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东方》主人公“嘎子”，与《小兵张嘎》有无关系？

前一度时期，笔者写了一篇电影《小兵张嘎》的有关文章，有网友说：魏巍长篇小说《东方》里的男主人公嘎子，就是《小兵张嘎》里的张嘎。

此说颇新颖，但我之前从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说过。

但魏巍长篇小说《东方》里的男主人公的确小名叫“嘎子”，他大名叫郭祥。

那么，问题来了，魏巍长篇小说《东方》里的男主人公是否是受到《小兵张嘎》的启发？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这里，有必要对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多说几句。

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

个人认为，它是从茅盾以《子夜》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模式向当代长篇小说转化过程中的一部顶峰极作品。

因为类同《东方》这样的全景式地展现一场波澜壮阔事件的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中日益失去了踪影。

实际上，我们至今也难以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黄钟大吕式的作品。

而在军事题材文学中，魏巍长篇小说《东方》，是唯一一部能够隐约找到媲美《战争与和平》气韵的作品，我在这里用了“隐约”，是想强调一种隐隐约约的意思。你想想，除了《东方》以如此浩繁的篇幅，立体化的架构，多重的叙事链条来表现一场战争，还有哪一部小说做到了这一点？

陈忠实的《白鹿原》里写到了一点战争，但里面的有关地下斗争的情节，更像是模仿“刑场上的婚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描写，可以看出，这个小说并没有真实的氛围再现。

当然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太浮浅，太通俗，没有人物刻画的深度。

问题是，中国文学在史诗性作品的营造中，从来是缺失的。

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年—1869年。与《东方》的创作年代整整相差了一百年。

但在托翁写下鸿篇巨制的时候，中国文学又有什么？可以说，那个时代还没有一部作品描写过现代人的心理痕迹与轨迹。

所以，木心认为中国文学是落后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这样的立体地展现一场战争的全过程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还能找到哪一部？

几乎没有。

因此，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的荜路蓝缕的意义不容置疑。

从个人来讲，还是比较喜欢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的。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魏巍把人物的对话写的非常生动，特别是对话，暗含着一种逻辑的辩驳关系，就是对话与对话有潜台词的空隙，而这种空隙之间，是由内在的心理逻辑操纵的，所以，对话实际上折射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思考，内心的博奕，好的对话，不仅仅是说着大白话，而是有着很深刻的潜台词。

这不由使人联想到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由张译表演的那一个故事叫《相遇》，完全是通过对话来完成人物塑造的，而这个对话里，并不是简单的表面信息介绍，其实都折射出人物内心的隐性意图。

《东方》就有这样的特点。而小说通过一个连的角度，表现了朝鲜战争的五次战役，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构思上的别出心裁处。能用并不算浩大的角度，展现出战争的几个重点段落，《东方》在中国文学中的开创性意义不言而自明。

《东方》这样的史诗式风格的传统，实际上也没有后来者来接续了。

这与文学界总认为这种小说模板过于陈旧有关。但问题是，中国文学恰恰没有经过这一段所谓的陈旧的十九世界的文学模板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留存几部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立体交叉式的长篇模板的时候，就被所谓新潮小说的浪潮给裹胁进去了。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采用了一种新潮的文学模板，但他所身处的西班牙文学语境里，有着之前的《唐吉诃德》等经典性作品作为基础，文学在传统模本范畴里有了充分的积累，才使得这类语境的作家有可能实现“衰年变法”这样出于同一肌理的叙事创新。

中国文学恰恰是在没有自已叙事模式充分发育的基础上，突然也要揠苗助长到先锋文学的高度，只能说给人一种可笑的不谙世事之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在全景式描写战争文学上的空白。

《小兵张嘎》发表于1961年，《东方》开始创作于1959年，写成发表是在1977年。

可以看出，魏巍写作《东方》时，《小兵张嘎》还没有面世。

而实际上，魏巍与《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有着更为密集的交集，这可能才是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出现了同一个角色“绰号”的原因。

魏巍本是河南人，抗战期间，他随着八路军部队来到了晋察冀，而当时《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则在冀中加入了八路军。最初的时候，两个人分别在晋察冀与冀中这两个有着一定地理距离的根据地。

1944年秋，魏巍随部队来到了冀中，也就是《小兵张嘎》作者一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这个时间段，已经度过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一段时光，冀中根据地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显而易见，魏巍在冀中的时间，要比一直逗留在冀中的《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要短。

在冀中期间，魏巍曾经写过一篇通讯，这就是写于1944年冬的《燕嘎子》。

后来，《小兵张嘎》的原型，就认为是出自于这里。

而实际上，徐光耀一直没有承认这一点。但不可忽略的是，“嘎子”这个称呼是率先出现在魏巍的这篇通讯报道里。

而魏巍在写作《东方》时，那时并没有《小兵张嘎》的出现，他在设计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时，很容易就把他的冀中生活期间所接触到“燕嘎子”这个人物，移植到他的小说里，成为一种精神意志具备的独特的军人形象，就像《亮剑》里所打造出的李云龙，也是力求揭示出这个人物身上的那种与军人气质相合拍的独特个性。“嘎”，这个个性特征，给了魏巍以深刻印象，他很自然地会把这个角色的气质，移植到另一场战争小说中去。

