他说话，他听着听着就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大家都很惊喜。所以，朋友们建议我要多跟他说话，加强交流，我也是同意的。其实，说起“交流”，也正是我感到痛苦的一件事。回想过去，我俩哪怕只说半句话，或一个眼神，就都心领神会了，现在呢……当然，我知道要正视现实。现在只要他能有一些反应，我都觉得又看见了一丝希望，也觉得高兴。

于是之和童道明

那次，我们在医院住了九个月。开始，我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后来慢慢地我能坐起来了。一天，他看到我坐起来了，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好像说：“啊，你终于又活啦！”我觉得这一刻我们似乎又能沟通了，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还有一天早上，我坐在床上洗脸，洗完脸他正好走过来。我对他说：“你去把这脸盆里的水帮我倒了吧！”他就端起脸盆走了，真把水倒进水池里了。回来后，我向他伸出大拇指，表扬了他。然后，我又问他：“你吃早点了吗？吃了吗？”他明确地对我点点头，说：“吃了。”我又说：“我要吃药，你帮我把那药拿过来。”他也明白了，就帮我把药拿过来了。那天就这么一点点的沟通，让我心里特别地痛快，觉得我们之间还可以“交流”。

住院时，大夫安排他做理疗，他常不能安静。我记得大夫说，有记忆障碍的病人，眼前发生的事容易忘，而远端的记忆一般都比较好。于是，我就想和他说些“老事儿”，他可能听得进去。我跟是之说：“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一起上街打腰鼓，还记得吧？”我就用手比画着“咚吧！咚吧！咚咚吧咚吧！……”给他表演。他似乎懂了，跟着点头。我还给他说于永小时候刚开始咿呀学语时念的童谣，并且还学那口齿不清的声音：“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读ji）耳朵竖起来，爱吃（qi）萝卜（gu）爱吃（qi）菜，跑起路来特（tuo）别的快！”他听着，就笑了。我和护工有时还给他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卖报歌》等孩子唱的歌儿。这样，连哄带唱地，他就能一动不动地把理疗做完了。一时病房里好像很“热闹”，其实我心里是酸痛的。

有时他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在他耳边轻轻地哼唱舒伯特的《摇篮曲》《圣母颂》这类我们年轻时就熟悉、喜爱的歌曲，慢慢地他就安静下来，睡着了。是音乐让我们融在一起了。

1950年，李曼宜和于是之成为了“朋友”

那时没有结婚证书，这块签名绸是两人唯一的结婚证明

……

这样的送别，是最高贵的形式

是之用他的真诚、善良走过了一生，我为他的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在最后送别时，我在送给他的花篮上写下“是之，我爱你”几个大字。这是我的心里话，却又是一辈子也没当面说出口的话。

在和朋友商量是之后事的安排时，他的好友童道明先生提出能否让老于最后再回一趟人艺剧院。这个想法我非常同意，我想应该让是之和他工作多年的这个“家”以及他所心爱的舞台做最后的告别。于是，我便向剧院领导提出了这个“奢求”。剧院领导经过研究，马欣书记很快就通知我，说他们同意，并和许多同志精心安排了这次告别活动。

2013年1月24日，灵车载着于是之回到了首都剧场，向他心爱的剧院、舞台告别

2013年1月24日的清晨，是之的灵车从协和医院开出来，没有直接去八宝山，而是驶向了首都剧场。剧场的台阶上早有不少剧院的同志在那里等候了。灵车缓缓绕了剧场一周，然后在院里停了下来。由濮存昕主持，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接着灵车启动了，是之真的出发了，他向西，再向西，离开了我们这嘈杂的世界，走向远方。濮存昕认为，“这样的送别是最高贵的形式”。

是之，你放心了吧？！安息吧！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作者: 李曼宜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本文节选自“与病魔抗争”一章，由于篇幅较长，有所删节，删节处以省略号标明，敬请谅解。小标题系凤凰网读书所加。）

编辑 野兔

图片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书中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