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存方式

法国《人文科学》杂志（Sciences Humaines）10月号刊载了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长篇专访。拉图尔在访谈中运用他开创的行动者网络（acteur-réseau）理论，再次告诫人们对愈来愈广泛流行的气候变化灾难怀疑论应提高警惕。

布鲁诺·拉图尔曾先后任教于法国国立工艺技术学院（CNAM）、巴黎高等矿业学校（École des Mines）、巴黎政治大学（IEP-Sciences Po Paris），2013年获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prisen），该奖项堪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拉图尔作为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研究的先驱之一，继历史学家、物理学家托马斯·库恩之后进一步质疑科学技术的中立性。自1960年代起，他和高等矿业学校的几位朋友，尤其是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一起创立了新的科学社会学科。他在思想上承袭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和科学史家多米尼克·帕斯特（Dominique Pestre），且非常仰慕科学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力求通过自己的研究将科学与社会衔接起来。他自2006年在巴黎政治大学任教，并于2010年在此开设了政治艺术实验课项目（SPEAP）。这一课程延续其“使科学融入社会现实”的初衷，向学生传授他所命名的“科学人文学科”，他还开创了“硬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双学位制，目的是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科研成果具体的实际运用。

从1999年的《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到2015年的《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以及最新一部2017年的《何处着陆？》，气候变化是他在近年来的新书以及在各地的演讲中持续关切的问题。

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问：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您是如何定义自己的？

拉图尔

：最初，我是一名哲学家。 但是我很快就走出哲学，试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找到回答哲学问题的方法。 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经验哲学家”，或曰“哲学人类学家”。

不过在高等矿业学院以及后来在政治大学，我的正式身份一直是社会学家。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一开始我主要专注于科学社会学，但我也研究艺术、宗教、组织机构，这些对于认识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领域。这些都属于我们在矿业学院时在“行动者网络”主题下的研究范围。

问：这个“行动者网络理论”究竟是关于什么的？

拉图尔

：涂尔干传统认为，社会学应该描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联系。

然而社会并不仅仅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比方说法律、科学、技术，其本身就是社会联系。我们矿业学校的几位同事一起，对社会的概念实施了一次迁移，认识到社会团体的组织构成，除了人的因素，还要考虑到许多非人类行动者的因素，譬如法律规定的各项管理规章，或是试验物品所决定的各种技术规范。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潮观念了。但在最初，我们是要重新构建一种社会学，它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种“研究参与组织系统网络的各种不同行动者之间关联的科学”。

您用您这台小机器正在采访我，在这一现象中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与您用纸笔来记录我的话语时是并不相同的。每一件技术物都会触发某种关系，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此外，您这支录音笔的运转，还有赖于一整套专利技术和数据，因此法律也是这一组织关系网的组成部分之一。

问 ：您称《生存状况调研》（Enquête sur les conditions d’existence）一书是在“研究现代人的人类学”，该如何理解？

拉图尔

：如今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成了现代人类学家！但是在1980年代，在我写《我们从未现代过》的时候，现代人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类学的谜题。现代文明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对周围的物质环境从不提出疑问。

当科学家们被问及该如何看待我们的生存条件，看待本国和他国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时，他们提不出任何解答。尽管有罗马俱乐部在1970年代的大量研究成果，人们仍旧认为增长是无限的。我意识到，这样一种科学理念将其他任何思想形式都贬为过时和野蛮的，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科学有必要被“重新人类学化”。从我在阿比让最早的研究起，我就开始对殖民地问题发生了兴趣，后来人们称之为后殖民问题研究。

问：您在《实验室生活》（1979）中揭示了科学事实取决于研究对象，直到最近一部《何处着陆？》强调了政治生活与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您的理论观念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拉图尔

：在最初的一个阶段，我想要使社会学成为一种能揭示真理的方式。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宗教真理，随后是科学真理：如何制造事实并使之牢固可信？个人的能力、机构的资金、研究者对设备的运用，最终制造出可靠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并不是绝对的？研究人员很清楚要使他们的发现稳固可靠，所必需的要素可以列满怎样一条长到令人难以置信清单，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不敢谈钱、谈设备，更别提权力、政治。

后来的15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技术革新。我的研究一直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在《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1992）中我研究了这个原计划在巴黎南部修建的阿拉米斯自动地铁系统，我想要揭示出纯粹的技术对象是一种空想。技术专家如果不考虑人流量、人们的情绪、出行策略等种种考量，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件技术物的。只有成为优秀的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才能成为更好的工程师、更有远见的决策者。而对于人文主义者们，我则希望通过详尽地分析这么一项宏大的科技产物，使他们相信周围的这些机器也是值得他们关注和尊重的文化对象。

