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美国大萧条的,竟然是一个小女孩

“挽救”美国大萧条的,竟然是一个小女孩

上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涌现了大量表现纯真儿童的喜剧歌舞片。一名叫秀兰·邓波儿的小女孩穿梭在各个喜剧歌舞片中,用她那纯真可爱的表演,给苦寒交加的平民们带来快乐。

经济大萧条让整个社会陷入贫困,却促进了电影文化的繁荣。现实愈悲惨,人们愈需要通过电影寻找快乐。

从1932年在一部短片中崭露头角开始,到经济大萧条结束的1939年,秀兰·邓波儿一共表演了20多部电影,其中1934年参演的电影多达九部,且每一部都获得了极高的票房。这些表现童真的电影既是愈合精神伤口的良药,但很多时候,也是蒙蔽悲惨现实的麻药。

电影《卷毛头》剧照

一、经济大萧条

对那些经历过大萧条(注:指1929年到193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而未损失全部财产的人来说,最挥之不去的幽灵是一个身穿救济服装的男孩,正如经常被描述的那样:他看起来像枯瘦的杰基·库根(译者注:美国默片时代的著名童星),但是却面无笑容、反应迟钝,正停下来盯着咖啡馆或者百货商店的橱窗看;他的腿显然太过纤细,而肚子则稍微有点隆起。这个幽灵有成千上万的化身。

我们在练习合唱,一个12岁的小男孩站在前排。 他穿着整洁的工装裤,但是下面什么也没穿。 他一直在队伍里站着,突然向前倾斜晕过去了。 这是下午2点钟……他从昨天起什么东西都没吃过。

五百名中小学生,大部分都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在芝加哥的市中心游行……要求学校系统给他们提供食物。

当然,无论是在大萧条,还是在这篇文章的语境中,这些孩子都是象征性的。他们所象征的是数百万靠救济度日的人的临爆点,尽管这些人在大萧条早期就广泛地显示出他们无意反叛,只想平稳挺过难关——如果他们的孩子对衣食的最低限度的需求能够被满足的话。

大萧条期间,和父亲共享“圣诞大餐”的儿童们

1934年冬天,当罗斯福政府执政的第二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充足的联邦救济已经不再具有多少可能性。评论家们注意到民主党将采取行动的印象让慈善努力彻底涣散。然而,仅纽约就有35.4万人接受救济,⽐一年之前多出了7万7千人;平均每天就有1千5百份救济申请书。一个路过俄亥俄州的记者发现该州的家庭仅获得了人均1.5美分的救济。《民族报》(the Nation)报道:“在西半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机器已经慢下来了。六分之一的纽约人依赖失业救济金生活。这个城市三分之一的工作⼈⼝又失去了工作。”

随着日子变得越来越短和越来越灰暗,很明显对于数百万的人来说最困难的时期还在前面。在二战带来的经济繁荣扭转萧条之前,那些由于积年营养不足而智力和身体都发育不良的孩子还将面对更多年的贫困生活。少数因照顾饥饿多病、脾气暴躁的孩子而精神崩溃的父母将会杀掉一个或多个孩子——有时候还有他们自己。

但就在此时,秀兰·邓波⼉出现了。

二、秀兰与爱

秀兰自出生以来从未在夜间醒过。她从不患病,她的母亲依稀记得“曾经有过一次小感冒”。3个月的时候,她就拒绝用奶瓶,非让人家用汤匙喂不可。她6个月会说话,13个月会走路。她每天早晨起床时,不是唱着歌,就是背诵白天该念的台词。她是一个智商高达155的天才。她不在书上涂抹,不在墙纸上乱画,也不弄坏玩具。医生和牙医给她的母亲写信,询问她在饮食与生活方面有何诀窍,她母亲答复说实在没有什么诀窍可言。她与父母的关系亲密自然。她从不想到自己,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没有被宠坏。

如果她的母亲不是一位直率的女子,如果没有关于这些事实的独立佐证,人们只能推测秀兰不是真的,会认为她不过是大萧条时期千百万儿童苍白的身体和苦难心灵所投射的一个截然相反的美好童年的影像。然而,她确实是真的。她的各种传记,不像大多数好莱坞明星的传记那样,是经过修饰润色的神话,而是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证词”。

