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为何动荡不已？

【导读】622年9月24日“希吉来”（即迁徙）后，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根据地，号召穆斯林不分民族、部落、家庭和地区界限为伊斯兰而奋斗。《古兰经》确立“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观念。乌玛，本意为“民族”，但并非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同一民族，理论上，所有跨国界的穆斯林同属拥有共同历史的乌玛成员。

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同属于希伯来宗教，但不同的是，其具有明确的社会组织蓝图。伊斯兰教的入世性质导致其社会组织蓝图把建立不断扩张的大政治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教义的单纯性使其缺乏来自终极关怀的组织原则，故社会组织蓝图不得不借助其他政治传统。

这使得伊斯兰教具有巨大的包容其他宗教的能力，特别是将异质政治文化吸收进来以补充来自终极关怀的社会组织蓝图。但这种吸收只是工具性的，一旦它不能应付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乌玛立即会对其表示排斥，要求回到纯粹的伊斯兰教义。

本文中，金观涛老师以十三世纪伊斯兰文明开始入侵印度，到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作为统治基础，在十六世纪建立起统一的蒙兀尔王朝为切入点，对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演变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总结归纳出伊斯兰社会演化中独特的飘变模式。

飘变模式：轴心文明视野下的伊斯兰历史

文/金观涛

自十三世纪起，伊斯兰文明开始入侵印度，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十六世纪终于建立了统一的蒙兀尔王朝。蒙兀尔帝国以村社作为纳税单位，实行军事封土制；与此同时，它明确地把种姓制度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这方面最典型例子是和外来统治者有关的新种姓的出现。

正如一位学者在讨论伊斯兰文明被印度同化时所指出的：“外国血统、阿拉伯后裔、土耳其后裔、阿富汗后裔以及波斯入侵者和从印度教改造而来的本地转变者（Ajlaf）之间的种族分离便开始了，前者形成了最高级的种姓（Ashraf）。在后者当中，上层种姓的印度转化者，比如穆斯林拉吉普特人（Rajputs），就形成了第二个最高种姓。最后，还有两个职业种性，一个是‘清洁’的，另一个是‘不清洁’的。”

为什么蒙兀尔王朝能接受种姓制度？我们发现，这和伊斯兰教独特的社会组织蓝图有关。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同属于希伯来宗教，但不同的是，其具有明确的社会组织蓝图。它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形成了伊斯兰社会独有的帝国飘变模式。

伊斯兰教作为希伯来宗教的入世转向，被某些哲学家称之为继轴心时代超越突破之后的“二次突破”。它把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启示的早期形态，认为先知得到的启示作为神和人最后一次对话，是应该高于并涵盖以前所有启示的。这使得伊斯兰教具有巨大的包容其他宗教的能力，特别是将异质政治文化吸收进来以补充来自终极关怀的社会组织蓝图。

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在印度建立国家时，最终承认了印度教，种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纳入莫兀尔帝国社会组织蓝图。

所谓终极关怀和超越视野，是指个体走出社会面对死亡的拷问时，找到的那些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意义。不同的文明对有关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的“大哉问”，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超越突破，形成不同的轴心文明。

社会组织蓝图是来自超越视野正当性最终标准对社会制度的想像。伊斯兰教正当性最终标准和印度教正当性最终标准并不一致，甚至互相排斥；那么，为什么种姓制度最终能克服排斥力，进入蒙兀尔帝国意识形态？

关键在于：伊斯兰教的入世性质导致其社会组织蓝图把建立不断扩张的大政治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教义的单纯性使其缺乏来自终极关怀的组织原则，故社会组织蓝图不得不借助其他政治传统。这样，当伊斯兰教承认比自己地位低的宗教时，其他宗教的社会组织原则作为工具就有可能吸纳到统治意识形态之中。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它除了渴望救赎外，还要求在现世建立公正的社群（乌玛），它直指跨地域的世界性国家。然而，建立大一统国家必须有塑造社会组织基本细胞以及它们如何构成更大政治共同体的原则，它们均为来自伊斯兰教义的社会组织蓝图乌玛所缺乏。