1980年代，我们的社会学方法与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的“经典”方法论产生了冲突。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科学独立于我们所描述的那些实践之外。他们在我们的研究中首先看到的是对伟大的西方理性运动的攻击。

问：您常被指责是相对主义者，这个术语在科学界不那么受欢迎……

拉图尔

：然而我就是这样一个相对主义者，和所有的科学家一样！相对主义是一切科学推理的本质，因为它必然要与其它观点建立关联，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科学真理是绝对的。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为什么在过去，我们对科研活动的研究会在一些科学家中间激起极大的愤慨？为什么30年过去之后，随着气候变化怀疑论甚嚣尘上，一些举世公认的科学事实却导致了一场否定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运动？

气候问题的出现引得风向骤变，带来一连串核心的政治问题，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赖以维系。于是突然之间，恰恰是过去自诩为科学代言人的那些人，比如克洛德·阿雷格（Claude Allègre）之流的物理学家，如今却开始质疑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科学言论。他们开始变成了“相对主义者”（贬义的），我觉得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否定主义者”（就像否定纳粹屠杀罪行一样）。那些40年前坚决捍卫绝对科学观的物理学家，如今却成了怀疑的一方，倒向大批工程师、利益受到威胁的大型企业，甚至是像特朗普这样的整个国家政权一边。

另一方面，气候科学从“自然科学”中脱胎而出（19世纪为之大力宣讲的洪堡等人如今又再度流行起来），就像一套错综复杂巨大拼图，与构造严谨精密的物理学形成对照，后者自上个世纪诞生之初便怀有宏愿，终有一天将解释整个世界的运行法则。此外在当前，更多研究经费流向了生态学家、地质学家和气候学家，他们万事俱备，便着手去研究绵延几公里的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

问：这就是您最近的那部《何处着陆？》所探讨的主题了，这个谜语般的标题有什么深意么？

拉图尔

：我们这些现代人所生活的世界是悬在空中的。时下热衷环保游行的“气候一代”年轻人所提出的疑问——正和我的标题一样，是他们将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他们要在何处着陆？“着陆”所涉及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如果告诉一个农民，二三十年后土地将干涸枯竭，他要怎么办？直到眼下，他所看到一直是他开展活动的框架在他有生之年会保持稳定。然而今后，他知道自己必然要去面对一些他可能无法理解的困难和变化。土壤、气候、物种存续，乃至我们的整体生存环境都将面临此番变化。

自1980年代起（历史学家甚至能追溯到更早），一部分人早已洞悉了灾害频发和人类与地球关系之间的联系。还是拿老掉牙的泰坦尼克号沉船来作比喻，一小批富人精英已经知道船难必将发生，他们早就占好了逃生小艇，组织好从地面逃亡。

问：能逃到哪里去着陆呢？

拉图尔

：有人声称要去火星上生活。也有人在新西兰预备掩体，以备登陆火星失败的不时之需。除开这些后人类式的无稽之谈，也有人处心积虑地进行否认，就像特朗普及其政府那样，认为这一问题与他们毫不相干。然而，要想让人们都过上今天美国这样的生活，需要有5颗和地球一的行星。更别提发展中的中国，以及其它新兴工业国家。自1980年代起放松经济管制，造成了不平等的显著增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觉被抛弃了。以“黄背心”为例，触发这一运动的是反对加征环保税，充分反映了人们感到世界不再属于自己的心情。这些人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离开地面”了，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被驱逐到没有交通、服务等基本设施的边缘地带。他们选择城市中心的环形交叉口作为集会点，同样也是表达无处容身的典型范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形形色色令人难以置信的立场涌现出来。崩溃论者（collapsologues）预言工业文明的骤然衰败，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些人在乡间建立起抵抗营地，“钉子户”（zadiste）私自划定了阻止开发的“保护区”，还有人着手探索永续农业……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这类立场都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分歧。在意大利和巴西掌权的极右翼政党则变成了气候怀疑论者。

问：那么人们还有理由保持希望么？

拉图尔

：全球化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1980年时矛盾还是可以调和的。可是一系列错误的决策，比如小到塑料包装，大到飞机运输和全球旅游业，都是在这个对经济极度放松管制的时期做出的。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当今地球科学异常蓬勃的发展，这能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我很欣慰地看到“地球系统科学“（Earth system science）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其中有些学科探讨的正是我在《面对盖亚》所质疑过的观念。我们终于抛开了过去非常狭隘的物质观，对生物学、生态学、气候学、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都有所影响。所有这些学科终于不再是一潭死水，我们从地质学家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有关“人类世”的新著中就能看出来。在经历了1980年以来的无知无畏之后，人们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严肃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是一些年仅十四五岁的孩子，新一代人为我们带来了某种沉重感，这种态度是令人欣慰的。

（本文编译自法国《人文科学》杂志（Sciences Humaines）201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