摄影师告诉我,在拍摄一场感情戏时,她演得如此神奇出众,整个摄制组都给迷住了。直到她演完,大家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出神。“她走过的时候,我想伸手去碰碰她,”为她拍了所有静物照的托尼·马格林(Tony Ugrin)说,“我简直难以相信她是真的。”或者如阿道夫·孟郁(AdolfeMenjou)所说,“邓波儿这小丫头,把我吓坏了。她是……她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她4岁就成了埃塞尔·巴里摩尔!(译者注:美国著名女演员,被誉为“美国舞台第一夫人”,代表作有《寂寞芳心》等等。)”

然而, 我所勾勒的秀兰与大萧条历史的关系远远超出她的传记与许多萧条时期儿童的真实童年之间的辩证法游戏。将这种关系概念化,是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事。没有人会感觉不到她在影片中的人格面具与慈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鸣。但要说出它存在的原因,就需要用一种理论来解释她所在的制片厂的有意或无意的意识形态偏见,就要在无意的意识形态、对流行的观念和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时事”电影症候)和对电影观众的情绪与关注点的广泛协调这三者之间做出区分。考虑到福克斯公司1934年的经济困境及其借助秀兰·邓波儿实现的复苏,以及它在洛克菲勒金融集团的指导下与二十世纪公司的合并, 人们最起码可以预感到对某种利益集团的屈从,这种利益集团同样也控制着胡佛和罗斯福(注:先后担任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总统)。

但这种卑躬屈膝不必以传达和拥护某种阶级观点的面目出现。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压制和混淆的原则(更自由地)进行运作。秀兰的影片和她的传记的确含有吉福德-扬之流的信息——人人应该关心不幸者,而工作是一项快乐的活动——但更引人注⽬的似乎是他们所没有包含的东西,或是仅以替代和歪曲的方式所涵盖的内容。

电影《小天使》剧照

秀兰与大萧条历史最密切的联系存在于她的影片之中。我将有选择地对待这些片中的细节:我将主要忽略她作为艺人的功能,如她的许多舞蹈、歌曲、同其他可爱的孩子的互动等等。这些娱乐段落数量之多, 使她在电影中的其他功能都被边缘化了。但在1934到1936年拍摄的11部影片中,属于情节性的、用于发展一个人格面具的段落占了主导地位。

在这些影片中, 秀兰常是孤儿或是没有母亲(《小马克尔⼩姐》、《亮眼睛》、《卷毛头》(Curly Top)、《小酒窝》(Dimples)、《詹纽阿利船长》(CaptainJanuary))、或无人收养(《小天使》(OurLittle Girl))的孩子。她通常被认为出身一无所有或被社会拒斥的失业无产者家庭[这一点在《宝贝,鞠个躬》、《小马克尔小姐》和《小酒窝》中较为明显;在《小天使》、《现在和永远》和《小孤女》(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中较为隐晦]。当她出身富贵⼈家时[《小上校》(The Little Colonel)、《小孤⼥》和《小叛逆》(The Littlest Rebel)], 她也表现出对仆人、黑人和流浪汉的亲近。

电影《亮眼睛》剧照

实际上,在所有这些影片中, 她的主要作用都是软化(尤其是富人的)铁石心肠,代表别人去吁请, 敦促两个对立社会阶级的成员互相沟通, 有时还帮助他人获得新生。

在这一系列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压抑、置换和凝缩的明显形式。尽管同无产阶级有联系,但秀兰的角色很少是工人之女,更不是失业工人的女儿。在她的父母是工人的那两部影片(《小马克尔小姐》和《亮眼睛》)中,他们都在影⽚开始前或影片中死去。因此,无产者在工作的事实在影片中通常是隐而不表的,而行骗、乞讨和偷窃则成了他们挣钱的手段。不过,这种诽谤性的阶级画像被喜剧与讽刺软化了,后者通常作为优越感和偏见的置换性态度而发挥作用。一个滑稽的无产者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他打开了认同之门,甚至是慈悲情怀。