乌玛原意为阿拉伯语“公社”之意。作为由终极关怀导出的社会组织原则，除了实行伊斯兰法以外，几乎不存在建立乌玛更详细的方案。人们甚至不能判断它是一个社群？还是一个帝国？抑是整个顺从真主的世界？对基层组织，伊斯兰教亦不存在儒学和印度教那样的规定，如何填充乌玛组织形态的空白一直是伊斯兰教最大的问题。

因第一个乌玛是先知所建，故一开始最高统治者（同时亦为宗教领袖）在决定乌玛形态上至关重要。但穆罕默德去世时没有明确规定继承人身份，统治者必须选举产生还是世袭？如果是举选，在什么范围？依据什么规则？这些通通是不确定的。事实上，随着乌玛最高领袖身份和出身的不同，被吸纳进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中的其他宗教和社会政治传统往往大相径庭。

当乌玛是阿拉伯人（或以阿拉伯人为国家组织者）的社群时，最高统治者被视为先知的继承人，称哈里发。逊尼派认为哈里发必须出于先知所在的部落（古莱族）或由更大范围选举得到，什叶派则坚持只有先知的后人（家族成员）才有资格当哈里发。在选择哈里法的背后是阿拉伯原有的不同部落传统进入乌玛的组织蓝图。当由非阿拉伯人建立伊斯兰国家时，找哈里发不可能了。

苏丹成为伊斯兰帝国皇帝。苏丹意为有权威的人，原是哈里发任命的官职。苏丹成为乌玛最高领袖，意味着不再强调最高领袖和先知在血缘和部族上的联系。这样，在不同人担任苏丹的背后，是各式各样的民族政治经济传统被吸入乌玛的蓝图。因此，伊斯兰教帝国的形态不一。

蒙兀尔王朝结构不同于奥托曼帝国，吸纳波斯政治制度的伊斯兰帝国明显有别于阿拉伯人的王朝。当某一伊斯兰帝国衰落或瓦解时，伊斯兰教虽可以和别的民族政治文化结合而建立新的帝国，但因社会组织蓝图不完全相同，这些帝国无论在地域上、时间上和社会制度上往往缺乏连续性。

正因为存在着填充乌玛空白的各种可能性，以至于一些伊斯兰教思想家认为：“伊斯兰应该是能与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和谐共存的宗教信仰，而不管这种文化的来源如何。”而事实上，被结合进来的其他文化必须是低于伊斯兰教核心教义的，而且是工具性的。

故当我们在指出乌玛和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而引起伊斯兰教国家巨大差异时，仍必须看到由乌玛规定的伊斯兰世界存在某种同一性。首先是不同信仰的存在不能挑战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而且阿拉伯文作为古兰经的载体必定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最高级的世界性语言。

阿拉伯人曾亦这样借先知的话表达他们吸纳不同民族文化后仍保持自己优势的自信：“真主选择了阿拉伯人…没有信徒会憎恨阿拉伯人…爱阿拉伯人是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因为我是阿拉伯人，因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的，因为天国的语言是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法造就了伊斯兰教世界在文化上和制度上跨国界的流动性。

乌玛这种在巨大差异中保持阿拉伯优先之上的同一，十分典型地表现在它对伊斯兰世界独特经济结构的塑造之上。因乌玛实际上吸收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一样，被认为是正当的经济组织和行为在不同伊斯兰国家可以不一样，伊斯兰教国家经济结构各不相同。乌玛的同一性在经济上通常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第一，伊斯兰世界比现代社会更早确立了城市在经济上对农村的统治。历史学家早就发现，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出现，西方近代之前不可思议的大城市迅速在中东兴起。而且伊斯兰帝国经济制度大多以城市为中心（军事要塞为大城市的发端）， 形成向农村扩散以至支配农业剩余的网络。为什么同是传统社会，伊斯兰帝国如此特殊？

