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医学史何以改写西方医学史

本文摘选自《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Pratik Chakrabarti）著，李尚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19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的英国殖民科学史和医学史。他是印度训练培养出来的历史学者，在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学位并曾在印度任教，随后前往英国，先后在牛津大学担任研究员以及在肯特大学（Kent University）任教，目前为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中心（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教授。查克拉巴提的著作颇丰，包括《现代印度的西方科学》《英殖印度的细菌学》等探讨印度殖民科学与医学的专著，最近即将出版一本印度地质学史的专著《自然的碑铭：地质学与古代之学》（Inscription of Nature: Ge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Antiquity）。

相较于上述几本主题相当特定而专门的著作，《医疗与帝国》是帝国与殖民医学史的综论，其内容回顾了30余年来殖民医学史的重要成果，对这个研究领域提出了宏观的思考，检讨了不同史学取向与研究潮流的成就与盲点。然而，这本书的目的并不仅止于介绍这个史学领域，查克拉巴提在本书导论指出：“要叙述现代医学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帝国主义的历史。当欧洲帝国向全球扩张，欧洲医学也进行知识论与结构的根本改变。”这个说法意味着西方现代医学的兴起与欧洲海外扩张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要了解现代医学的诞生，光是研究欧洲本地的医学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探究西方医学在海外的经验与发现。殖民医学过去常被视为是西方医学在海外的延伸，也是欧洲医学的边陲。然而，本书论点等于宣示：欧洲帝国扩张与海外殖民是造就现代西方医学的关键之一，过去只关注西欧本土发展的现代西方医学史，如今必须改写。

殖民医学史是个新兴研究领域，如何带来对西方医学史如此重大的史学修正？关于这点，本书的内容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说明，以下我仅略做简要的补充。

大卫·阿诺德主编的《帝国医学与本土社会》和罗伊·麦克劳德和米尔顿·刘易斯主编的《疾病、医学与帝国》在1988年出版，称得上是殖民医学史研究的里程碑。这两本论文集的内容展现了此研究领域蓬勃的活力和学术成果，两位主编所撰写的导论不只回顾了已有的学术成果，也指出一些有待探讨的课题与方向。这两本书收录的论文，当中有好几篇陆续发展成为重要的殖民医学史专书。

随后在1990年代陆续出版的殖民医学史著作，其中不乏资料丰富、分析精详的杰作，但主题往往是某一特定殖民地的医疗史和卫生史，或是单一疾病的历史，乃至针对重要医生、科学家或医学机构和学科的研究，而且涵盖的历史时期仍以19、20世纪为主。换言之，这段时间的殖民医学史研究就问题意识和探索课题而言，大多仍未超出这两本论文集所呈现的史学视野。此外，不少著作往往预设欧美帝国与殖民地之间，除了权力和经济的不平等之外，在医学知识上也存在着单向的不对等关系：欧美帝国既是经济和军事的强权，也是医疗创新的中心，其医学知识、技术与机构制度被移植运用于殖民地。尽管这些研究大多会强调西方医学如何与殖民统治结合，成为武力征服的助力、权力统治的技术或监视控制的机制，但现代医学知识的起源与中心仍只在欧洲。在此研究取向下，殖民宗主国的医学发展与殖民地社会的关系往往被描绘成单向的施与受。

到了1990 年代末期，开始有殖民医学史学者讨论此史学取向的局限。向来关心理论课题的沃里克·安德森率先发难，以“后殖民医学史何在”为题，对这样的史学状况提出批判。安德森以病菌学说为例，认为即便是较为批判性的殖民医学史研究，仍采用传播论（diffusionist）的观点，在殖民地医疗的分析中仍旧给予欧洲理论优先地位，“仍然只单向地追踪影响的媒介，从‘中心’到‘边陲’”。但他以自己对美国军事占领菲律宾时发展出来的殖民公共卫生政策为例，认为当地“从军事和传教衍生的殖民卫生工作常规，不会少于衍生自罗伯特·高诃的细菌培养基”。另外他还批评殖民医学史的探讨单位，通常是日后成为民族国家的单一殖民地，这样的分析架构和史学视野，让殖民医学史沦为另一种“民族医学史”。