秀兰的软化、调解以及其它类似的⾏行为都是自发性的,来源于她对他人的爱。她的行为是大萧条中期所有为穷人打造的救济计划的凝缩,却也抑制了有关给予或分享(收入所得税、联邦政府开⽀支)的职责的观念。秀兰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天然的:人人向着吉福德和扬敞开自己的心怀,最困难的现实也会改变或烟消云散。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秀兰的爱属于一种特别的类型。它不像上帝之爱那样,以一种普遍性的神力吹拂大千世界,却是一种顺应需要而产生的爱。对于影片中心肠最硬的人物来说,她就像一块磁石: 比如形容憔悴的富翁、防御心重的缺少爱的人、冷漠的权威人士(如军官)和顽固的罪犯。她展开攻势,深入并打开他们的心扉,使他们能够奉献自己。这一切有时对她也有影响,迫使她处于这样的境地:她必须决定谁最需要她。这是她的烦恼和磨难,并把她带入最绝望的时刻。需求、给予、决定谁的需求最重要之间的汇聚也明显地暗示了救济的经历。

秀兰爱的能⼒被多种因素如此强烈地决定,以至于她实际就生活于其中。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她没有本我、自我和超我。她是力比多(注:性本能)未被结构的物化,就像爱因斯坦在流行神话中是思维能力的具体化。爱因斯坦的大脑使他的前额突出,使他的身躯矮小,使他的头发直立。秀兰爱的能力把她变成一个温柔的小球,使她头发卷曲、脸蛋上浮现小酒窝、并不停地活动——跳舞、走动、嘻笑、哄骗、撒娇、发光、亲吻。既然她的爱不分尊卑,从守财奴到普通的流浪汉都一视同仁,那么这种爱便是⼀种与民主或美国宪法精神相符的社会的、甚至是政治的力量。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都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潜能。但是,在探索秀兰的银幕人格面具时,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胡佛和罗斯福执政期间的政策的产物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相反,人们意识到,秀兰是各种力量的交汇之地,包括通过幻想缓解现实、因儿童缺乏照顾而恶化的情感、齐心协力战胜萧条的普遍信条等。然而,在秀兰和其爱的重负(burdenof love)出现之时,官方的慈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最终的强硬形式,支持慈善的公共资源也已经被耗尽,如果忽略这个事实,同样也是天真的。

三、秀兰:她的工作,她的金钱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大萧条时期对待慈善事业的态度是基于经济基础的力量。我们已经注意到,秀兰的作用之一就是在需要她的人们之间不断被转手——成为孤儿、被交换以及被收养。她最后总是被最需要她的人所拥有。拥有了她的人就拥有了对付萧条经济的独一无二的魔法石。魔法石所到之处,贫穷变成富裕,严酷的现实变成光辉的幻想,悲伤变成令人眩晕的欢乐。所有这一切都是对金钱的社会作用和功效的置换。

如果这个论点还需要加强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更多的证据。秀兰的绝对价值一直是人们推测的⼀个话题。通常被引用的数字是1000万美元——在大萧条时期,这几乎是一笔让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正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一段症候性的文字所描述的:“当她出生的时候,医生并不知道,根据天意他需要说的不是‘是个女孩’,而是‘是个金矿’”。在她被制片厂发现时(1932年),她的父亲只是一个银行职员,但是因其名声(这可以吸引储户),他不久就成为加州银行一个豪华分行的经理。这种银行家与不可估量的财富之间的结合本身便是颇有启发性的,尤其是对于像J·P·摩根这样的金融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的时代。

甚至秀兰的爱的能力也和经济有关,因为我们意识到福克斯公司复制了胡佛-罗斯福政府的策略,出于内在的经济动机而拥护同情心(尤其是试图从同情心的奇观中获得利润)。同时由于30年代电影业以明星为中心的特性,秀兰成了垄断控制电影发行的一种力量。

如果我们在秀兰所有的功能之外再增加一项,即她作为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资产,以及她的金色秀发和名字对于生产秀兰·邓波儿玩偶和其它产品的厂商的价值的话,那么秀兰的整体意象就更加清晰了。她被归为那一类象征资本主义虚假民主的物体:康斯托克矿、爱尔兰赛马彩票和来自于远房亲戚的遗产。如果我们将秀兰不可估量的价值与不能够被分享的特性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同大萧条时期资本的概念是在深处一脉相承的:资本这一⾄至关重要的力量是无法被分享的,否则其效⼒将被摧毁。

