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像福柯那样从死亡中感受到快乐的人凤毛麟角

尼采和福柯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今天却是他们共同的诞辰。而他们身上也冥冥之中，如同倒影般地，存在太多共通之处。18世纪的尼采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19世纪的福柯则是权力-知识体系的反叛者。尼采用抽象的虚无主义表达着对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的强烈反叛；福柯高度关注着如癫狂、犯罪、同性恋、吸毒乃至自杀等被社会主流定义为“反常”的行为，从而表达着对权力-知识体系的质疑和批判。尼采否定了上帝，而福柯在否定上帝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

尼采长期饱受着心理疾病的折磨，直到1889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福柯用身体与灵魂体验着种种越轨冲动，最终于1984年因艾滋病在巴黎去世。他们都是通过体验哲学意义上的极乐，最终贡献了自己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尼采与福柯的思想和著作都能够颠覆本质主义体系，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对人文社科的发展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如果这两位思想巨人能够跨越时空相遇，必定在灵魂共振式的畅谈中摩擦出灿烂的火花。

生命偶然，人生短暂，人应当怎样度过一生，这是每一个有灵魂的人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必定会思考的问题。在人生大部分的时间，人忙忙碌碌，很少会去想这个问题。只有偶然独处时，或在无眠的静夜，这个令人惆怅的问题才会突然来到我们心中。

福柯的人格魅力之一在我看来就是他极力倡导并一生不懈实践的“生活美学”。有一次，福柯对德雷菲斯和拉宾说： “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 福柯的一生，洁净，高雅，我行我素，超凡脱俗。对于生活，福柯充满审美的热情，他力图使自己的生活具有美的形式和美的内容。他不仅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件美不胜收的艺术品，也倡导人们将他们的生活塑造成艺术品。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福柯是一个有着非凡创造力的人，这种创造力不仅表现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而且也表现在他对自我的塑造中。毕其一生，他在不断地实践着他自己所倡导的生活美学，他不断地改变自己，创造着“某种根本不存在、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即一种具有不同的灵魂和不同的肉体的不同的人——一种“极新极美的人”。他说：“问题在于知道怎样支配自己的生活，才能让它具有更优美的形式（在别人眼中，在自己眼中，在自己将要成为榜样的未来一代人的眼中）。这就是我所要重建的：自我实践的形成和发展，其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自己的生活的美学的工程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创造艺术品成了一种职业性的活动——由画家作画，由雕塑家雕塑，由音乐家作曲，由文学家写小说，由摄影家拍照。而这些人只占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也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变得与艺术无缘。福柯却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不但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是多么的美好。仅仅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就令人兴奋不已。

当福柯说生活可以是一件艺术品时，他提供了什么样的依据呢？他的依据首先在于自我并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由我们每个人用一天一天的生活创造出来的。不能否认，我们的生活和自我正是我们自己做出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无论我们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我们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无论我们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都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塑造。因此，福柯说：“从自我不是给定的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

福柯曾自称为“一个尼采主义者”。他关于生活应当成为艺术品的思想与尼采一脉相传。尼采在《快乐的科学》里说，人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日常生活赋予它一种风格：“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崇高而稀有的艺术！”尼采还说过，真正的自我“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必须被创造的东西”。

福柯在日本

按照福柯和尼采的看法，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发现是去找到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发明却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人本身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准则或规范，也就不存在什么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本质。因此，毕其一生，福柯一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抗拒“说出关于自己的真实情况”这一命令而进行着一种“游击战”。他坚持认为，一个理想的人“并非那种努力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的‘真实’的人，而是那种力图发明他自己的人”，是那种不受传统道德羁绊约束的人。

与尼采一样，福柯也认为，人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而那些规范和准则，又是由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成长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所规定的。所有的文化都为生活于该文化之中的人们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习俗。从我们一降生到人世开始，从我们牙牙学语时开始，我们就在某种规范和习俗中生活，其中最典型的是语言，没有人可以脱离开幼年的语言环境。对于这些规范和习俗，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会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而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却会在自己的生活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对这些规范加以改变。这就是福柯多次提到的“改变自我”的内涵。

在人对自我和自己生活的塑造中，改造自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福柯一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谈到过他对自己的不断改造。福柯曾说：“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他还说过：“在我眼里，人们的研究工作总是同所谓的唯美主义联系在一道，包含了对自我的一种改造。……我像条狗一样地工作，而且像条狗那样地工作了一生。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身的改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