关键在于，伊斯兰教在宗教崇拜活动中具有独特的集体主义的模式，使得清真寺为伊斯兰教社区之中心；也就是说，存在着天然的以城市为乌玛组织中心的倾向。而且，最早的伊斯兰帝国为阿拉伯人扩张所建，为了统治占领区的人民，阿拉伯人的乌玛首先必须建立在城市要塞中，并形成城市统治农村的结构。正因为如此，军事封土制在伊斯兰教国家盛行。即使到被征服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农村亦成为乌玛一部分时，这种城市支配农村的结构仍然保持了下来。

第二，伊斯兰教的经济世界最早出现全球远程贸易。商业的繁荣不仅建立在城市对农村支配之上，还特别表现在伊斯兰教徒一生必须去麦加朝圣之中。柏纳指出，朝圣所导致传统社会空前的世界性人口流动；它造就了全球远程贸易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整合：“大批男性、往往也有女性的人身流动，以及因此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使得中古伊斯兰教世界的集体意识，与欧洲基督教世界那种相对来说范围较小的、层级式的、社会阶级严明和地方传统异常强烈的集体意识，十分不同。伊斯兰教的世界广大而多样，却仍有一定程度的统合一致，人们这么认为，而实际上亦是如此。这种统合的程度，在中古的基督教世界从未达到，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更是不可能。”

但是，基于朝圣流动的全球贸易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市场经济一样，是深深嵌入由乌玛规定的社会有机体中的，脱嵌几乎不可能。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的扩张以及伊斯兰教帝国的形成虽造就了超级城市以及最早的跨洋贸易，但现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经济体系却不是由它演化而来的。

而这一切都可归结于伊斯兰社会演化中独特的飘变模式。所谓飘变，是指社会结构演化中继承性不强，进步同样步履维艰。

既然现实社会结构变化可以细化社会组织蓝图，为什么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后果是飘变呢？关键在于：不同民族政治传统以及反映社会结构变迁的信息是工具性地进入乌玛。在国家稳定健康成长之际，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是乌玛蓝图的一部分；但当这些制度面临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或其本身带来危机时，乌玛蓝图中的民族政治传统亦失去正当性。这时，来自伊斯兰教的正当性最终标准不能向乌玛中民族政治文化给与支持，以重塑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

从伊斯兰教义看来，一旦社会出现危机，这些被吸纳的政治文化是必须排斥的。表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哈里发或苏丹的统治危机，后果往往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分裂或无法压服军事将领的叛乱。当某一地区或某一派系在混乱中胜出，再次建立统一国家时，确立的政治体制可能来自另一民族传统，它亦只是被工具性地吸入乌玛组织蓝图。和原有社会组织蓝图相比，乌玛变化是非继承的，故伊斯兰国家演化是一种没有结构进步的飘变。

中东的历史不正是如此么？从伊比利半岛至中亚地区，先后出现过伍麦耶王朝（661-750）、阿拔斯帝国（750-1258）、法蒂玛王朝（909-1171）、塞尔柱王朝（1038-1194）、阿尤布王朝（1169-1250）、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7）和奥托曼帝国（1299-1922）。

伍麦耶王朝由来自先知部落（古莱族）的伍麦耶家族统治，当时哈里发的世袭合法性尚未确立。由此可见，作为伊斯兰教征服广大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吸入其社会组织蓝图的是阿拉伯人部落传统，伍麦耶王朝具有部族联盟性质而不是真正的伊斯兰帝国。不到一百年，阿拉伯部族传统不能应付军事封土制国家出现的各问题。伍麦耶王朝在各地军事将领叛乱中解体。

公元750年，呼罗珊人在内战中胜出，建立了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将首都迁到巴格达，哈里发从此成为世袭的。在该变化的背后是新建伊斯兰国家继承了波斯和拜占庭的政治文化，统一国家亦成为一帝国。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早期的阿拔斯帝国的管理精英由伊拉克的官僚组成，其中有许多是伊朗人，他们全都受过有关萨珊王朝管理国家本领方面的培训。