电影《卷毛头》海报

银幕中的秀兰作为孤儿,经常穿着破烂,除了爱以外,她无可奉献,但却吊诡地成为金钱观念的镜像。这种吊诡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种把贫困和富足这样的词汇不可分离地融合在一起的矛盾修辞法。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多数工作使人异化,这一常见的说法在以经济萧条著称的危机时期最适合不过了。在这样的时期里,工作不仅更加受到个人不安全感的影响,也受到切实的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的影响。例如,3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工人遭遇过下述一种或数种境况:工作进度加快、工时缩短、工资减少;解聘高薪雇员,雇用愿以低酬工作的人; 操作老化和危险的机械,安全标准普遍下降;一些⼯厂对思想言论严加控制,使工人除了请求指示或布置任务以外一言不发;不能对工资扣除部分进行查询;被阻挠罢工的私家侦探和暴徒殴打;被迫默许公司为寻找失窃物品而搜查⾃己的家。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工人

还有一些最极端的使人异化的工作形式:为五斗米(常常只是⼀碗汤和一块干面包)⽽扫大街、拖地板、刷墙壁。就是这样的工作,使人们幸免于丧失进取精神和良好道德。在翻阅萧条时期有关各类型的工作者的记录时,不难发现大多数的工作经历都是令人烦恼和焦虑的。

关于秀兰的传记⽂文章无一不对她的工作态度进行了描述。这不仅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例选自《时代》(Time)周刊:

她工作起来毫不费劲。她以表演为游戏,就像别的小姑娘玩娃娃一样。她很早就开始接受训练,现在几乎下意识地就能吸收指导意见。当她的导演向她解释他想要某场戏如何表演时,秀兰看着自己的脚,似乎是在想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拍摄开始时,她不仅明白自己的作用,还常常知道其他演员的作用……受到批评时,她一点也不敏感……一天上午,秀兰·邓波儿崇拜的老朋友、踢踏舞演员比尔·罗宾逊教她一个软鞋舞、一个木鞋华尔兹、三个常规踢踏舞。她并不看他,只是听着他的脚步声,便学会了。

电影《卷毛头》剧照

第二例选自她母亲写的文章:

我从来用不着催促秀兰跟我去摄影棚,她过去想去, 现在也想去。电影表演不过是她游戏生活的一部分。她没有丝毫对明天的忧虑和对失败的恐惧。有几次,我们一起离开摄影棚时,她抬头望着我说:“妈妈,我做得都对吗?”

因为秀兰只是在做游戏,无关对错,我就不置可否地回答,“行”。仅此而已……我不知道秀兰是否理解她所参演的电影。我们不讨论情节或人物,事实上,我们不讨论她电影工作的任何部分。她的表演的确是游戏。她飞快地学会台词,就像任何孩子学会童谣和故事那样……我们第一遍读剧本时总是很热心。有时,剧本刚发下来,秀兰等不急到了家再听人念她那些台词。一天晚上她说:“打开车里的灯,你边开车边给我念台词”。

这项快乐而轻松的工作,让秀兰每周收到10000美元和3500封观众来信,感谢她所带来的欢乐。秀兰的工作经历与绝大多数经济萧条时期的工作体验之间的悬殊是荒唐的;而所引的这类描写的频繁出现则说明这种悬殊也是令人着魔的,就像1932年J·P·摩根被揭发没有缴纳收入所得税一样。

秀兰与工作的关系,为她与爱和金钱的关系组合又添加了一项内容; 但工作是否也与爱和金钱建立了相互关系呢?马克思的敏锐观察提醒我们,从金钱与生产它的工作之间的关系考虑,金钱具有压制和审查的作用。大多数商品同样具有这种功能,这些商品的设计和完成都是为了掩盖其中所投入的劳动的痕迹。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9世纪60年代英国诺丁汉童工生产的蕾丝花边是在〸分苛刻的质量与清洁标准下完成的,这些标准有效地消除了制作的手工痕迹。购买蕾丝花边的富人看不见任何能使他们联想起其中的工作、工人或社会的阶级剥削结构的东西,更不会因此对工作环境产生好奇。当时的情况是,多达20名儿童挤在一间没有通风、充满臭味的12平方英尺的屋子里,在一个⼥雇主的皮鞭下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即使在大冬天,他们也得把鞋⼦子脱去,确保花边不被弄脏。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普通家庭