牛津大学的医学史学者马克·哈里森2005年在科学史学会的学报发表的一篇史学回顾论文，认为以单一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关系为主轴、用中心与边缘二分的架构来研究殖民科学史，无法恰当地掌握与处理殖民地知识生产与流通的状况。他强调不同殖民地与不同欧洲强权之间，以及不同殖民地彼此之间知识流通的重要性，主张应该以网络的模型取代中心与边陲的二分法。哈里森这篇回顾文章虽主要谈的是殖民科学史，但也适用于殖民医学史。

除了沃里克·安德森和马克·哈里森的批判性文字，殖民医学史在新的世纪陆续出现突破格局的著作。哈罗德·库克（Harold J. Cook）的《交易：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探讨了欧洲17世纪兴起的商业文化如何造就医学和自然史的新研究与新学说。该书虽然以荷兰为主题但旁及欧洲其他国家，书中强调荷兰、葡萄牙等航海国家在亚洲、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和殖民活动带来了新的商品、新的动植物和医药，对欧洲的自然史研究和医学造成冲击。如何因应商业文化带来新的物资与信息，以及交易计价对共通度量的要求，乃至于如何分类、理解与运用异国陌生事物，这些需求是促成“科学革命时期”出现新的客观性标准的重要动力。

马克·哈里森的专书《贸易与帝国时代的医学：英国与其热带殖民地（1660~1830）》，通过丰富细腻的研究更进一步推展此研究方向。哈里森在书中指出，热带殖民地的英国医生不论在医学理论、疾病研究和治疗方法都有重要的创新，而不只是引进或依赖欧洲的知识和做法。他认为在这段时间，“热带殖民地医学工作的调性是拒斥或彻底修正中心的医学正统”。换句话说，传统殖民医学史呈现的中心与边缘图像并不正确，殖民医学并不仅是欧洲医学学说在殖民地的运用，也不是与欧洲本土有时间落差的旧版医学，而是立意提出不同学说和做法的新医学。哈里森主张：“19世纪初所认知的现代医学……是殖民地、大革命时期巴黎的病院，以及英国的医院和解剖学校共同的产物。”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是这场史学修正潮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他的第二本专书《物质与医疗：18世纪的贸易、征服与疗法》，同时涵盖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医学史。此书是他参与马克·哈里森主持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研究计划的产物。此书与马克·哈里森的《贸易与帝国时代的医学》处理同一课题的不同面向。若要较为完整地了解英国医学的这段历史，这两本书应该一同比读。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是这两本书以及本书部分章节的焦点，因为不只数个欧洲列强在该地区拥有殖民地，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稍后的美国在当地竞逐冲突，加上种植园体制长期引进大量非洲奴隶，使得西印度群岛成为军医学和殖民医学的试验场，也是欧洲各国医学以及美洲原住民、非洲奴隶的医疗传统与信仰的熔炉，产生了极为复杂丰富的医疗文化和医疗知识。加上近年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研究潮流的推动，在本书出版前后又出现了好几本重要的医疗史著作。

虽然殖民医学史研究开始摆脱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架构和单向知识流动的历史图像，不过不少著作仍以单一帝国（通常是英国）或单一殖民地为讨论范围。本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综合了近年殖民医学史的重要研究成果，比较不同殖民地与不同列强的殖民医疗发展，并且将之与欧洲军事医学改革、外科地位的提升、药物的化学研究、制药的兴起、人口死亡率下降等西方医学史的关键发展联系起来。这是一部涵盖近五百年历史时期，以全球为地理范围，视野恢宏的著作。即便内容有少数遗漏的主题、地域与细节，也是难以避免且无可厚非的。不过译者在此仍须提醒中文读者，这本书的重点主要放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偶尔触及大洋洲，对新西兰、北美等欧洲人定居殖民地则未多加着墨。

就中文读者而言，本书较令人遗憾之处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相对忽略。例如作者在第4章讨论了沃里克·安德森对于澳大利亚白种观念与民族认同的研究，却未提及安德森与其他学者关于菲律宾的殖民医学史著作。此外，本书也很少触及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与中南半岛等区域。作者第10章对传统中医学的讨论主要倚重金·泰勒的研究。虽然查克拉巴提写作这本书时，吴章（Bridie Andrews）和雷祥麟的中国现代医学史英文专著都尚未出版，但比较令人费解的是，作者在相关讨论中也没有引用罗芙芸（Ruth Rogaski）的重要研究。当然，本书也没有探讨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医学史，或是东亚医学从殖民到后殖民的演变。东亚的殖民医学史和后殖民医学史的宏观综述仍是个有待努力的史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