蒙克《弗雷德里奇·尼采》

福柯一生钟情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他的好几本著作都是对古希腊罗马资料的研究。他之所以如此偏爱古希腊罗马的学说，理由之一就是：“我觉得在斯多葛派伦理学之类学说里是找不到任何规范化的东西的。其原因，我想，就是这种伦理学的主要宗旨或者说主要目标，是审美性的。首先，这种伦理学知识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第二，它是一部分人的专用品，不是一个为所有人设定行为规范的问题。它是为少数精英人物享用的一种个人选择。做这种选择的缘由是过美好生活的意志。”

福柯最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他热爱自由。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福柯之所以极力反对权力通过“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探察他们的灵魂——和令他们暴露自己心灵最深处的秘密”，正是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把“个人同他自己”束缚在一起，从而窒息他的创造力。什么叫“把个人同他自己束缚在一起”？这句话听上去很怪。其实，福柯是在说，人的自我应当不断地改变，不应当永远是那个过去的“自己”，固定不变的“自己”，先天的“自己”。其中的逻辑同他的社会建构论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福柯的人生姿态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在法兰西学院所教授的最后的课程中，福柯讨论了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狄奥奇尼斯。他说，他过着一种享有肉体自由的生活（他当众为所欲为，不管是谷神德墨特尔的事情，还是爱神阿芙罗狄特的事情，一概照做不误），以此向受到他批判和鄙夷的社会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难题。他挑战社会规范，藐视一切已经形成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他不仅嘲笑世俗的一切规矩，还敢羞辱帝王。他把人的生命本身转变成“真实的直接、外露和野性的存在”。

福柯的好友吉贝尔说：福柯在生活上放逸不羁，勇气非凡，从不掩盖他的性倾向。他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像古代雅典的狄奥奇尼斯一样的自由自在，一样的傲世轻物。福柯喜欢勒内·夏尔和贝克特的作品。他在一篇文章中引过夏尔的诗句：“秘密又一次在你们内心深处响起。发展你们合法的怪癖吧。”

福柯与同性男友达尼埃尔·德费尔

福柯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艺术家，宗教改革时期的某些激进的新教教派，理性时代的“拉摩的侄儿”，我们时代初期的浮士德，还有我们自己这个说不清的时代的萨德及其热衷于性爱的追随者，尼采及其哲学继承人，那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附魔者》里得到了最生动描绘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以及包括波德莱尔和贝克特在内的一系列极其躁动不安的现代诗人、画家和艺术家，都曾复兴过这种激进的创造自我的真实的方法。福柯的内心深处浸染着这种躁动不安的精神，他所拥有的正是他们那样的灵魂。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特罗佛尼乌斯，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快快乐乐地度过六天，尽情地享乐；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而在第七天到来时，他死去了。福柯对快乐的追求就像这位古希腊神话人物一样，是与死亡连在一起的。这一点颇具古风。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其实，我在体验快乐方面有严重的困难。我认为快乐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像欣赏自我那么简单。我梦想快乐。我甚至希望有那种过量的快乐，我宁愿为它而死去。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我经常觉得自己一点都不能感觉快乐。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福柯没有想到他一语成谶——他最终因追求一种过量的纯粹的快乐而死去。

《浮士德》

在他说过的另一段话中，福柯更加明确地把性的快乐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浮士德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体内。现在的浮士德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 他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他对一位挚友说得极为直白：“为爱少男而死——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作为一位大思想家，他浪漫地死于20世纪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这是他沉湎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的现代试验场”的直接后果。

福柯的性倾向包括同性恋和虐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并不知道有一种致命的疾病在那里流行，他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对于自己行为所隐含的危险还是清醒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他还对一位学生和朋友说过：“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要相信你的自我。不要害怕活着，也不要害怕死亡。要有勇气，做你感到你应该做的事——去希冀，去创造，去超越！你会赢得这场游戏的。”由此看来，福柯之死并不是偶然涉险的结果，而是一种颇具哲学意味的有意涉险的结果。这种结果乃是他所心向往之的“极限体验”的题中应有之义。