萨珊王朝的政治文化和伊斯兰教结合，奠定了早期伊斯兰帝国的基本形态。今天，我们在一千零一夜中感受到的伊斯兰社会的“阿拉伯风貌”，实为波斯政治文化对乌玛空白的填充。显然，波斯的政治文化比阿拉伯人部族传统更不容易得到伊斯兰信仰的支持，即工具性更强。由此引发哈里发合法来源和政治制度正当性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伊斯兰不同教义流派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阿拔斯王朝表面上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其统治权威却在意识形态争论中慢慢衰落。随着波斯文化在乌玛蓝图中地位的变化，阿拔斯王朝碰到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统治的正当性面临危机，帝国陷于动荡中。事实上，在阿拔斯王朝过了顶盛期（伊斯兰教哲学家称之为正午时分）以后，波斯政治传统在乌玛中合法性一天天递减，用何种民族政治文化来填危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中存在的巨大空白，再次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斯兰教世界因此动荡不已。

先是法蒂玛王朝兴起，压倒衰落不堪的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中心是埃及，它缘于激进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征服北非的运动。十二世纪，阿尤布王朝推翻法蒂玛王朝，政治意识形态重归逊尼派。十三世纪马木路克王朝又在阿尤布王朝的废墟上建立。 大动荡一直要到草原传统融入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才再次稳定下来，伊斯兰教国家进入一新时代。

其实，自十一世纪塞尔柱王朝出现以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政治文化就开始融入伊斯兰教。草原部落的政治文化本来就和农耕文明有很大不同。中国文明在其展开中曾不断受到草原部落的冲击。 由于“家”“国”同构体的完备性，草原传统完全不能融入儒学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元朝和清朝都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因草原传统和儒家社会组织蓝图的冲突，元朝是短命的。清朝则完全臣服于儒家社会组织蓝图（只在统治蒙古和新疆时运用草原传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王朝之一。

伊斯兰文明和中国不同，它一旦受到草原民族的冲击，草原部落的政治文化会全面地填充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的空白，乌玛将以全新面目出现。这样，自掀起蒙古旋风起，草原传统全面和伊斯兰教碰撞。其后果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草原部落在征服过程中昄依伊斯兰教，另一方面是乌玛接纳草原部落的政治文化。

“根据草原传统，统治权是真主挑选出来担负统治责任的那个家族的特权。…统治权归家族所有的观念代替了伊斯兰由选举产生领袖的原则。” 一位学者这样归纳草原传统对乌玛的塑造：“他们（鲁姆塞尔柱人）留传下的有：宗教事务的正统观念，以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不同税收政策为特征的财政制度，主要由封建赏金所支持的军事编制，由奴隶侍奉苏丹而培训出来的上层军政分子，以及依法把社会分成特权和非特权阶层的阶级结构。” 奥托曼帝国和蒙兀尔王朝分别构成草原传统对乌玛再塑造的不同例子。

奥托曼帝国源于突厥人的一小公国，正因为在昄依伊斯兰教过程中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将奴隶兵改进为奴官并吸入草原传统，形成独特的古蓝制度等，故可不断壮大，造就了伊斯兰教大帝国的空前扩张和繁荣。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印度建立蒙兀尔帝国，意味着在草原传统之上进一步容忍印度教。

因整个种姓社会都被纳入乌玛统治之下，蒙兀尔王朝一度成为人口最多、最富裕的伊斯兰国家。然而，草原民族政治传统对乌玛的填充，和阿拉伯部落传统和波斯传统一样亦是工具性的。一旦它不能应付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乌玛立即会对其表示排斥，要求回到纯粹的伊斯兰教义。而印度教亦迟早和伊斯兰教分道扬镳。也就是说，这一切没有改变伊斯兰社会演化的飘变模式。

本文摘编自金观涛：“重返宏大的历史视野”，载《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台湾版）》，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