在《东方》里，归纳嘎子的作为时，说他：“烧炮楼，打汉奸，捉日本鬼子”，几乎就是小兵张嘎所干的事情的一种汇总。

《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与魏巍都有着共同的在冀中的经历，但是，两个人的关系有一点微妙。

徐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曾经写到魏巍在五七年对他声色俱厉的批判。当时，他们都在一个文化单位，徐光耀因为被视着丁玲的学生而受到牵连，魏巍身为文化部门的领导，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批判，令徐光耀一直耿耿于怀。

但是另一位作家胡可却道出了徐光耀不知道的真相，那就是魏巍是反对把徐光耀划入到右派的。

徐光耀并不知情，这似乎也使他与魏巍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芥蒂存在。

那么，徐光耀在创作《小兵张嘎》时，有没有受到魏巍的那篇通讯里所描写的嘎子形象的影响呢？

徐光耀与魏巍都有冀中的抗战经历，他们对当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感知，应该有共同的听闻，而魏巍的那篇著名通讯，无疑又加深了徐光耀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小兵张嘎》的出现，不能不说与魏巍写出的那篇通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小兵张嘎》因为注重于人物形象，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要远甚于魏巍的那一篇纯纪实的通讯。

魏巍在创作《东方》时，他不会放弃他发掘出来的“嘎子”身上的独特的个性气质，所以，即使《小兵张嘎》后来风行一时，他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一角色设定的喜爱，坚持着在《东方》里按照嘎子的母本完成了这一人物的刻画。

魏巍与徐光耀的关系一直很微妙。徐光耀对魏巍的芥蒂一直存在，所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念念不忘魏巍对他的不友好态度。而当年也曾对他声色俱厉的刘白羽，在晚年的时候，向他诚恳道歉，获得了徐光耀的原谅。

显然，魏巍没有这样做，所以徐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给魏巍留下好印象的评说。

魏巍早期以写诗为主，徐光耀早在1951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一时无两，名声大噪，但后来他除了《小兵张嘎》之外，却再无长篇小说问世。

而魏巍在写出了《东方》之后，又创作了《地球上的红飘带》，之后又写出了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火凤凰》，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创作激情。

倒是徐光耀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文学作品问世，给人的感觉，徐光耀似乎是一个老作家，而魏巍却越写越富有激情，基本跟上了新时期的文学节奏。

实际上魏巍还要比徐光耀大五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耐人寻味。

从魏巍与徐光耀此消彼长的创作经历来看，徐光耀在文笔上，其实更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叙事风格，就以《小兵张嘎》这个描写最基层的民众生活的小说而言，徐光耀的叙事风格，却沿续的是《红楼梦》式的语法精髓，带着中国小说以话本为源头的特征。

比如《小兵张嘎》这一段描写，很有一点《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呢：“老奶奶已是近七十的年纪,就靠半坑苇子一双手,织些席,纺点线,把自己的残年当做一把土,一心只要培育这棵小苗苗长大.喜却喜这孩子不但吃得苦,耐得寒,而且伶俐懂事,性情活泼,生得来一副宽亮心肠,成日价除了帮着老奶奶刷锅洗碗,拾柴禾,破眉子,还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伺候老奶奶开心逗乐.老奶奶纵有千种愁肠,万般苦闷,也给他闹散了,赶光了,直把个孤苦冷清的门户儿,翻做个火炉般温暖的小家庭。”

相比之下，魏巍少了许多乡土风格，但在书面语的运用上，却能够适应时代的特点，因为乡土语言为叙事文本的时代，随着新时期文学风潮的来临，已经难以引起文坛的呼应了。

徐光耀就对张贤亮的这种纯粹的以书面语为特征的叙事风格，惊呼佩服。

这也是徐光耀日益消隐于文坛的原因，而他的写作风格也随风而逝。

他曾经是丁玲最得意的弟子。当年，丁玲最看重的有两个作家，一个是南方的陈登科，一个是北方的徐光耀。

丁玲看重的这两个作家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乡土气息。丁玲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所以，她一直对她身上的不具备的乡土叙述有一种天生的羡慕，而这种乡土风格，在徐光耀与陈登科身上都有着集中体现。

徐光耀结婚时合影

但这种乡土叙事，随着新时期文学大幕的开启，便失去了它们的市场。就像浩然，他当年的叙事风格曾经横扫文坛六合，但在新时期文学中，他的语言力度，却迅速地落伍了时代。

包括莫言，看起来，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出身，但他的叙事绝不是乡村叙事。他的小说意象来自于《静静的顿河》，可以说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范畴里的精神文化，奠定了莫言能够迅即被中国文坛接受。

而魏巍之前一直使用的体裁是诗歌与通讯，采用的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书面语言，这反而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能够跟上时代需要的叙事要求，一直保持着他的持续的文学创造力与影响力。

尽管如此，魏巍一旦在乡土叙事的语境里，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仍然抵不上《小兵张嘎》，但在鸿篇巨制的文学表达上，魏巍又让徐光耀望尘莫及。

因此，从《小兵张嘎》到魏巍《东方》里对“嘎子”这一主角的沿用，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力场，在悄然发生着嬗变，而这种嬗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时代中的影响力与声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