福柯对虐恋活动极为迷恋，他购买了一整套虐恋的服饰和工具，一到美国加州就义无返顾地投身于那些被他称为“性爱试验场”的场所，尽情欢乐，去经历各种极具危险性的“极限体验”。他把虐恋实践作为发现“新的生活方式”的途径，认为它能使“我们的自我对快乐变得极其敏感”，并借以“发明（不是发现）一种尚不大可能的存有方式”。他的最终目标，是使自己能够“以非常规的方式思考”，能够感到沐浴在“被忘却了的原始光辉”之中，能够感到同自身内部的神秘（也许还是神圣的）活力协调一致——这种活力，康德称之为自由，尼采称之为权力，海德格尔称之为“纯粹的超越性”。在西方的思想史上，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自然与文化、混乱与秩序、本能与理性的区分是一种最经典的区分方法。这两者被尼采形象地归结为两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

酒神狄俄尼索斯雕像

尼采主张在上述二者之间寻找平衡以构筑一个人自己的存在宗旨。他认为，在西方历史中，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压抑和贬低。“他担心，基督教已教会了欧洲人去憎恶肉体及其未驯化的动物活力。而且，随着现代国家调节生活各个领域的能力的增长，人的狄俄尼索斯方面正濒临消失。由于国家极力让人们遵守那种最令人麻木不仁、最整齐划一的文化法典，狄俄尼索斯方面深受其害。”福柯也有同样的担心，他对酒神精神也有着同尼采一样的钟爱。福柯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充分体现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精神，他质疑理性，重视身体。正是因为有了福柯，身体和非理性这些领域才受到学术界的真正重视，才真正“登上大雅之堂”。而福柯生命的底蕴就是一种自由的酒神精神。康德的“自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概念，据说那是一种“闪烁的微光”。福柯说：他“一直在试图使这种‘闪烁的微光’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与此同时，他也使这种“闪烁的微光”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尼采曾经忧心忡忡地说过：“一旦我们拥有了全球性的经济管理（这很快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类就会发现它彻头彻尾地成了一架为这种经济服务的机器，那将是一部巨大无比的发条装置，由无数极其微不足道的、极其精细的‘被改造过了的’齿轮所组成。”中国的文化虽然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但在这一点上，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这样说时，我心里想的是我国一度盛行的螺丝钉精神，它简直是尼采心目中的“发条装置”和“齿轮”的形象而生动的注解。它一度成为主流文化提倡的生活哲学，而这种生活哲学完全彻底地抹杀了人性的丰富多彩和主动性、创造性——怎能想像一只有创造性的螺丝钉呢？一旦它创造，它将毁了整部机器。

福柯的一生都在努力进行一场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我何以会活着？我该向生活学习什么？我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今天这个我而受苦受难？”尼采痛心疾首地说：“最卑鄙的人的时代”正在到来，他们是“最后的人”，这种人驯顺而健忘，不知道动物活力为何物，没有逃遁的能力，也不愿与众不同：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最后的人”对此茫然不解。“难道我们不正在完成磨平生活的所有棱角这一巨大工作，以此来把人类变成沙砾？”

所谓尼采式的探索就是：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尼采从不把自我视为某种给定的东西。他说： “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种社会结构。” 自我是文化的产物，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探究和打破主流文化或现代性对人的塑造，寻求人的生成而不是人的本在，这一尼采式探索就是福柯受到的主要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声称自己是“处于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阳光之下”。

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是叔本华、尼采福柯这些大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叔本华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而深刻，令人感到震撼，他说：“一切欲求的基础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的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

在人生的这两种“最后成分”中，福柯显然是更多地感受到痛苦。据福柯的好友德菲尔说，福柯生命的最后几天的日记里写满了卡夫卡的话。对福柯来说，任何可以想像的社会，或公开或隐蔽地，都注定要导致难以言状的苦难，就像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所描绘的那样。福柯曾说过，他属于很难体会到快乐的那种人（快乐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事）。从年幼时起，死亡对于福柯就有神秘的吸引力。我坦白地承认，这是福柯性格中最令我难以理解的一点。有一次，他被车撞倒了，他当时以为自己要死去了，就在那时，他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欢欣。这个很难体会到快乐的人在那个瞬间感到了巨大的快乐。 对于那些真正参透人生意义的人来说，平静地死去应当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是像福柯那样从死亡中感受快乐的人却属凤毛麟角。 这一点也许将永远是一个谜。它的谜底只有福柯本人才知道。

《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作者：李银河

出版年：2009-11

责编：惨绿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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