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近些年来，关于父亲育儿角色和育儿功能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视觉中国 资料

随着现代社会女性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已逐渐被打破。一方面，女性在婚后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高使得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些研究也陆续发现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学业表现、认知能力发展和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母亲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传统家庭角色的转变也迫使父亲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这导致近些年来，关于父亲育儿角色和育儿功能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

与西方国家相同，中国家庭的育儿方式和育儿观念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那种传统的完全由母亲承担育儿责任的育儿方式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此同时，社会上要求父亲分担育儿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3年，湖南卫视热播的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更是将全社会关于父亲育儿的讨论推向了高潮。但这些讨论大多是泛泛而谈，科学严谨的关于父亲育儿投入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

鉴于这种情况，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在2014-2015学年的调查数据描绘了当前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现状，并探索了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2014-2015CEPS数据调查了9449名初三学生，询问了他们父母的基本特征、父母的育儿参与程度以及与父母沟通的情况。我们对其中8312个数据完整的个案（城镇户口占47.1%，父亲平均教育年限10.6年，母亲平均教育年限10.0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的研究结论：

父亲育儿投入水平显著低于母亲

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育儿比较普遍，但参与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亲。具体而言，从育儿活动的参与情况来看，样本中有49.6%的父亲平时会照顾子女的日常生活起居，29.8%的父亲会辅导子女做功课和学习，33.3%的父亲会陪同子女娱乐玩耍。相比之下，母亲平时参与这三项育儿活动的百分比则分别为78.9%、40.6%和42.9%。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母亲的育儿投入都明显高于父亲。

其次，从父母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情况来看，子女表示平时经常与父亲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同学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心事和烦恼的百分比都明显低于母亲，而表示从来不与父亲讨论上述问题的百分比则都明显高于母亲，所以母亲平时与子女的沟通与交流也比父亲更多。

最后，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来看，受访者认为与父亲不亲近、一般和很亲近的百分比分别为4.0%、40.6%和55.4%。相比之下，表示与母亲的关系不亲近、一般和很亲近的百分比则分别为2.0%、24.7%和73.3%。所以子女与母亲的关系也更加亲密。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家庭，虽然父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但他们育儿投入的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亲。这一结果既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有关，也可能与祖辈参与照顾孙辈的家庭传统和因人口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的居住模式有密切的关联。

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受子女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户口性质、居住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祖辈是否参与育儿和家庭居住格局的多重影响。

首先，

子女的性别和年龄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

当子女是男孩时，父亲在所有三个方面的育儿投入水平都会显著增加；此外，当子女年龄较小时，父亲与子女沟通交流的频率也会显著增加，这些发现都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完全一致。

其次，

子女的户口和居住地也对父亲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

当子女是外地户口（即流动儿童）时，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种类会增加，但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和与子女的关系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子女是非农户口对父亲参与育儿活动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其与子女情感交流的频率和与子女关系的亲密程度。最后，如果子女居住在城镇，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种类会增加，但与子女关系的亲密程度会下降。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处于流动之中和居住在城市的子女得到父亲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较高，但与父亲的沟通和感情却较弱。这可能是因为流动和城市生活经历增加了父亲在日常事务上的育儿投入，但因为工作繁忙等其他原因，他们也或多或少忽视了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导致了与子女关系的疏离。不过，流动经历和居住在城市对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

父母的教育、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也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当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时，他们在所有三个方面的育儿投入水平都会显著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地位改变了父亲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这使得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

此外，分析结果还显示，母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母亲通常也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议价能力”，因而，她们也更有能力说服父亲参与育儿工作。

最后，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父亲参与事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越小，但与子女沟通交流的频率以及与子女的关系都会显著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会将事务性的育儿活动外包，而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之中。

第四，

家庭的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也会影响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

具体来说，在独生子女家庭，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相对较高。基于资源稀释理论，这可能是因为在独生子女家庭，父亲可以将有限的育儿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一个小孩身上。

此外，当家中有同住老人的时候，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数量会显著降低，但与子女沟通交流以及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并不会受老人同住的影响。由此可见，祖辈的存在确实对父亲的育儿功能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这种替代作用仅针对事务性的育儿活动。

最后，

父母是否在家中居住也对父亲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当父亲不在家中居住的时候，其参与育儿活动、与子女沟通交流以及与子女的关系都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当代中国家庭，外出务工经商是造成父亲与子女两地分居的主要原因。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父亲外出务工经商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但因此造成的两地分居，以及因为两地分居导致的育儿投入水平的下降应该引起所有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我们从考试成绩、学习态度、教育期望、身体健康、 自评健康、朋友数量、朋友质量、正面行为和负面行为这十个方面考察青少年发展，并从育儿活动、交流沟通和与子女关系三个方面考察父亲的育儿投入。

研究发现，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对比三个不同维度的父亲育儿投入可以发现，育儿活动的影响仅在部分因变量上统计显著，而与子女交流沟通以及与子女的关系则几乎对所有因变量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由此可知，

父亲与子女的情感交流比单纯提供日常照料更加重要。

而情感交流恰恰是很多父亲（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亲和流动儿童的父亲）在育儿时相对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最后，对比父亲和母亲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母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与父亲非常相似。研究发现，父亲育儿投入对各方面青少年发展指标的总解释力为24.44%，而母亲育儿投入的总解释力为24.10%，二者几乎完全相同。总体来看，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

最后，为了进一步研究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我们将子女分男女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但从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看，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确实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在与子女学业表现、行为表现和交友数量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要略强于女儿，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在当代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育儿对青少年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亚于母亲。然而，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依然偏低，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农村、教育程度较低和长期与子女分居两地的父亲。

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父亲与子女的情感交流比单纯地参与事务性的育儿活动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更大。而在情感交流方面，父亲与母亲的差异也更明显。基于上述发现，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育儿的水平和效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应当鼓励中国父亲尽可能多地参与育儿，特别是与子女的情感沟通，这不仅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有利，也是推动性别平等、构建和谐家庭的题中之义。

（作者许琪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金水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