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张爱玲反抗父亲,但也不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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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张爱玲反抗父亲,但也不恋母

【编者按】9月30日是张爱玲的诞辰。1920年9月30日,她出生在上海,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943年,张爱玲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随后《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相继发表,让她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异类。本文摘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原题为“鲁迅是一座山,但张爱玲是一条河”,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张爱玲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用三点来简单概括。

第一点,张爱玲是一个用中国传统小说手法写出现代主义精神的作家。“五四”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是反叛或更新中国传统的。西方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走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道路,就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讲平等、自由、博爱,相信人道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之类。老实说,“五四”的这些工作至今还没完成。能否跳过去?能否“超克”?我很怀疑。

与此同时,西方文学的主流是现代主义,是颓废的、异化的、黑色幽默的、意识流的东西。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并不是主流。所以,张爱玲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区别在于:她比较向往过去,

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只是一个支流,是非常边缘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李金发、穆旦等,都是现代主义作家,但他们都不是主流作家。在中国,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学的时间是重合的。

用传统小说如《红楼梦》、《海上花》的笔法,写民国世界。她不会像巴金那样写:“咬着牙齿狠狠地说:……”张爱玲会这么写:“觉慧道:……梅表姐笑道:……”“咬着牙狠狠地”这些表情,都要通过“道”的内容来体现,她不会加上新文艺腔的说明形容。《红楼梦》和《海上花》从来没有这样写过。这种加上表情、形容词的写法是新白话,而她用的是旧白话。

但她的旧白话又不真写鸳鸯蝴蝶派小说。旧白话当时有人写,比如《海上花》,还有周瘦鹃、秦瘦鸥甚至张恨水,写了很多鸳鸯蝴蝶派小说。可张爱玲用传统小说的部分手法,写貌似鸳鸯蝴蝶的情欲故事,却能写出现代主义的悲凉颓废。简言之,她是以《红楼梦》手法写现代主义。她有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蚤子。”这是她十九岁时写的,后来成为她一生创作的总标题,就好像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标题。或者有人想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但就想不到后一句“长满了蚤子”。我曾把这句话讲给一位美国教授听,他说,这本身就是高度的现代主义。他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我原来没想到。我本以为华美的袍很漂亮,上面有蚤子。那个美国教授说,不,这袍为什么华美呢?也许就因为蚤子小虫的细细闪光,远看才显得华美了—因为它有花纹,而这花纹不是别的,正是密密麻麻的蚤子。这样一解的话,张爱玲的小说就更深刻了。

第二点,张爱玲以俗文学的方式写纯文学。“五四”时期,文学壁垒分明。鸳鸯蝴蝶派就是俗文学,口号是“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巴金、老舍的作品都是严肃文学,忧国忧民。可张爱玲的第一篇小说就给了《紫罗兰》主编周瘦鹃,一点都不忌讳通俗文学,而且她后来把作品全部授权皇冠出版。张爱玲的书在皇冠出版,封面很华丽,乍一看好像应该放在言情小说、流行文学一栏。所以,在很多书城,张爱玲和张小娴、李碧华放在一起,张抗抗、王安忆放在另外一边。张爱玲毫不忌讳俗文学的书店、包装、宣传甚至题材和写法。一方面,她的文学以貌似通俗文学的名义出版,但另外一方面,她的作品又进入了纯文学甚至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

第三点,张爱玲的作品是批判女人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觉得男人写的作品歪曲了女性。可张爱玲的作品偏偏在很多地方批判女性,比如《倾城之恋》里,范柳原讲白流苏,说“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好像是男人的偏见。张爱玲的另一篇文章《谈女人》,也从正面的角度讲,在某种意义上,女人就是把婚姻看作长期的饭票。再如《倾城之恋》里的这些话:“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张爱玲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可又有很多话在批判女人。

简言之,张爱玲在历史观、语言、抒情方式这三个方向,对忧国忧民、启蒙批判的“五四”新文学构成了某种反驳与挑战。

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

黄子平曾说,张爱玲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 “安放”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彩。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大概的秩序,本来是“鲁、郭、茅、巴、老、曹”,后来再加上沈从文、钱锺书,唯独张爱玲不知该怎么放。然而,在台湾、香港和海外文学中,张爱玲的影响和地位就像鲁迅那么重要。张爱玲是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出身最“豪华”的,虽然她小时候并不知道。祖父张佩纶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派,曾在皇帝面前做侍讲,外面有什么贪官,有些什么腐败,他就告状,让皇帝去处理,等于又做“中央党校”的教授,又做“中纪委”的官员。可惜好景不长,当时是“浊世”,他做“清流”是要得罪人的。人家也不说他不好,只说国家有大难,“清流”都是精英,派他们担当重任吧。当时朝廷里就有人出诡计,把张佩纶派到福建,跟法国人打了一仗,叫“马江之战”,输了。其实谁打都输,因为法国军舰好,清朝贪官买来的炮弹里面是沙。但这个打败的责任就是张佩纶的。犯错误了,被流放到张家口。过了几年,流放完了,李鸿章觉得对不起他,就把女儿嫁给他。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他们结婚的房子就是李鸿章送的。当时李鸿章是朝廷重臣,权力很大。到民初时,张家已经衰落了,昔日荣耀变成丑事了,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从没跟她说起这些事。她后来看了曾朴的《孽海花》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十几岁了。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她父亲后来又结婚,后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员出身,过气的贵族。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

在理性上,张爱玲当然选择母亲,十六岁以后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打她、关她。可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到母亲,大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小团圆》。写到父亲,反而批评之中含着深情。举个例子,她写母亲给她找了一个教钢琴的俄国老师,老师教完钢琴后,在她额头上亲一下。小张爱玲记住了那个被亲的地方,等老师走后,她就拿出手绢拼命地擦。她恨。可是,父亲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她回想起来还是充满温情。

为什么张爱玲对父亲比较留恋,对母亲比较麻木呢?有人说是恋父情结,但张爱玲后来和父亲关系一点都不好,父亲晚年在上海生活得很惨,她也不关心。她写过一个小说《心经》讲恋父,写得也很勉强,最后还是母亲出来救了女主人公。

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对时代、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后来胡兰成和她谈起《战争与和平》与《金瓶梅》哪个好?张爱玲说,当然《金瓶梅》好。张爱玲回忆说,那时“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凡是中国的都是黑暗的,凡是过去的都是黑暗的,凡是现在的都是光明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光明的。 “强行”这两个字就说明,她后来知道这种划分是不对的。所以,张爱玲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与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这和沈从文有点相似。她不认为在文化上,民国就一定比清朝好,也不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中国的东西好。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张爱玲小说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型:自己,父亲,母亲,当然还有胡兰成。

还有一点,“五四”文学中的“父亲”是个显眼的空白。在现实层面,作家的父亲们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征层面上,父亲又大多是负面人物。所以有一个“弑父”情结。与此同时,无论写实还是象征,母亲都是启蒙者,都是爱与被爱的对象。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弑”父,但也不恋母。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晚年凄凉地死在洛杉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最后,她所有的版税、稿费都是交给朋友宋淇和皇冠出版社,没有留给任何亲人。其实她是有亲人的,姑妈对她很好,但她晚年也不回上海,什么亲情都放弃了。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许子东/著,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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