有人或许会说,秀兰与工作的关系与一幅诺丁汉蕾丝花边或1美元钞票是一样的:她也审查和掩盖了自⼰的工作。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许多人都知道,她每天一大早就被母亲叫醒,开始背诵她的台词,并且一路背到摄影棚。只是秀兰的工作是自我隐匿的——一副纸牌消失在空中,或是神奇地变成了价值周薪一万美元的儿童游戏。但是,在秀兰的影⽚与工作的关系中有一点准确符合了马克思的观点。在大萧条时期的商品中,也许再也找不到⽐秀兰·邓波儿的影片更像诺丁汉蕾丝花边的了。除了作为秀兰言行的目击者之外,从来没有人书写、提到她的导演、编剧、摄影师、作曲家和其他人。他们制作的影片抹去了有关他们的技艺的一切痕迹。这些影片就是最少量的导演、无痕迹的剪辑、不引人注意的摄影与配乐、无特征的对白的完美例证。每个毛头或棱角都被磨掉,整个产品都被高度抛光。

四、秀兰的魔力

在秀兰·邓波儿的影片和传记中,通过一个微小但非常重要的置换,慈善和主动进取精神分别以爱和工作的形式出现了。但爱和工作都被从一切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中抽离出来。它们都没有起因,也没有动机。它们只是作为一些天生的特异功能出现在秀兰身上,就像梅林的智慧或兰斯洛特的力量,他们的能⼒力是充满魔力的——他们能够改变现实, 并自动创造幸福安康。

金钱在保持其矛盾本性时要服从两种相对的运作。在秀兰的影片以及对现实生活中金钱观念的描写中,它被删除以致不复存在。它不仅不具有破坏性了,而且已经化为乌有。但秀兰的大量传记则对金钱有着相反的描述,金钱挣脱了束缚,变成了一个卡利班(译者注: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魔法师Prospero的丑陋奴隶。)想要拥抱的令人如醉如痴的美梦,一个金子从天而降的幻象,一座产生于一位小女孩的快乐、卷发和笑声的宝藏。这个梦幻摆脱了一切焦灼挣扎; 人们只需要靠在座位上,像贪食忘忧果的人那样,让令人痴迷的形象去占有他们。然而任何进一步阐明这些关系的企图也许都有些执迷不悟, 因为这要求审查的力量与混淆黑白的力量之间保持连贯有序,而通常那儿只有杂乱的相互影响。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普通家庭

我说过,秀兰的影片没有创作者。这是不真实的。她的电影宣传拷贝明明告诉我们是秀兰·邓波儿创造了这些影片——我们可以推想,有时她是在同宠物兔玩耍,或吃着最喜欢的菜肴、罐头桃⼦和冰淇淋的间隙,完成了这些创作。我已指出,在萧条时期, 很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在物质方⾯备尝艰辛。但胡佛总统英明地注意到萧条“仅仅是一种思想状况”,秀兰的生活与工作就充分证明了胡佛总统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还暗示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现金也许比一个孩子的温暖触摸更有诱惑力。这个观点包含着一种不合常情的逻辑; 但这个想法是实利主义的,更是非人化的。秀兰的影片从未陷入这种耶酥会教义的窘境;它们总是将唯一可靠的解决办法摆在我们面前:爱的改变性力量。

随着我华而不实的观点大厦的支撑物从底部崩塌,我的论证开始破碎、失效并且从它曾被错误竖立起的地⽅沉入历史的黑暗冰湖中。但是当最后的泡沫出现时,一些东西浮出了表面。它开始飘到空中并且发光,呈现出一个闪耀的形体。现在,它获得了它的全部⼒力量,开始像一个剧院招牌那样一闪一灭,它的脚开始跳一些典型的踢踏舞步。它是秀兰·邓波儿!她重生了!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等巫师所下的理性咒语中释放出来了。现在我们听到她的声音在宣告大萧条已经结束,并且从来不存在,在她的每一部电影中它都无休止地结束了。

那些电影就在我们附近的戏院上映,我们应该前往观看;我们应该学会去爱孩子,为他们哭泣并且对他们敞开心怀;我们不应该憎恨富人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年事已高、痛苦且少有人爱;我们应该学会在工作的时候唱歌,用跳舞来赶⾛疲倦;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患有佝偻病和缺乏蛋白质的上年纪的讨厌鬼,但是只有秀兰·邓波儿的粉丝们可以笑着将这些病状驱走。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使自己陷入了极端的非理性,完全阻碍了思想的过程,我们就再次能够以合适的思想状态来看待秀兰的影片,或许就会像她接受她在好莱坞葡葡园中的劳作那样以简单朴实的方式接受她。

李祎琳译 杨玲、刘金平校

本文有删改

《明星制:欲望的产业》

[英]克里斯汀·格莱德希尔 主编

杨玲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责编:大枝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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